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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明白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练习Krav的。这人得是一头‘黑羊’才行。再次提醒你，下次到禁闭室或者监狱里去挑你的备用人选。在那种地方，你总能找到最勇敢自信的人。
好了，忘了这些，干活去吧！要准时完成任务。这才是最重要的。”
两天后回到总部，我和指挥官进行了一场很不愉快的对话，又发生了新的冲突。大概是决定要彻底解决问题吧，他把几个没有出任务的人都叫来参加关于训练问题的“讨论”。他玩了点手段，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同伴们觉得我是主角，所以都不开口，等着我申诉原因，然后再支持我一把。轮到我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指挥官声称他没必要听早已经知道的反调。既然没有人发言，就是说多数人对这个讨论都不感兴趣。他于是宣布讨论到此结束。我强烈抗议。我们发生争执的时候，这些同伴的在场也没让他有什么责任感，他居然转身走了，然后傍晚时分把我叫道他的办公室。在他那儿，他通知我有可能将我调往其他部门，“我的创新工作方式”不会造成什么混乱的部门。
这个决定当然还只是纸上谈兵，但整个部门还是都传遍了。我受到一个同伴的邮件：“大家都知道了，但你不要就此放弃。此时不做，更待何时。缺的只是机会而已。我还是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大家团结起来。（我知道，这一年来你反复这么说过……）以色列工会？要不我们罢工吧？
反正，别同意把你调走。如果你的想法现在不能实现，那就永远没机会了。如果他想赶走你，那就有他好看的，因为留在我们手上的活儿还不少呢。依我看，他是走投无路了，他耍威风是因为他辙了。所以没有理由向他让步。我们总可以试试把？
只有一件事情令我放心不小，那就是你。我担心你一走了之……”
我不是第一个想脱离这行的人。在我之前有不少人试过。通常上面给予的回答就是把你关上几年。一般情况下是二十五年，而且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单独关押。能说话的也就只有牢房的墙壁了。我见过一个已经被放出来的，这事儿基本没人知道。这是我以前一个搭档的朋友，刚坐完十七年牢，这倒不是对他所作所为的惩罚，而是过这么长时间后，他所知道的一切就不构成国家机密了。我亲眼看到了这个人的景况，四十来岁，憔悴，呆滞，活在一个昏昏噩噩的世界里难以自拔。我可不想步他后尘。
那些机灵些的，就不辞而别。一般总能被找到。这个世界，能藏身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一旦回来，面临的仍然是入狱还是继续干的要挟，他们选择了后者。
我知道的人里面，有三个成功逃脱的例子。一个在越南落脚，开了一个比萨店。对那些西方人来说，这餐馆就跟沙漠绿洲似的，尤其是对那些不习惯吃亚洲菜的美国人而言。我和联系上了，他建议我去找他。那边还能开上几个比萨店，而且按他说的，在那儿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
很多以色列人到印度去，特别是在兵役后期。一个同事就在那里找到了安身之处，为延长长期签证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第三个嘛，进了一家加拿大公司，经济咨询方面的。他坐过一段时间牢，但手里有一份名单作为要挟。那东西上有不少重要主顾的资料，使他得以过上平静的生活。不过他还是需要小心令人不愉快的尾巴。
至于我，一直在寻找脱身的最佳方式。说实话，到越南或者印度过一辈子对我毫无吸引力。要么太潮湿，要么就太热。加拿大呢，又太冷了。
看到我长时间这么心不在焉，乌里受不了了。有天傍晚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向我“仔细”说明他们对下面几个月的考虑。凡是总有回报的一天。不少人没等到这一天，但乌里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损失比例。见我对无动于衷，乌里显得很吃惊！他换了一种口气，转而向我描述严重的后果：如果我心理崩溃或者卧床不起，我将会被送进哪家哪家“医院”。我很清楚，他不是在吓唬我。没有人能够跳出这个圈子，否则就有我这样的人会学样。我们的生活就被那句口号左右：要么行动，要么死亡。
那个在越南开比萨店的同事刚刚被逮捕了，罪名是涉嫌毒品走私。他也好，我也好，都从未沾过毒品的边。我们都极其厌恶这种东西。再说，他曾亲口告诉过我，他的比萨生意养活自己绰绰有余。所以，我怎么可能相信他做这种生意？我和乌里说起这些。他回答我，监狱里多的是无辜。我明白他的意思。
乌里想帮我，因为我这人对他的胃口。但他也认为我必须被孤立起来，我的行事方式不能推广，而且在他看来，我的训练理念在队里行不通，执行任务的时候也行不通，因为对手开始了解我们了。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离队，尽可能平安地过完我的余生。他相信，我也就能再撑过三四年吧……
