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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著名影星中井贵一和中国女演员耿忠主演，反映不法滞留的中国人与日本黑社会成员的恋爱故事的影片《情书》中，我扮演一个歌舞伎町的引路人角色。虽然上镜头的时间非常短，但我还是很高兴。为了多看几次自己的镜头，我照例又多往电影院里跑了几次，照例以此作为追求女孩子的“资本”……
不过，在1981年出演《特殊身份的警官》后，我对当电影演员这条路彻底断了念头。我明白自己虽然有舞蹈天赋，但却没有丝毫的表演天才。于是，我打算进入商界。这一年，正巧父母在长沙开办文学函授教育，创建了函授教育学校“湖南芙蓉文艺学院”。我任这所学校的办公室主任职务。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骗与爱（4）
1982年，受《山西青年》杂志办刊授学院的启发，在长沙十中当语文教师的爸爸发起创办了以文学创作专业为主的湖南芙蓉文艺学院。起先办了个面授班，后来发展成了函授。当时个人是不能办学校的，所以就请湖南省作协、美协和民间文学协会出面牵头来合办这所学校，面向全国招生。当时高考难度很大，绝对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式，所以招生广告发布后，报名的学员络绎不绝。
这所“湖南芙蓉文艺学院”办学方式是，定期将教材寄到学员手中，学员将这些教材阅读后，按要求解答里面所附的试卷上的提问，然后将试卷寄回学校。学校用红笔改过后，再寄回给学员。这种方法在当时的中国极受欢迎，学校设立才仅仅三个月，当时，每个学生缴报名费和第一年的教材费、学杂费共计十一元五角， 五万多名学员的报名费总额为六十多万元人民币。当时使用的教材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的教材，为了教学需要，我们要派教师到学员比较集中的城市开展巡回面授。作为学校的负责人之一，我在全国东奔西走，忙于为学校邀请顾问，拜访一些有名的作家，请他们编教材、出试题、批改学生的作业。同时，我还参与定期发放给学员的《文艺报》的写稿、采访和编辑工作，需要经常去采访一些知名作家，并请他们写一些感想什么的。我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但内心却非常充实。
正当我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湖南芙蓉文艺学院开办仅一年多，就被有关部门以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为由取缔了，检察院还对学院的有关人员立案调查。据说当时查出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所用的教材中有“英明领袖华国锋”的字样。而当时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用的也是这份教材。至于经济问题，主要是指学院在聘请王光美、浦安修（彭德怀的夫人）、何长工、王首道
等老同志（也是湖南老乡）担任学院顾问时向他们“行贿”，而“行贿”的物品是产自湖南的莲子罐头和香片茶叶。学院的停办使我家遭受了“灭顶之灾”。
这件事对我们全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我来说，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1983年，就在检察院立案调查的第十个月，我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五十八岁。我最小的哥哥完全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
“该学校以收报名费为名诈骗，这是一起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诈骗行为！”这是媒体用得最多的说法。
作为“诈骗了十八万元”的主犯，这一事件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连续报道。就这样我家开办的“湖南芙蓉文艺学院”成了诈骗老百姓钱财的“李氏学院”，而“李氏家族”则蒙骗了善良的人们，“骗取”了大量钱财。
诈骗金额十八万元，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行，然而，审查了整整一年，结果法院做出以“没有明确的欺诈证据”为名结了案。最后，由省政府拿出二十万元，加上办学一年后剩余下的三十万，全部返还给学员，学院停办，调查以不了了之而告结束。
在母亲死后，父亲很快再婚，与我的继母到了四川成都。但是，再婚的生活也没给他带来生活的乐趣，或许“文革”中造反派的经历使他看破红尘，他越来越厌世，几年后皈依佛门，当了在家居士。失去母亲，哥哥发疯，父亲再婚，我觉得在家里待下去再没什么意思。恰逢深圳一家服装厂来长沙招裁剪工人。我一直对服装设计有兴趣，趁着这个机会，我离开了长沙，进入深圳一家服装外贸公司，开始了生命中的又一段旅程。
