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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蔬菜，却不管柴火。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摆在第一位的。这第一位的东西生产队不管，偏要老百姓自谋出路，可把我们这些穷孩子害惨了。俗语有云：兔子不吃窝边草。可乡亲们首先就把窝边草吃了。一开春，青草才露头，生产队就号召乡亲们连根刨起，这叫积肥。那时煮饭的柴火有两种，一是稻草，一是茅草。稻草不经烧，煮一餐饭要烧一大捆，而且早稻草要留下来喂牛，二季稻草要拿去积肥。茅草经烧，但村前屋后的茅草早几年就叫人刨断了根。所以上山砍柴就是孩子们的必修课。一担茅草能卖一块五毛钱呢。砍柴的程序是这样的：鸡叫头遍起床，吃炒冷饭；揣上烧饼，步行，路程从十几里至三十几里，随着年龄增大，路也越走越远，因为近一点的山头给人刨光了；爬山，爬到半山腰天已蒙蒙亮；寻找厚实的草丛，舞起镰刀；日上竿头，就着泉水吃烧饼；在岩洞里午休，等烈日把茅草晒干，以减轻重量；太阳偏西，收集柴草，扎成捆；下山，越走越沉重，三步一歇，五步一停，挨到家时天已黑尽了。读四年级以前，天天盼放假，喜欢逃课。在水沟里捉鱼，树上抓鸟，池塘里游泳，在山坡上滑草。干什么都比在学校里磨屁股强。五年级以后，盼着天天上学，最怕放假，一放假就得上山砍柴，这哪叫人干的活呀！我现在有一个毛病，就是老含背，为此没少挨领导骂。领导说：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把胸挺起来吗？这毛病就是那时落下的。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肩上的担子一天天加重，营养却一天天减少，能不含背吗？可这事还不能跟领导讲，让领导知道你这么没来头，前程就玩完了。
除了砍柴，还有很多必修课。打猪菜是一种。这差事我爱干，我如果有孩子，就让她天天去打猪菜。这比在小班里看图认字效果好，包你几天就把所有杂草的品名、特性搞得清清楚楚。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打猪草可以集体活动，男男女女一人一只小篮子，满田野里乱窜，实在打不到猪菜，还可以拔点青菜充数，只要不是拔自留地的，公家的多一点少一点也没人管。那时就知道公家的东西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另一项功课就很不好玩。我说的是拾粪。对粪这东西真是爱恨交加。它很臭，从动物的下水道里出来的东西都很臭，但能增加土壤的肥力，生产队大大的需要。粪就是工分，人粪最臭，也最值工分，其次是狗屎，再次是猪屎，最不值钱的是牛屎。家乡有句话叫吃在外面，屙在家里，我觉得比吃在羊城讲得好。真是爱之恨之一言难尽。拾粪还有个缺点，就是要独自为战。人多了有竞争，一堆屎要分做两份，不划算。独自为战的后果是越走越孤独，战果越大，孤独越甚。
我在南村口岸时，对苦力很同情。因为他们干的也不是人活，这还不说，还得准备挨骂。码头上的管理人员比联检单位的大爷们的脾气还坏，动不动就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所以洋垃圾大举入侵时我第一个反对。国家后来制订政策，限制洋垃圾进口，允许进口的也要大卸特卸，我又举双手赞成。我说最好的办法是拒敌于国门之外。因为有进口就得卸，卸起来，直接受害的是苦力，间接受害的是国民。那些东西又烂又脏，难保有核污染。有个苦力得了骨癌死了，我老觉得是给洋垃圾害的。南村的垃圾佬对我恨之入骨，因为我天天想着砸他们的饭碗。我退下来后还有人想买凶杀我。好在马丽耳目众多，杀手刚拿到定金就给她的手下发现了。这样我就欠了马丽一个人情，她救了我一命。当然你可以说这是马丽编的故事，我就曾经这样想过，但这样想我就象个小人，所以我只好当作欠了马丽一个人情。
一哥知道我对洋垃圾怀着深仇大恨。有一次召集垃圾佬开会，就让我去作报告。他这叫投羊入虎口。我在会上神侃了五个小时，侃得垃圾佬们一个个直眨巴眼睛。最后刘市长出面说情，要我网开一面，说是历史问题要让时间来解决。我这叫胳膊掰不过大腿，只好自己把胳膊放下来。马丽后来实施一个战略，把垃圾赶到深山里。真让我哭笑不得，这不是祸害山民吗？
我小时候在乡村的田野里纵横驰骋，肩上掮着一筐粪。心里倍感孤独。那时我就想着要发明一种机器，一天二十四小时生产人屎。那时一点也不知道城市人每天都在生产粪便，只要接一根管子，从城市的下水道接到农田里，我就免了拾粪之苦。现在的城市人生产到下水道里的不只是肥料，还有很多化学物质，这些东西流到农田里，稻子只会越长越矮，要么就只开花，要么就不结果。当然现在的农家孩子也不用拾粪了。我侄女每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见到牛粪绕道走。我那时可不这样，我见到牛粪就赶紧往家里跑，去拿工具，为防止有人捷足先登，免不了要在牛粪上做个记号：在屎橛子上砸两粒石头。当然也有人不遵守游戏规则，你砸你的我拾我的，谁叫你运气这么差！
