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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梅！不去学校就会拿不到签证的！”
“那又怎么样？如果被抓住的话就老老实实回国呗！”
“你说什么呢！那样的话，当初何必还要来日本？”
“我本来就没有想来！还不是你整天吵着要来才跟着你来了！再说你不也是不好好上学，整天在歌舞伎町里混来混去，还做什么‘导游’呢！钱也挣不来几个，要不是我的这点收入，我看我们恐怕连房费都交不起！”
爱梅的脾气越来越大，说话更加不顾全我的面子。我虽然对她那种耀武扬威的样子很反感，但签证的问题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才行。我可不愿意一事无成地逃回去。而且，除了金钱之外，我在日本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回想起来，那时我来日本的最大理由其实是学习服装设计。在长沙的时候，我就当过一段时间的缝纫工人。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作为一家服装公司的员工，我对剪裁服装也非常感兴趣。另外，我还在工作之余参与组织过当时在中国还很少见的服装模特表演。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自己设计的服装能穿在那些模特的身上展示于T型台。而日本的时装大师森英慧、高田贤三、山本耀司、君岛一郎等人在中国时装界也非常知名，所以我一直向往着，在与法国、意大利齐名的世界时装先进国度日本，得到一个正规学习的机会。于是，我拿出了在深圳工作六年的全部积蓄，来到了日本。眼下这个志向还没有任何进展，我怎么可以轻易回国呢？
不过，我在日本的运气应该是不错的，好像冥冥当中会有一只手，每当我遇到困境，它在节骨眼上总能帮我柳暗花明般地解脱出来。我已经很多次遇到这种情况，用语言是难以说清的。用传统的话讲，在关键时候，我总能遇到贵人相助，简直就是一种神秘的“缘分”。
这一次同样如此。
一天，我和“相亲俱乐部”的老板一起去吃饭。我和他已经很熟悉，自然地就把心里话全向对方掏了出来。当我说到想学服装设计时，老板告诉我，如果真要上的话，“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很有名气，而且学校的地点就在新宿附近。听到这个消息，我坐不住了。第二天，我就直奔当时位于西新宿高层建筑第四十四层的这所学校。
我又一次碰上了扑面而来的好运气。80年代后期，正是“东京流行时装学院”刚刚开始扩招留学生的时期，学校里已经有为数不少的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亚洲留学生，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却一个也没有，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中男性学设计专业的仅我一人。因此，学校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欢迎。
事实上，我的突然上门求学在恪守程序的日本人看来，应该是有些唐突的。但尽管我毫无准备就贸然前来，学校方面还是迅速研究了接收我的可能性。很快，只履行了极其简单的面试后，我就被顺利录取了。作为“第一名中国大陆留学生”，我受到了学校热情的款待。
签证的问题解决了。日语学校的签证最多只有两年，这所专门学校（中专）居然和大学一样，共需要四年时间。也就是说，只要认真上学，我在四年之内的签证都有保证了。不但能学到我朝思暮想的服装设计，而且还能拿到长达四年的留学签证，简直是两全其美。况且学校和我的打工地点又同在新宿，省去了太多的时间和麻烦。
但是，爱梅的签证怎么办呢？日语学校虽然还保留着她的学籍，可她却早已不再去学校上学了。没有出勤率，签证自然无法指望，而且继续拿到留学签证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没想到这个问题居然也很快得到了解决。我到东京入国管理局去咨询时，才第一次知道：四年制的专门学校相当于大学专科，该校留学生的配偶可以拿到陪读的家属签证。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的签证就都不用担心了。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专为女性服务的“男性俱乐部”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学费。“东京流行时装学院”的学费一年要一百二十万日元。这对于那时的我，可是个天文数字。一般的私立大学学费也不过七八十万日元，国立大学更是几乎免费，只有医学、艺术等学科的学费最高，而“东京流行时装学院”虽然是个中专，但由于专业的特点和在业界的声望，再加上该校的毕业生几乎有百分之百的就业率，因此学费完全是大学中的高昂水准。
我那时想，看来只有拼死打工这一条路啦。