当时，我就蒙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并一定要设法实现它——那就是挣些钱后出国。
就这样，1988年，我踏上了赴日本的路……
跟久美子诉说我的陈年往事，我发觉自己真的很幸运。一向温和的她，为了我童年的贫困劳苦而感伤，为了我少年时的凌云壮志而激动，为了我们家遭到的打击而义愤填膺，也为了我一路奔波，追求成功的精神所折服，我发觉她是那么宽容、那么善良，就仿佛一直关爱着我的早逝的母亲，从她身上，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阳光般的母爱。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骗与爱（5）
有关在日中国人与日本人结婚后，由于文化背景和教育环境不同而产生剧烈冲突的报道经常能够见诸报端，但是，我和久美子却异常和谐，几乎可以说是“跨国婚姻”的杰出代表。我觉得，不管出身在哪个国家，夫妻之间要相互谅解，相互信任，像我和久美子这样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夫妻，怎么会因为适应不了对方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而导致婚姻破裂呢？
不久，我们的爱产生了结晶，1993年9月，我的妻子怀孕了。于是为了我们一家的幸福，我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
说到学业，这个时候，我快要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了。虽然进入学院时是“胸怀大志”，但学习和“引路人”的工作显然无法两全。
在最初到学院学习的日子里，我通宵在歌舞伎町打拼，天亮之前才能回到家，等着我的是那时的妻子爱梅的冷眼，还有做不完的作业，每天都要图画、写报告，如果不按时完成是无法升班的，即使再累，我也必须硬撑着把它做完。睡觉的时间几乎没有，困了用冷水匆匆洗把脸，将书和作业、绘图工具塞进大皮包里，就得骑起自行车奔出家门。
到了学校的时候也正是我筋疲力尽之时，不用说，坐到教室里，一上课就开始睡觉，怎么强迫自己不睡也是不可能的。
“李君！醒醒！”
老师发火的声音时常打断我香甜的梦。
“哈依！我带你去家好店。”
睡眼蒙中我竟脱口说出过这种梦话。
我坚持着睁开眼睛听讲。可是，还不到一分钟就又合上了眼皮，老师又发火了。
“李君！”
“哈依！”
“站起来！”
“哈依！”我揉着眼睛站了起来，周围都是些二十岁上下的日本孩子，他们不好直接取笑我，但都在偷偷地乐着。
“别站在那儿挡别人视线，干扰讲课，站到教室最后面去！”
这样的情形反反复复发生，可我还是依旧坚持着不缺课。因为只要我按时到了学校，就不能算我缺勤，这样，就可以保证我的出勤率，到签证更新时便不会遇到麻烦。
课业对于我来说实在是难事一桩。已经进入三十岁了，和在日语学校时一样，在这里我也是年龄最大的。在设计课上，那些只有十几岁的日本学生只要三十分钟就能画完的内容，我却往往需要一个小时。每星期一上午的服装设计术语测验是最难对付的，平常上课时老师
说的日语充其量我只听懂百分之七十，何况那些专业术语。听惯了街头粗俗的日语，我对有身份的日本人使用的标准日语却感到茫然。
好在我是一个有小聪明的人，很快就找到了一些“对策”，顺利混过去。
比方说，我开始请班里的女孩子吃饭，有时候还付给她们一点“辛苦费”，然后将作业交给她们，由她们代我完成。绝大多数女孩对这种“交易”感到很满意，因为对于一般的日本女孩子来说，日常花销方面除了家长会给少量之外，其余的主要靠自己打工，而这种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美差”则是可望不可即的，更何况我的出手大方和风流潇洒更是她们之间议论的话题，甚至不给钱她们都愿意帮我。
还有，讨一些老师的欢喜也是我的护身符之一。说真的，当时的我可比现在要英俊得多，属于眉清目秀又英俊倜傥的那种。在日本的服装设计界里，同性恋是很多的，我似乎恰恰属于这一类男人喜欢的对象。那些中青年老师们并不需要我太多的付出，只要对他们殷勤一些就可以了，我的身体当然是不让碰的，那样，性质就变了。
这些小伎俩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喜欢我的一个老师还帮我完成过几十张设计画稿的暑假作业。作为回报，我也给他买了衣服和首饰。同那些女学生一样，他也乐不可支，如果不是碍于“师道尊严”，保不齐他会扑上来拥抱我一下。
我终于能在“引路人”和学校中间相安无事。但是，明明只是一个穷学生的我，却穿名牌服装、花钱大气，致使校园里流传起“李在当男招待”的传闻，对此，我只是一笑了之，既不做肯定回答，也不否定，由他们去猜测吧，把自己搞得神秘一点也没什么不好。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骗与爱（6）
在学院里，我最喜欢的课是制作自己设计的服装。因为这是我学习服装的真正兴趣所在，也是我来日本的最初目的。不管有多累，我都会兴趣盎然，这是不需要别人帮忙的。悠悠还在我身边的时候，我那么疼爱她，甚至以她为模特来设计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