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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第一次结婚我背叛了妻子
爱梅是我的第二任妻子，虽然我当时还没到三十岁。1982年，我年纪轻轻就第一次结婚，不过很快就发现自己和妻子都没有做好组成家庭生活的准备。于是，我背叛了妻子，同时也被妻子背叛，接着是越来越激烈争吵……1986年，我们离了婚。我的生命似乎是每时每刻离不开女人的，离婚之后，我很快又再婚，新的妻子就是爱梅。那时我也以为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的婚礼，没想到，到2002年为止，我一共结了四次婚。这些都是后话。
爱梅开始和我一起上学了。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是，我和妻子就读的那所日语学校是一所正规的学校。日本教师都非常温和耐心，文化素质也比较高。除了在课堂上的学习，他们还常常为我们在异国生活中碰到的难题出谋划策。可当时我已经二十八岁，绝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比我小得多。随着功课的加深，我的学习渐渐显得很吃力，毕竟记忆力和精力都赶不上年轻人。虽然也一样地面对黑板，成绩就是那么平庸。但我和爱梅在最初的几个月当中，还是坚持每天到学校上学，当时我们的出勤率是学校里比较突出的。
在课余时间里，我们拼命地打工赚钱。在深圳的时候，爱梅和我住的是一栋花园洋房，我们的生活是比较优越的，跟初到日本的日子相比，可以说深圳的生活是在天堂里。但是，到了日本，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只能靠打工过活，仿佛一瞬间又落入了地狱。爱梅难免有些抱怨，不时数落我两句：“放着花园洋房不住，偏偏到这个岛国熬穷日子，就为了学你的服装设计。唉，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不过，爱梅并没有为此而冷落了我。当时我们都要打工，她给一家中国餐厅洗盘子，而我则继续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间奔走。我打工的时间是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中间会在饭馆那里得到一份免费午餐。爱梅没来之前，我常常是在早上饿着干活，那滋味是很难受的。但是，爱梅来了以后，她天天都会在家做了早餐便当，然后风尘仆仆地给我送来，吃着她做的饭菜，望着她渐行渐远的俏丽身影，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招收十万留学生规模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放开了鼓励个人赴海外留学的政策。我和爱梅，都是这批中国留学潮的成员。
在有利形势的推动下，日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建立起来，形成了新兴的热门产业。可是，这里面也有相当多的学校徒有虚名，他们的真正目的仅仅只是为了骗钱，捞到外国留学生的学费，连最基本的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不具备。另一方面，以我们这些语言学校的学生为赚钱对象的机构和个人也纷纷涌现，在中国，这类机构或个人主要就是操办留学中介。80年代后期，日本正值泡沫经济时代，社会消费能力异常强劲，各行各业都一派繁荣，对劳动力也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一些做着发财梦的中国人的眼里，日本简直就是可以大淘一笔的“黄金之国”。于是，为那些渴望来日本的中国人开办的中介机构和中间人泛滥成灾，专搞运送偷渡客的“蛇头”也大发横财。
面对金钱的诱惑，人性的抵御力因人而异。一些本来抱着求学目的来到日本的正规的留学生当中，也有人逐渐染上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开始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还远落后于日本，现实中高额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始终压得中国留学生喘不过气来。按照日本法律规定，留学生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打工，但涉及色情、赌博等行业是被禁止的，然而，实际上谁都知道，还是有一大批学生半明半暗地在那些地方打工。而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再想回头或刹车就不那么容易，相反，他们只会越陷越深。在我的班级里，有的女生一下子穿起了高级时装，还化了妆来上课，谁都明白她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我最高的工资是搬家的每小时约一千二百日元，但那些女孩子只要陪客人聊天打情骂俏，可以很轻易地拿到每小时三千日元。还有一些胆子更大的，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扒金库赌博机上做手脚，居然可以在一个月之内挣到几千万日元，这样的巨款的诱惑，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抵挡得了的。
