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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为女性作家，这样的身体写作还有更多的价值。她代表了女性的视角、体验、需求、和独一无二的意识。这种文体是女性创造的，这样的人生体味也只有女性作家表现的准确，虽然一定会极端。女子是更容易得病，更易身体化的，表现出那些文字没有历史，没有理想，也远离现实，有文身般雕琢过的阴暗的美。她们是二十世纪末后现代景观中的一角，据说后现代作品都不会让人感到舒服，其价值和喜不喜欢无关。
是不是只有女人才能理解女性的世界？王小波曾经读了陈染的《私人生活》，然后想对女性文学说点东西，可是他认为小说最后让主人公进了精神病院，应该是失败的。他以为这样写小说的态度是不严肃的。因为正常推理，如果听了一个故事，后来发现讲故事的人头脑有问题，一般情况下，读者会后悔，觉得不该一本正经地听了很多疯话，所以该算是女性文学中的败笔。王小波也写小说，知道写作的辛苦，作为男性，他也努力想尊重女性作家，但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怎么会有这个结局。这当然证明王小波足够健康，同时也说明了客观存在的理解上的隔膜。比如在医学上歇斯底里症几乎就是女性的专利，虽然和子宫的游移没有关系，但的确几乎没有男性得这个病。可以说在女性作品里设置的抑郁症，各种神经症决非不严肃，恰恰敏感的折射出后现代生存的真实处境，这样的文本就好像病历。
文学本身不是封闭的文本，如果谈文学就是搁置问题，那就没有必要。杜拉斯说：“我作品中所有的女人，她们受到外部 的侵袭，到处都被欲望穿过，弄得浑身是洞。如果有幸福的话，它总是同绝望紧密相连，同绝望和遗弃不可分离。”可问题在于女性不能满足于浮现情绪，不能沉溺于自己性别的角落，陷入这样的“后现代生存方式”。一旦不把阅读作为娱乐和游戏，它们将会像毒品，安排一条没有未来的生活道路。如果说有人因为周期性抑郁症自杀了，那文学的积极目标应该是，阅读使他们活了下来，而不是更多的人选择死亡。
其实在两性关系中，女性要做的工作一直很多。如果男性都像女性理解的那样，那女性意识的一切所谓觉醒，不过是男女间某种平衡被打破了，大家都成了自以为是的自私的孩子，写作和阅读就成了纯粹的虚构残酷，满足欲望。后现代就这样轻易的失去了本质，结果必然是一切绚丽的场景都极为短暂。男性女性必须一起成长，不仅学习爱和被爱，还要学习如何平等，如何承担。
安妮宝贝说：“我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有同情心的叙述者。因为我见过带着创伤的无法示人的感情。一些人盲目的生活和找不到出路的痛苦。我相信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真实的理由，所以要寻找那个疼痛背后的理由。它们是精神的一个内核。我希望我的小说里只有展示，而没有判断。因为我不相信人性有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倾诉和展示只是开始，还需要沟通和分析，更需要争取和斗争。我们需要有实质性的内容，比如女性如何选择职业，成立家庭，接受教育，反对暴力。由于生活现实本身的残酷，女性写作也不该等同于展示刻在人们心头的伤口，溃烂、疼痛、无力拒绝、麻木和死亡。文学是自由的，思想是自由的，感情是自由的，所以总有需要我们捍卫的自由的东西。
“对女人如何说法”
■ 周筱赞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批代表人物中，最致力于呼吁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应该是周作人。不论是《新青年》时代的檄文，还是1949年之后的随感，数十年如一，始终贯穿着“哀妇人而为之代言”这一中心 （舒芜编录《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而继周作人之后，最关心妇女命运的中国作家，当属舒芜。最近，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舒芜文集《哀妇人》，汇集了其平生所有论述女性问题的长短文章，最早的《吹毛求疵录》写于1944年11月12日，最近的《一个小 女子的生死》则是2003年7月20日的作品。
