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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会兴趣盎然，这是不需要别人帮忙的。悠悠还在我身边的时候，我那么疼爱她，甚至以她为模特来设计服装。那时，老师评价我的服装时称我的设计充满了某种特殊的爱意。后来，由于我有了久美子，生活渐渐轻松起来，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也蒸蒸日上。通过努力，我的服装设计知识、审美眼光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从这一意义上讲，这四年的学校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几百万日元的学费也物有所值。
1993年3月，我顺利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
毕业后，我便开始在东京寻找与服装相关的工作。但是，事实是冷酷的。一个外国人想跻身于日本的上流社会是很难的，想在日本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为了养家糊口，我依然在歌舞伎町继续我的引路人工作。但是，有空的时候，我也不忘记将自己的服装构思画到图纸上，权当是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吧。
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一个由日本兄弟企业赞助的业余服装设计师服装设计赛在北京举行。我一听说这个消息，非常振奋，虽然我知道要成为一名专业服装设计师对于我来说是不太可能的了，但是作为爱好，也为了将在日本的四年学习生活作一总结，所以，我毅然报名参加。结果，我的设计作品被选中参赛。
当时正值中国国内开始重视服装潮流、时装展览和比赛的时期，各个新闻媒体都蜂拥而至，比赛规模盛况空前，许多电影明星和著名文化人也都参与其中。
虽然我的设计最终遗憾地落选了，但在比赛结束后召开的晚会上，我却认识了中国国内著名的服装杂志《时装》的编辑，她给予我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机会。她了解到我是刚从东京流行时装学院毕业的，便试探着问我：“你人在日本，能不能帮我们就近采访一下日本举办的各种服装展览，将日本服装界的最新动态写出来，配上照片寄给我们？我们可以每期杂志都发表你的文章。”
我没有半点犹豫，一口承诺下来。原本我就一直盼望着能从事与服装设计相关的工作，既然我的设计得不到业界的认同，那么，我想，我也应当通过自己的文字来传播自己对服装的认识。因此，《时装》编辑的要求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中国的杂志稿酬标准自然非常低，一年下来也不过一千块钱的人民币，折合日元仅一万五千左右，但是，只要我还能在歌舞伎町混下去，我就可以支撑自己对服装的热爱。而且，我还因此获得了《时装》杂志东京特派记者身份。有了这一身份，我就能够大摇大摆地自由出入日本的时装界名流的聚会场所，随时参加他们的作品发布会和时装展览会。我觉得它将给我的生活增加新的亮点，甚至可以说它比在这次设计比赛上获奖还重要，没有什么能与之相比。从此，在歌舞伎町“导游”身份之外，我又多了另一个头衔——时装评论员。
然而，采访文章即使我还能勉强应付，但是对于时装摄影我却是一窍也不通。我那逢场作戏的性格却让我满口“没问题！没问题”地答应下来，但真到了要去时装表演会场拍照时，我却抓瞎了。作为一名专业记者，我总不能带着个傻瓜相机跑到会场上去乱拍一通吧？即使是苇子送给我的那台佳能EOS，拿到一流时装摄影师面前也是会被笑话的。
回到日本，很快就迎来了著名设计大师山本耀司的时装作品发布会。我在距发布会只有
两个小时之前，才在新宿西口的照相机专卖店匆忙买了一台专业记者用的尼康照相机和一个长焦镜头。我偷偷塞给年轻售货员一个包着小费的纸包，他花了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将操作方法快速教会我，我背上摄影包飞奔向会场，就此上阵。说起来，平时我哪会有时间去选购照相机，再去花时间和精力学习摄影，所以才导致这般狼狈地临阵磨枪。
时装发布会会场设在东京滨松町的山本耀司自己公司的仓库内，我在会场入口处领到一个记者证挂在脖子上，进去之后，发现已经有几十个摄影记者在那儿各自摆好架势恭候表演的开始。我找不到更好的位置，于是绕到摄影记者们的对面，迅速掏出我的家伙试起镜头。
咔嚓！咔嚓！按刚才售货员教给我的操作方法，照相机开始正常运作，闪光灯也没有问题。我终于舒了一口气，看来我能对付过今天的采访和拍摄任务了。正当我安下心来时，一名留有胡须、体格健壮的摄影记者冲到我面前，大声训斥起我来。
“八格牙路！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摄影记者的位置不是在那边吗？你的闪光灯在这儿咔嚓、咔嚓地，谁还能拍得了照片？”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骗与爱（7）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采访，没有任何知识，不懂得任何规矩，完全是无知而鲁莽，什么都不知道。我在摄影记者们的群体怒视之下，慌忙退到了摄影师阵列的最后面。可是，在这个位置哪里还能拍到照片？我向刚才冲我发火的那个留着胡子的摄影师鞠着躬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请原谅！我是中国《时装》杂志的记者，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发布会，规矩不懂。拍不到照片上面会怪罪我的，能不能在您的旁边让我拍几张？请多关照！”