说老实话，我绝不是那种清高之人，我是个凡夫俗子，是个市井之徒，是个想有更多的财富、想吃遍美食、想拥有名牌的有贪欲的普通人。中国很多留学生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穷困生活，不受任何花花世界的诱惑和干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最终获得了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多少年来，街头巷尾像这样的美谈数不胜数，但在我看来，至少在日本，这些大多都只能称之为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也许这个世界上真有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尚之人，我甚至相信一定会有，但我在日本的这些年来，看到了太多的反证。
我需要钱，至少钱能帮助我实现梦想，只不过，在追求的程度和方法上，我保持了一定的克制。范勇和陈海波有时给我打电话，他们还劝说过我加入他们的行列。我记得范勇和我说：“小李，你来吧。我现在每天赚几十万，都没时间去花啊。”每天几十万，是个很有诱惑力的数字，但我还是没有动心。而且，就在我活动区域的歌舞伎町的街上，我看到有些老虎机赌博店开始在店门上贴出了告示：“中国人禁止入内。”此外，我遇见过一个中国人在赌博店作弊被发现后逃出店门，但很快被几名店员追上，随后挨了一顿痛打，等到警察来将他带走时，他满嘴是血，好几颗牙齿被打落了。我不会冒这样的风险，也不愿提心吊胆地偷钱。我这种人，充其量只是耍点无伤大雅的小聪明。活到今天，归根结底，我也许不过是一个愚钝、平庸而笨拙的家伙。但也正因如此，我得以更长久的生存，甚至还得到了一些突如其来的惊喜，比如我生命里的第一个日本女人——苇子。
说起来我都不敢相信，我初次认识苇子，会是在1989年初那个冬天的晚上。跟爱梅之间的冷漠和拉锯让我筋疲力尽，我蜷缩着身子，站在寒冷刺骨的北风当中，看到一个漂亮的日本女人走进了爱梅工作的那家相亲俱乐部，不过她不是店里雇的“诱饵”，而是作为客人。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当她一脸无奈的神情从店里走出来时，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正在发放纸巾的手。
她梳着80年代末最流行的披肩发，丰腴的脸颊白嫩得如同日本的传统偶人，乌黑的眼睛里流露着一种发自身体深处的温情，涂着鲜艳唇膏的嘴唇轮廓分明，非常性感。最诱人的是她的身材，凹凸有致，透过厚厚的大衣都能明显看出一对儿高耸丰满的乳房，而她那双腿，又显得修长秀美，这是个美女。我的眼睛像磁铁一样盯住她，难以挪开——爱美，本来就是人的天性。
当我们无意中眼光相对时，她竟然微笑着走上前来。
“这么冷的天可真够呛的！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你了。每次都看见你站在这儿。”
“是吗？”
在国内时常自诩为情场得意的我，来到日本后，除了妻子之外，我还没有过几次与别的女性面对面交谈的机会。此刻的我，居然像一个仍处在童贞阶段的男孩一般，语无伦次起来。
在一分钟前，我们还是陌生人。但现在她却笑着说：“第一次见到你时，还以为你是名男招待。后来才知道原来你是发纸巾的。我每次看你工作得都很辛苦，就凭你的形象，去做个男招待一定能挣不少钱啊。”想不到她那么早就注意到我了。我有点羞涩地笑了。
那时，我也知道日本有一种专为女性服务的“男性俱乐部”，我们内地人称其中的男性为男妓，后来又叫鸭子或牛郎，我还听台湾人说什么“男公关”。如今的歌舞伎町已经有几十家这种俱乐部，但当时还只有几家，里面要数名为“爱”的那家俱乐部时间最久，也最有名。它最有趣的是把店里的很多男招待的照片都堂而皇之地挂在店外，我经过时也偶尔瞥一眼，觉得有的还真是不如我英俊呢。我从那家人妖俱乐部辞职出来后，还曾到那家店去面试过。可是，面试的结果因为我是个日语不流利的外国人而被拒绝。
我和她简略地说了那次面试的经历，她听了就笑：“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们是不会要的。干脆跟我交个朋友吧！我叫苇子。走，一起去吃饭怎么样？”
她这样热情主动地邀请我，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想到了店里在陪人聊天的爱梅。
于是我只好搪塞说：“想去也没法去啊！我得工作，不然老板会生气的。”
“你这工作是按小时算吧？多少钱？”
“一小时一千。”我想了想。
“那我一小时付你五千怎么样？”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无力抗拒这样的款待
最后，我扔下手里的活，接受她的邀请，去中国饭馆撮了一顿。我想就是吃顿饭嘛，“她”不是一样陪人吃饭赚钱吗？我也可以这样赚钱的！吃完饭，我和苇子回到相亲俱乐部门前，她似乎和我聊得很开心，向我摆摆手：“努力吧。我先走了，还会再来找你。”
我站在风中的街头，看着她的身影消失于远处，不禁有点意乱神迷，我仰望着被霓虹照亮的天空，问自己：“这就叫飞来艳福？”
“我怎样？”苇子带着满足的表情问道。
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了。
苇子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