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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问题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歌舞伎町。我耳旁常常听到一些日本人被中国黑社会暗算的流言，但据我所知，其中大都是编造的谣言。实际上，不管中国人在这里增加了多少，有多少中国人走上犯罪道路，歌舞伎町也依然还是日本人的天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时日本的一部分新闻媒体过于渲染一些干坏事的中国人和中国黑社会的可怕，他们一遇到发生了中国人犯罪的案件就大肆报道，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歌舞伎町已经被中国人黑社会所控制了，这就未免太夸张了。
我虽然碰到过那次福建人暴打日本黑社会成员的事件，但这种事情毕竟还是极少的。只不过当时显著增加的中国人犯罪活动和不良中国人频繁出现，促使这些传言更加危言耸听起来罢了。虽然犯罪的人增多了，但是，真计较起来，也不过是近六十万在日华人中的极少数。然而，使我感到极其愤怒的是，因为这一小撮犯罪的中国人，使得日本的警察和许多日本人都对中国人另眼相待。在90年代中期，我还曾经在位于高田马场的一栋公寓楼入口处看到过这样一张招贴纸，上面印着“如果看到中国人，请马上打110报警”，这居然是管辖区的警察局张贴出来的。我被日本警察这种侵犯人权、毫无道理的做法惊得目瞪口呆。
不过，在“福建人痛殴日本黑社会事件”发生以后，我真正开始感到了一种生命将要受到威胁的不安。因为我在歌舞伎町已经太“有名”了。我担心，迟早会被这些不讲信义、财迷心窍的同胞们暗算的。
于是，时常站立在歌舞伎町大街上的我，也不得不与日本警察打起了交道。
话说回来，在歌舞伎町时间待长了，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人。从黑社会成员到街头小痞子、皮条客、陪酒女、风俗女、毒品贩子、流浪汉……可以说，都是些与普通市民相去甚远的边缘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都是繁华都市里生出来的畸形儿。
君临于由这些畸形儿组成的世界当中的上层人物可以说就是黑社会，而唯一能与他们相对抗的势力，也是在这条街上生存着的另外一种不同的人物——那就是警察。
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府发起了一股打击黑社会势力的“清扫运动”，警察和政府号召小业主们拒绝向黑社会缴纳保护费，并在各个警察署专门设立“黑社会投诉部”，一旦有店铺或者个人遭到黑社会的骚扰，警察便马上出动，给黑社会以打压。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是不可能完全消亡的，但是在政府的强压之下，黑社会的行为也大为收敛，他们将资金转向正当行业运作，逐渐摆脱了“暴力、凶恶”的形象。像先前说的歌舞伎町黑社会游行的渐渐衰弱，也是这个原因。到今天，黑社会已经基本上不敢对平民进行威胁了，而即使偶尔发生枪击事件，也大多是派别之间的争斗。
起初，我完全无法分清警察与黑社会成员的区别，特别是那些专门对付黑社会的便衣刑警，他们的外表看上去比黑社会还像黑社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剪成黑社会成员的那种短平头。而且，他们跟黑社会一样，几乎每一个人的目光都是冷峻的。
在这条街上，没有黑社会做后盾无法生存。但同样，不和这些警察打交道也同样没有出路，而且，如果说有黑社会撑腰可以保持在这条街上生存的最低保障的话，那么，有一些警察朋友就等于有了稳固自己地位的“杀手锏”。特别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警察有时要比黑社会更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可是，与这些“条子”交往必须掌握好分寸，和他们太近了不行，会引起黑社会和周围的反感与怀疑。太疏远了也不行，那也就会成为警察们的“眼中钉”。尤其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更是要加倍小心，不然可能会更麻烦。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犯罪浪潮（6）
1989年的一个冬日，我第一次被刑警盯上。
“你，中国人？”
一个五十岁左右、体格健壮的男人突然发话。来者不善，他的表情很凶，我一惊，还以为他是黑社会的。当时正是我遭到一帮日本人皮条客袭击之后，担心黑社会的人来找麻烦，把我赶出歌舞伎町。
“是！我是从中国来的，姓李。”
我尽量保持笑脸，态度恭敬。那个男人毫无顾忌地再三打量着我，态度蛮横。
“干吗呢？你在这儿？”
“我带外国游客到店里去。”