对方长相挺凶，实际上却是个好心人：“原来你是第一次啊？真够佩服你的勇气的。”他听完我的话竟豪爽地笑了。
真是不打不成交啊！那一次虽然没有拍到多少有价值的照片，我却因此和那些摄影记者交上了朋友，此后我经常能从他们那儿学到些摄影技巧。我的时装摄影水平也逐步提高。很快，我拍的照片就时常被选中并发表在《时装》杂志的封面上，这给我带来了自信和自豪。
而我的那些摄影记者朋友和熟识的服装评论家们，他们只知道我作为记者及评论员的一面，却一点也不知道我还有另一张“夜晚”的面孔，他们至今还以为我只是一名中国服装杂志的专业记者。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其实每天都在不停地与日本的黑社会、警察以及各色犯罪分子周旋和较量着。这样一想，我的心里往往会泛出一种五味俱全的滋味。
我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有多种面孔的家伙，一些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而我只求让自己过得更加充实，并能以此为乐。
再后来，我还和日本兄弟工业株式会社起了冲突。我在北京时装设计比赛会场上拍的照片，被他们擅自采用了。这家公司虽是此次时装比赛的赞助商，但他们在采用我的照片时，并没有征求过我的同意。
我在做时装评论员工作的同时，还做些翻译兼协助采访的工作。
1995年我陪同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再次赴北京，采访北京时装设计比赛时，发现兄弟公司盗用了我的照片，刊登在该公司的产品广告上。最初，我并没有想一定要怎么样，也并没有想难为此公司，只想让他们跟我说声“对不起”就行了。
可是，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时，他们的态度却十分傲慢而蛮横，没有一点道歉的意思。这种态度惹怒了我。自视发达国度的日本，不是非常注重维护“著作权”、“肖像权”之类的知识产权吗？怎么会如此无视我的意见，还摆出一副无礼傲慢的态度？难道仅仅因为他们侵犯的对象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这已经不是什么金钱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的问题，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尊严问题。于是，我回到日本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都要讨回公道。
久美子听说了这件事，也支持我的举动。于是，我花钱雇了律师，正式向我的对手发出了抗议，并做好了上法庭的准备。结果，对方感到事情要搞大了，主动提出和解，正式向我赔礼道歉。
和律师商量后，我决定接受和解。他们付给我二十万日元和解金，并对我道歉。钱是小事，重要的是我一个人在与日本大公司的斗争中，没有半点屈服，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件事大长了我的志气，真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为了自己的信念，不管对手是谁，大公司也好、黑社会也好、警察也好，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都希望自己能不畏困难、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
第四部分：往日回首我的模特生涯（1）
有了《时装》杂志东京特派记者的身份后，我开始出入服装界知名人士的各种聚会。
1994年的春天，我在著名服装设计师花井幸子的作品发布会上进行采访，在随后举办的晚会上认识了一位大人物。
这位人物是个年迈的老人。在人才济济的众时装设计师当中最为突出，他被众人包围在中间，衣着异常华丽，周身焕发着光彩。大家非常有兴趣地听他讲述着什么，大有众星捧月之势。
这位老人独特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位老人看上去七十五岁左右，上身穿着一件大红色的衬衣，外面套一件粉红色针织背心，下身是一条纯白、笔挺的裤子，一身打扮简直就像是一个模特。头上戴顶橙色无檐帽，眼睛上是一幅70年代初流行的那种墨镜，气质上给人以一种很有知识和教养的感觉，尽管已是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却不知道为什么让人想到“帅气”这个词。
这位老人到底是谁？
我对他充满强烈的好奇心，忍不住向身旁的一位摄影记者打听。
“他就是日本时装界的大名鼎鼎的长泽节先生。”
原来是他！长泽节的大名我可是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他就是培养出日本一代时装名流的“泽现代服饰美术所”的所长，像金子功、川久保玲、山本耀司、穗积和夫等都是他的弟子，他是日本时装界的泰斗级人物，一位让服装界人士肃然起敬的老前辈。而此刻，这位具有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