我得到的唯一好消息是，我不用再去原来去过的地方执行任务了。我已经过于引人注目。坏消息是，他们派我去的地方，要么情况不妙，要么偏僻之极，要么就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随便什么鬼地方。他们指望这能让我改变注意。
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心情沮丧。接下来我告诉自己，会对付过去的。我在灰心丧气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之中摇摆不定，后一种心情能让我日子好过一点，那就是它了！有时候我会退而以旁观者的身份分析自己的状况，不知道自己怎么才能真的摆脱。我已经很久很久都都没有家庭生活了，我也没了健康。现在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几个月过去了。又一次，乌里在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找我来了。我大吃一惊。
“工作怎么样，”他勉为其难地想让语气显得愉快一些，“有进展吗？什么时候出发？”
“还没呢……”
“该抓紧些。什么时候动身？”
“等这边完了之后。”
“听着，”他说，“抓紧，然后出发。回来的时候要当心。”
“为什么？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
“你知道我所不知道的原因，对吧？”
“我只是担心你不够警觉，不够谨慎罢了。你要离开的想法让所有人都不高兴。”
“我必须特别小心某些事情对吗？”
“按我说的做，不要放松警惕，即使是对自己信任的人。小心你的左肩上方。”
“我的左肩？什么我的左肩？”
“我说完了。”
“为什么提醒我？”
“你以为共事八年之久，我还能和你划清界限吗？”他反问我，笑得不同寻常。
是啊，我心想，但没让自己表现出来。
“这么说‘他们’要和我划清界限了？”
“赶快做完手里的活儿，”他打断我，“就这样。”
他的走和来时一样，让我疑惑万分，毫无思想准备。他到底想说什么呢，关于左肩？
没错，我决定离开，而且正在筹划，就这么简单。我的合同到期了，我明白这丝毫不意味着我“尽完了义务”也不意味着他们会同意我脱离，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决定。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他们不可能听凭我就这么一走了之。如果他们命令我留下，而我坚持要走，那他们就失去了威信，这对他们控制手下很不利。再说，这确实不是那种用高压约束就能干好的工作。如果我没有了诚意，就该给我一条出路。我糟糕的健康状况也许是一个理由，但在他们看来，却更应该是我战斗到最后一刻的理由。为了避免我们之间最后的谈判，我决定不撕破面子，选择不声不响地离开，但愿他们能随我去了，息事宁人。
现在，既然乌里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也许我该重新考虑自己的计划。
我干完手里的活儿，按原计划在2001年2月动身了，盼着这是我最后一次任务。很不顺利。在和对方交火当中，我头部和手臂都受了轻伤。我昏迷了一整天。醒来的时候，我失去了一部分记忆。地点，日期，都在脑子里乱成一团，毫无头绪。完全想不起来我在哪里，干了什么，又怎么到的现在这个地方。几个当地人看护了我几天，告诉我现在是在黎巴嫩。直觉告诉我必须马上走，可是我却很想留下来。一个声音对我说，不要再会以色列去，否则会有危险。这种状况之下，去哪里呢？
在机场，我下意识地到行李寄存处取了自己的护照、钱和药片。我想都没想，买了一张去雅典的机票。就像是条件反射。从雅典我转到伊斯坦布尔。直觉告诉我，会法国去。我又买了一张飞巴黎的票。我的钱也不够去别的地方了。我慢慢好起来。记忆断断续续地回来了，我被一种难以言状的焦虑所占据。我觉得有危险，但又说不清这危险从何而来，为什么而来。
在候机厅，我要了一本咖啡想让自己放松点，这时候一个同事从我身边冒了出来。我认出了他，这人曾在我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我笑着叫住他。
“你怎么在这儿？”我问。
“去‘工作’。”他高兴地回答道：“你呢？”
“回去……我想……”
“你想？为什么是你想？没事儿吧你？”
“我想……”
我注意到他的左手包着纱布。
“受伤了？”
“问题不大。你碰到什么事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不太踏实。他没再问我什么，聊了聊他的家庭，他的打算。我们彼此都很愉快。我登机的时间到了，他站起身，送我去检票口。
等候的时候，我听他一直在喋喋不休。有些记忆挡也挡不住地涌现出来。突然，我好像听到乌里的声音。“你要当心……我怕你会对自己过于信任的人放松警觉……要注意你的左肩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