纵观舒芜六十年来的一系列论述女性问题的文章，古今文人的女性观和性道德观是他一直以来最关注的。舒芜极为推崇周作人的一段话，“鄙人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佛教以及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书房一角，扪烛脞存》）尤其是其中的“对女人如何说法”，被舒芜称之为“照妖镜”，“持此去照向种种隐微曲折之处，一切反科学反民主的思想，的确都无所逃遁。” （《异端小尼姑与儒家阿Q》）正是用这一标准，至今为人艳称的文坛众多华章名篇，在舒芜以一切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目光的观照下，统统被彻底颠覆了！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写下诸如《陵园妾》、《妇人苦》、《琵琶行》等一系列同情女性、关注女性的伟大诗篇，对于浔阳江头琵琶女的不幸遭际，白居易不禁“江州司马青衫湿”，尤为后人所称道。但是承认这一切并不能否认白诗中还有大量狎妓听歌、纵情声色之作。从历史主义的立场看，狎妓纳妾在当时既未触及法律，也未与道德相抵牾。相反，蓄养家妓、出入风月场所均是文人雅事。然而，舒芜却从白居易的《追欢偶作》中发现了这样的句子：“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白居易集》卷 34），舒芜在文中掩饰不住愤怒，就此痛斥道：“他买了一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当家妓，才玩三几年，人家也才十八九岁，就嫌人家老了丑了，当废品处理掉，再买进一批新鲜货色，一而再，再而三，还公然写进诗句，公然以此自炫”，“说得这样得意，这样自夸，贱视女人到什么程度，恬不知耻到什么程度！”由于舒芜这篇《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中对白居易使用了“老流氓”、“老淫棍”的评语，故而在《读书》杂志1997年第3期甫一发表，便引起了巨大争议，自然是以为如此不堪的评语加于其身，是对伟大诗人的亵渎。但是，若是从樊素、小蛮这样以色身供男子狎弄的家妓的角度来看，从关盼盼这样的为白居易写诗相逼，终不得不为其亡夫张建封绝食殉死者的立场来看，这样的评语还算过分吗？
《浮生六记》一书，在1930年代的小品文热潮中，经林语堂、俞平伯诸人的大加赞赏，于作者沈复（沈三白）殁后百余年暴得大名，至今仍畅销不衰，笔者所见的近年的点校本就不下五六种。沈三白瞒过父母，携妻于芸娘同游太湖；让芸娘女扮男装同赴庙会，这些在当时都属离经叛道之举，因此舒芜亦许之为“尊重女性人格、同情女性痛苦”（《重读｛浮生六记）》）。然而，舒芜却发现沈三白做过一件与现代爱情观念大相乖违之事：《浪游记快》中记沈氏在广州花船狎妓，挑选了一“身材状貌有类余妇芸娘”的雏妓，以补“芸娘不能偕游至此”的遗憾。这就分明是以妓女充当妻子的代用品，且郑重笔之于书，显然是欲以此证明其爱妻之笃，可是这实在与现代的只爱“这一个”的爱情观相距太远了！相较之下，舒芜在《宽容的苛酷》一文中引及明人《拍案惊奇》中的故事，郑月娥因与姚滴珠相像，冒充姚被判还本夫潘甲，潘甲认为他要的是他的妻，别的美女再与其妻相像也不能代替，这其中的现代性道德成分，无疑比《浮生六记》高多了。
舒芜用“对女人如何说法”这一标准来检测当代文学作品，却仍不免陷于失望。“新时期以来，一方面有女作家成批成批地出现，总的水平高于男作家；而另一方面，男作家当中，妇女观普遍地不及格，鲜有妇女观方面闪耀光芒者，甚至比五四时期的男作家还倒退。”（《致乔以钢·一四》）
新时期文学中女性观恶劣到登峰造极 的，大概当属小说《废都》和《英儿》了——并非其中的性描写，而在于作者以什么样的态度描写什么样的性关系。我们不是主张小说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考据小说的情节都是作家本人的经历，但小说的描写至少是作家心态的流露总大抵是不错的。舒芜评论道：“《废都》以赞赏的态度描写的庄之蝶同那些女人的性关系当中，庄采取的纯然是‘性的游戏’的态度，丝毫没有以对方当做对等的人，当做‘自己之半’的态度。庄之蝶的‘性的游戏’态度，实际上是嫖客玩妓女（还不必花钱）的态度。”（《温知堂，看 ｛废都）》）《英儿》则是某著名诗人构筑的一个一妻一妾的神话，不久，作者便以杀妻后自杀的方式打破了这个神话。原来，男子可以过一妻一妾的生活，这本来就是男子的享乐的权利，而女子若移情别恋，则只有遭利斧砍杀的下场了。曾写下无数动人诗句的这位诗人，女性观却是如此恶浊！诗人杀妻自杀后，竟然有某著名女诗人公开发表文章，以自己不能成为诗人的妻子以供诗人砍杀而倍感遗憾。这说明这类极端恶劣的女性观，竟也如此深入包括某些女性知识分子之心。
除了上述最为恶劣的思想外，当代文学作品中其他种种习焉不察的男性中心思想的流露，更是比比皆是。在那些流行文学作品中、那些都市青春偶像剧中，女性更是被彻底异化为爱情动物，甚或只是情欲动物，她们的所有价值仅仅体现在爱情或情欲是否经由一个男子而得以实现，所有的悲欣苦乐径出于得到了一个男人的爱或失去了一个男人的爱。女性被剥离了男人的性对象的身份后，还剩下什么呢？所谓 1970年代出生的“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竟然会被许多人目为女权主义写作的代表，其实，女性对自身的性描写能够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无非是原本男性作家的性描写已不能满足男子意淫的需要，而现在有女性作家来公布她们的隐私生活，既充分满足了男性的窥淫癖，又成为炮制诋毁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