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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再次走到那个男人发纸巾的地方。不知为什么，那个“相亲俱乐部”的名词，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我的脑海里赶走。莫非我与它有什么缘分？这样想着，我决定去问个究竟。
“您好！请问你们这里需要打工的吗？”
我那蹩脚的日语一下子就暴露了我的外国人身份。这个男人把帽檐压得那么低，给人以神秘乃至冷酷的印象，但当他抬起头来，我看到的眼神是温和的。他慢慢地，一个词、一个词地尽量将每个词说清：“你是中国人？外国人他们可能不要。不过，如果你愿意做我这样发广告纸巾的活的话，我可以帮你问问老板。”
这真的是一份好工作！只要站在大街上往行人手里发放纸巾，每小时就可以轻易地拿到一千日元。而且上班时间完全自由，自己想什么时候发就什么时候发，不管是早上还是深夜都没有关系。如果打这份工的话，就不用担心与学校的课程安排相冲突了。我惊呆了，没想到还会有这等好机会。我被引见给了老板，他是个满面红光的中年大胖子。我向老板深深地鞠了个躬—— 一个标准的日本式行礼——请他雇佣我。老板看了一遍我填写的履历书，点了点头。我幸运地当天就被录用了。这回我也摆脱了整天泡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里的那些苦差事。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自己打工的“相亲俱乐部”
我在当天向佐藤和情人旅馆的老太太辞职时，佐藤有点吃惊，他和我的关系处得不错，已经对我很信任，包括在忙的时候让我代他收钱记账。此外，我还是他讲解棒球比赛的唯一的“忠实”听众。他问我找到更好的工作了么，我说“是”，他沉默了一会儿，随后说了声“好”。接着，他委托我帮他介绍一个能代替我的帮工，要求是：“就像李君这样的。”我笑着答应下来。
情人旅馆的老太太对我辞职则抱以无所谓的态度。我又和老徐打了招呼。他问我新的工作是什么，而且问得不厌其烦。我有点烦了，所以当他问我每小时多少钱时，我胡乱编了个数字：“一千六。”
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这么多！你一定要帮忙介绍。”
我想自己之所以说出这个不着边际的数字，可能是虚荣心在作祟，也可能只是一个玩笑。但要我帮他介绍，这就成了一个难题。我的回答不那么干脆：“好吧。我试试看。”
“你别忘了，我可是一直很照顾你的。”他又说。
听到这里，我有些不快。照顾我？这从何说起？除了第一天向我介绍工作的基本内容，我可以感谢他之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之为照顾的？恰恰相反，自从我来了之后，那些擦地、擦玻璃的活儿，我干了绝大部分，只是考虑到他比我年长，我才没有计较他站在一旁抽烟。
可他接下来的话更让我气愤：“你知道么？本来你干了两天后，老太太对你的表现不满意，想把你炒掉，是我帮你说话才让你留下来的。”
我压住怒气，笑呵呵地说：“是么？谢谢你。那我现在主动辞职，你就不用为我费心了。”
“瞧你说的。”他笑得有些不自然。
这不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两年后，在歌舞伎町的街头，我远远地看见他走过来，就一闪身进了旁边的游戏厅。我不想见到他，也不想听到他说我“不够意思”之类的指责。在我心里，那些人妖可以和我成为朋友，但他不能。
新的工作环境，简直就像天堂一般了。特别是能在自己喜欢的地带，想干多长时间就可以干多长时间，这一点让我体会到了那个词——自由——的可贵。我既能站在我所喜爱的歌舞伎町大街上，还能挣到钱。天底下居然有这样的美差！不过，爱梅对我的新工作倒是不以为然，有几次她只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什么时候我们能搬到大一点的房间呢？”我踌躇满志地回答她：“很快！很快！”
由于我急于挣到更多的钱，一连几天，我都站在街上拼命发纸。方法很简单，我不久就找到了诀窍——那就是微笑。我始终保持着笑脸，态度好得就像把行人当做了上帝，即使被拒绝了，我也笑着说上一句“抱歉”。顷刻之间，我就变成了一部合格的纸巾发放机器。
一天十几个小时站在大街上，脸上始终不忘微笑，眼见那些装着纸巾的纸箱一个个空了下去，老板一天比一天喜欢上我，越来越频繁地请我吃饭。我终于知道了他为什么如此肥胖，他对吃有着旺盛不减的热情。坐在饭店里，看着他狼吞虎咽，简直就像我想象中的相扑运动员。我估计他脱光了衣服，系上一条兜裆带子，真的可以登上赛台了。吃喝之间，我也自然地跟他关系熟了起来，常常跟他谈谈自己的头疼事。