二
我在南村码头时，洋垃圾象洪水猛兽一样汹涌而至。拉洋垃圾的货柜车在码头门口排成千米长龙。从洋垃圾堆里爬出的百万富翁象雨后春笋一样。江北的大街小巷全是从垃圾里拣出的旧电器。多年以前，我在大学读书时，有一个教文学评论的教授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昆明城外有一大片凹地，后来成了垃圾处理场。环保局的人每天把城里的垃圾收集起来，用卡车拉到城外。这时从四周涌现无数男女，每人掮着两只竹筐，手拿齿耙。他们在垃圾堆里折腾半天，把有价值的东西塞满竹筐，紧跟着往城里赶。这个故事是一位小说家讲的，场景是一个文学研讨会。他说这个故事是献给批评家的。事隔多年，我把这个故事讲给马丽听。当时垃圾场象蝗虫一样遍布南村广袤的田野。垃圾场的乌烟象峰火一样此起彼伏。我把这个故事对马丽讲了好几片，每次都是在桑拿的时候。有时是在休息室，有时是在去桑拿的路上，我每次对她讲时都以为是第一次。直到有一次她对我说，你已经对我讲过五遍了。我在南村码头时，每星期要去桑拿两次。每天从码头出来，我都感觉身上沾满了外国的尘土。这些尘土很可能是核试验场的。我让朋友从部队买了几台核辐射测试机。这种机器就象普通BP机那么大，打开电源开关，它会象蛐蛐那样叫几声。如果核辐射超过安全标准，它就会嘟嘟响个不停。我给弟兄们每人配一台，让他们查货用。可他们一次也没用过。因为不用带到货场，放在办公室内，只要打开电源开关，机器就会嘟嘟响过不停。这说明我的预感非常正确，否则只能有一个解释：这些军工产品全是假冒伪劣。
核辐射对我的心身伤害极其严重。我天天做噩梦。有一天梦见我和总署最高领导在一起，我们并排站着，我至少比他高三个头，他才到我的肚脐眼。或者蚂蚁长得比牛还大，扛着我就象扛一粒米。接下去天天梦广岛和长崎。我只好去看心理医生。这个心理医生是我朋友，原来还是我的同事。那时我在办公室，他在码头。等我到码头时他就辞职了。那时他仕途正旺，刚提了正处。有关他辞职的原因，有好几个传说的版本：捞得不清不楚，不收手不行了；犯了作风错误，旁证是跟老婆离婚；跟“大哥”搞僵了关系。诸如此类。这个朋友辞职后开了家牙医诊所，他本来是学医的。诊所的生意很清淡，来看病的人大都是心火旺的人，并不是真的有牙疾。我朋友不是一个好公务员，但是一个好医生，至少他知道要标本兼治，除了吃消炎药，还得降心火。降心火有两种办法，一是吃药，有种药是去心火的，一是饮汤，南村人讲究煲靓汤，去心火的汤有好几种。但这只是治标，治标不治本，心火还是降不下来。譬如有人喜欢日夜码长城，你就算是让他把药当饭吃，把汤当水喝，他要是不停手，心火始终旺得很。所谓治本就是心理治疗。我这朋友有一个特点，就是口水多过茶，据说这是他升官的法宝。他现在又拿这法宝来赚钱了。他一边给人消炎，一边跟人神侃，侃着侃着居然把人家的心结给解开了。后来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找他看心病的人越来越多，他干脆把牙科诊所改成心理诊所了。但他狗改不了吃屎，给人看病时除了要穿白大褂，带口罩，还要拿一支不锈钢匙在病人嘴里乱搅。我找他看病时他也拿起一把钢匙，看那架式就想往我嘴里戳。可我把嘴闭得象密封舱。他说：你太紧张了，该找地方放松一下。
从诊所出来，我给马丽打电话，告诉她诊断结果。因为她对这事比我还关心，三天两头问我有没有去看心理医生。搞得我虚火攻心，眼看就要去看牙医了。可我朋友已经把牙医诊所改成心理诊所了，尽管每天还拿着不锈钢匙比比划划的，业务想必已经很生疏，难保不会把好牙当坏牙拔掉。马丽说：找地方放松还不容易？我带你去。她带我去桑拿。在水龙头下冲一冲，在热水里泡一泡，在凉水里浸一浸，再找个妞按一按。感觉还不算坏，觉得美国尘土去了个八九不离十。
在桑拿的时候我老对马丽讲那个捡垃圾的故事。马丽因此对我很担心，以为我头骨坏了，我一坐在她旁边她就拿手摸我后脑勺。除了觉得头骨大，似有反骨，也摸不出什么不正常来。马丽说，你怎么就得了这毛病呢？我一定要给你找个好医生，我总不能亲手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吧，所以我一定要把这毛病改掉。于是我又去看心理医生，仍然是我那个朋友。他拿住一把钢叉又想往我嘴里插。我仍然把嘴闭得象密封舱。他说：太紧张，要学会放松。我把医生的要求告诉马丽。她说，行，晚上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下了班我就在办公室里等。同事全走光了。感觉码头上除了我就是垃圾。马丽开着她的桑塔纳来接我，她穿了件低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