“拉皮条的？还没听说过有中国人在这里拉皮条。你没有那个吧？”他晃了晃手指——看来我被当成了非法滞留者了。我对他的身份越发感到不解，因为如果是黑社会的，应该不太关心外国人的滞留资格。
“喂！跟我来一趟。”他强硬地命令道。
看来今天的收入是要泡汤了。我无可奈何地被他带到了剧院广场旁的派出所里，这时，我才明白，原来他是警察。
警察大多数都是他这种德性，他们从不会先亮出自己的身份，态度傲慢而蛮横。几乎没有人会说出自己的名字，最多只是亮一下手里的黑色警察证，然后想问什么就问什么，问完了便扬长而去。
这一次也同样。
“语言学校的学生做这种没有脸面的事可是不行吧！不过，你不是不法滞留的人，今天就到这儿吧！喂！不用再坐着了，你可以走了。”
日本警察里有一大半都是这种一见你是中国人就怀疑你是犯罪分子的讨厌家伙。但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尽管不情愿，我感到我还是必须与这些令人讨厌的日本警察们打交道。碰到危险时，我不相信这些家伙会来真心保护我，但至少可以在与那些与我敌对的中国人和日本黑社会势力较量时多少起点作用。所以，我一有机会就在警察面前装出一副“协力者”的样子来。这，也算是被逼无奈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不过，说句实话，和他们大多数人打交道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这些家伙比那些黑社会成员的口气还要大。
其实，在日本的黑社会成员可以算是最不歧视外国人的一类人了。只要利益相一致，他们才不管对方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伊朗人，谁的本事大、谁能够使他们获得利益，他们就会和谁一起合作干事，而且，本来日本的黑社会组织当中就有非常多的朝鲜后裔。
与此相反，日本的警察却对外国人持有极强的偏见。不过，这也难怪，外国人与日本警察的确是发生过很多次极不愉快的交锋的。
比如1992年9月，一名警官在履行公务，盘查可疑人员时被对方突然开枪打伤。虽然后来证实犯人并不是大陆来的人，而是台湾的黑帮成员，但这件事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下，还是让日本社会震惊。而1994年在歌舞伎町发生用青龙刀砍死人的“快活林事件”，使得日本警察们恨不得将全体中国人都当成他们怀疑和打击的对象。正因为此，即使与那些警察有交往，我也会在心底里加以防备。
于是，我有选择地与一些刑警开始了交往。他们当中有警视厅搜查一科的刑警、有国际搜查科的刑警、还有专门对付黑社会暴力组织的刑警。另外，我在管辖歌舞伎町的新宿警察署也有了几个熟面孔。现在，我的名片夹里总是塞着各路警方人员的名片，以备不时之需。
第三部分：去脱衣舞场看看骗与爱（1）
1992年，这一年令我终生难忘，我的生活就像电影和电视剧一般，发生了各种变故。
1990年10月，我与爱梅离婚后，马上搬到了中野的一栋名叫“WHITEHOUSE”的公寓楼里，住进了一室一厅，房租是十二万七千日元。这里离我的学校“东京流行服装学院”很近，特别是我能从窗户上远眺西新宿的高层建筑群，这一点使我很满意。我是那种喜欢住在都市正中心的人，虽然这次搬家我向黑社会借了二百万的搬家费，但是，我想凭我当时的工作情况，还是很快就可以还清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要抹去一切和爱梅有关的记忆，这样，我才能从我的第二次失败婚姻中复苏过来。
不过，我是一直在走桃花运的。在南希之后，我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她当时是东京某私立大学的留学生，上海人，有一个可爱的名字，叫悠悠。
悠悠比我小五岁，个子高挑，有着时装模特般的窈窕身段，又大又长的两眼非常妩媚，是一个标准的上海美女，而且，听她说，她在出国前曾经获得过上海礼仪小姐的冠军。我第一眼见到她，血就一下子冲向头顶。
我这还是第一次和上海女孩交往。后来，她还成了我的时装模特。
悠悠当时刚从一个上海男人那里逃出来，就像一只迷路的猫咪一样，又可爱，又可怜。而她的性格也像一只猫一样，让人难以捉摸。她总是悠闲地躺在床上，手指间夹着一枝细长的香烟，一边抽一边看着窗外发呆。尤其是她那喃喃的上海普通话，对于我来说，简直就像是一针强效的兴奋剂，每次她趴在我肩头或怀里嘀嘀咕咕地说什么的时候，我就完全被麻醉了，一点也听不进去她在讲什么，总是迷迷糊糊地用嘴将她的嘴堵住，然后就顺势滚到床上或者瘫在地板上……
于是，我们的关系不断升级。在我的要求下，悠悠搬来与我同居。
我们两个人常去专卖中国食品的杂货店“知音”，像一对恩恩爱爱的新婚夫妇般买一大堆从国内运来的河鱼、螃蟹、虾、甲鱼等新鲜货回家，一起做着吃。
我烹制辣味的湖南菜、悠悠烹制酱油较多的甜味上海菜，然后在床前的小桌子旁一起享受。
曾经是舞蹈演员的悠悠，斜躺在床上，可将她那优美的长腿高高抬起，挨到她的耳朵，对从镜子里欣赏她的我媚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