那些天里，我最头疼的是爱梅的工作。由于是女人，能做的事本来就不多，爱梅在国内时虽不是大家闺秀，但还算是能吃苦的人，但现在完全得低声下气地做些打包清洗的工作，实在是有些难为她了。所以等她被人辞退，心情自然变得不好，有时候还会把怨气都转移到我的身上。她看到学校里很多女生，只要有个中等的姿色，都开始从事在斯那库酒店陪酒的赚钱工作，心里也越发着急。她提出了也想去那样的店里打工的想法。一般斯那库的陪酒小姐只是同客人一起喝酒、聊天、唱歌，最多彼此拍打几下，没有过分的言行。最主要的是和客人聊天，有些客人会把在公司、家里、朋友那里都没法说出口的心事在此间倾诉，所以有的斯那库里面还清一色的都是见识丰富、善解人意的中年妇女。但是不管怎样，让自己的妻子去陪别人喝酒说笑，总是令我难以接受的，更何况我又不能时时在她身边，会发生什么，我根本把握不住。在她再次要求之下，我突然想到了自己打工的“相亲俱乐部”。这时我对这个店的经营多少已经有些了解了。所谓相亲，只不过是形容而已。说到底，这个俱乐部仅仅是都市里寂寞的男男女女们想找个陌生人聊天，谈得来的，可能会留下个电话，谈不拢的，起身就可以走开。如果她在这里，我也能比较方便地了解情况。
于是，我向老板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的妻子也来日本了，现在我们俩都在日语学校上学，生活很拮据。她现在没有工作，你能帮她介绍个轻松点的工作吗？”
第二部分：歌舞伎町这棵毒花的俘虏脱衣舞场“T”
新宿位于东京市的中心，东京最多的高层建筑、很多著名的大酒店都坐落在新宿。1945年日本战败后，美国、中国等战胜国派宪兵对东京进行管制。战后日本经济复苏的头些年里，很多国民党政府派驻东京的宪兵，用手里多余下来的口粮换成现钱，然后在新宿购买土地和购建不动产。如今新宿歌舞伎町三分之一的主要建筑和大型建筑，都是当年留了下来的老一代中国华侨的产业。加上很大一部分的韩侨（包括朝鲜人），他们在“二战”时被日本人抓壮丁抓到日本做苦力，后来就留在日本。老华侨和韩侨在新宿的歌舞伎町占有最多的不动产。在歌舞伎町，有的一整条街都是韩国人的店。现在我知道，黑社会最初在歌舞伎町的存在，是在关东大地震后，他们是一些韩侨自发组织起来进行募捐、赈灾的社会团体，后来发展成为右翼的政治团体。日本的黑社会是全世界唯一被它的政府默认的。在歌舞伎町，黑社会的存在还起到平息很多小的冲突的作用。比如有人醉酒闹事，够不上打电话叫警察的，就让黑社会的来“摆平”滋事者，叫他掏点钱赔罪了事。黑社会有黑社会的规矩，讲黑社会的“道理”，讲黑社会的游戏规则。
秋天就要到了。依旧为经济问题困扰的我们继续着两个人同时打工的生活。我为那家相亲俱乐部做发放广告纸巾的活，爱梅则扮做店里陪聊的女客人。我渐渐发现，我们每天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晚上回到家后都很疲惫，往往是说几句话就急于睡觉。即使偶尔做爱，也很匆忙，生怕动作和声音惊动了房东。所以，有时候，我隐约会觉得爱梅已不爱我了。不过，这也许是来日初期许多夫妻的共同经历。
发放纸巾的工作做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也开始结识一些同在歌舞伎町打工的人和一些常客，这令我很高兴，至少我对这个世界，不再是个孤独陌生人了。
首先和我有交往的，是那些当初曾吸引我目光的“拉客”的日本小伙子，那些身穿黑色呢大衣的酷家伙。随后是陪酒小姐、陪客人洗澡的小姐、中国饭馆的老板、电话交友店的店长，还有一些不知整天到底在干些什么的街头小痞子。由于以前还从来没有过站在这条大街上打工的中国人，所以我成了一个新奇人物，加上还算得体的言行，很快便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但我这时还没有和歌舞伎町真正的主角——黑社会有过接触。那时街上常常走过一些看上去像黑社会成员的人，他们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裤子肥大，满脸横肉，但仅凭这副外表，我还无法明确判断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黑社会成员。那时我对于黑社会的了解，更多的来自于出国前看过的香港电影，一贯作为良民的我，也从未想过自己与他们会有发生瓜葛的可能。
如今的歌舞伎町，随处可见从内地来的中国游客，但在十几年前却并不多见。那时来到歌舞伎町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来自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外国人之中，其次多的就是韩国人。女孩子则以菲律宾和泰国的居多。
我每天站在大街上，渐渐地有一些来自台湾、香港的游客或来考察的公司职员们频繁地上来问话。
“你也是中国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