有天晚上，我正好休息，范勇和陈海波说因为我妻子刚来，要为她接风。我本不愿让别人破费，但当时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已经相当好，他们的盛情难却，就和爱梅去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晚饭的地点是新宿的一家高级饭店。我曾在楼下仰望过，根本不敢奢望能到里面吃饭，因为楼下的菜单上仅一盘麻婆豆腐就要两千多日元，顶得上我两三个小时的工资。更令我震惊的是，范勇和陈海波对此似乎并不在意。他们点了一桌子的好菜，我估计至少需要花费五六万日元。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在学校虽然很平常的样子，但暗地里还是不同的。在爱梅去洗手间的空当，陈海波终于向我坦白，他们跟着一个叫小平哥的人在弹子赌场作弊，每天平均有二十来万的收入。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久违了的舞台令我非常愉快
“我们是好朋友。你要是有兴趣，过来一起干吧。” 陈海波说，“别给人擦屁股了。”
我没多想就婉言谢绝了，毕竟，我还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一会儿，爱梅回来了，他们也没再提起这件事。
等到夜里回到我们简陋的住处，爱梅有些不满地说：“同样来了日本，人家怎么混得那么好啊？”我没做声。我想，这是我选择的生活，即使再苦再难，我也绝不后悔。
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初为何满足于做着每小时只有数百日元的体力劳动，为何我最终还是躲过了那些诱惑？人的一生是由许许多多幸运或不幸的事情纵横交错在一起的，我没有陷入到旋涡中去，实在是一种福分——至少我现在还是这种心态。
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赚钱，要赚更多的钱。
于是，来日本半年以后，我又开始在歌舞伎町里一家名叫“梦组合”的人妖俱乐部打工，以每小时八百日元的工资做招待员。这家店坐落于樱花大街与剧院广场大街之间的一座大楼的二层，至今依然在营业。
当时正赶上日语学校放暑假，我每天都在歌舞伎町转悠着，想找份更顺心的工作。我对那些“夜晚的工作”始终感到好奇，而“梦组合”就属于其中之一。
我当了几天的招待之后，对那些来自泰国和菲律宾的人妖们不断重复表演的舞蹈更感兴趣。在火辣节奏和炫目灯光的交织中，穿着性感暴露的人妖们做出充满大胆挑逗意味的肢体动作。
不过，我觉得就舞蹈技艺而言，我绝不比这些靠跳大腿舞吃饭的人差，因为我从小就练习过舞蹈，而且几乎成为一名正规的专业芭蕾舞演员。在赴日之前，我在深圳待了六年的时间，是在一家服装贸易公司工作。深圳虽然比不上东京的繁华，但众所周知，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又毗邻香港，深圳在中国已经是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夜生活也很充实。各大舞厅每晚都有演唱会，我的业余爱好也在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我常常担任舞台上的伴舞，收益不菲。白天，我是贸易公司的一名工作认真的业务员，到了夜晚，换上华丽的服装，我在舞厅大展身姿，成为引起女孩们高声尖叫的舞蹈明星。
于是，我希望自己曾经的舞蹈天赋能在东京派上用场。
说干就干。我结结巴巴向老板叙述了自己在国内的工作经历，提出可否让我登台表演一下。留着小胡子的老板起初对我的话半信半疑，于是，我当场给他来了个芭蕾式亮相——踮起脚尖原地一连转了三圈。他的脸上立即露出了惊异的表情。
“下一场演出你上去试试，如果客人反响不错的话，工资给你涨到每小时一千日元。”
到了表演的时间了。
音乐轰然响起，一身黑色紧身西装的我与数名人妖开始表演“华丽”的舞蹈。这虽然是我在日本的第一次登台亮相，但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紧张，仿佛又回到了深圳的舞台上。我只是跟随着节奏，随着施展着自己擅长的芭蕾舞姿，店堂里立刻响起了轰然的喝彩声，随后便一浪高过一浪。“太好了！太棒了！”“我爱你！让我抱抱——”欢呼声、淫笑声此起彼伏，顷刻之间，我成了众所瞩目的中心。当一曲终了，我和伙伴们谢幕时，一些客人用筷子夹住一张张面额一万的日元，向我伸来。起初我并不知道自己该不该拿这些钱，只是向客人们投去笑脸。身旁的一个人妖好心地俯耳告诉我：“快收下吧！这是给你的小费。”经他这么说，我才伸手接过几张递到我面前的纸币，要不然就会被别的人妖从旁将我应得的奖励抢走了。
我来日本之后；每日都为生活疲于奔命。在这当口，久违了的舞台令我非常愉快，加上还意外地得了这么多小费，心情简直好极了。看来舞台依旧是我的挚爱。那晚回到家里，爱梅还没有睡，我拿出我赚的小费给她看，还特意在她面前做了几个芭蕾动作。她有些冷漠地问我：“干吗今天这么高兴？”
我说：“我现在多了一份工作，小费也很多。我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好的。”
“是吗？”她淡淡地笑了，“快睡吧。明天还上课打工呢。”那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