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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卜荪先生每次上课只带要讲的原文文本，至于他的讲课内容，即要在黑板上写的东西，却只字不带，而是即时在黑板上奋笔疾书写下的。等到写满黑板后，他稍事停顿，只轻轻念一遍，便擦掉再继续写下去。中间从未有间断停顿的时候。看上去他讲课像是完全凭着才气，即时发挥，其实是事先早有充分准备。他在授课时所表现的思路之敏捷、清晰和记忆力之强，堪称一绝。
燕卜荪先生在讲课中从不重复权威的看法，很少援引旁人的观点，讲的话往往都是自己的真知灼见，难得从一般的书本中找到。举例说，他认为T．S．爱略特对庞德的推崇超过了正当的评价，实属过誉。他对于 T．S．受略特的后期诗作《四个四重奏》评价不高，认为失之于空洞。这与一般美国批评家将该诗捧到天上的作法大不相同。他也鼓励学生对诗歌要有自己的感受和见解，不要人云亦云，甚至有时要提出与教师不同的看法。
燕卜荪早年的成名之作《七种歧义类型》（1930）将他的导师李恰慈倡导的文学批评中的语义分析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推动了美国新批评运动的兴起。他的这部早年著作被新批评派视为经典，竟相效法。美国新批评家克林思·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随后便标榜出“悖论”和“反讽”的说法。他在《精制的瓮》一书中根据这一理论细致分析了华兹华斯、济慈、丁尼生等人的诗歌，从而证实语义分析的方法不仅适用于玄学派诗人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如燕卜荪所做的工作），而且适用于一般认为比较易读的诗歌作品。此外兰色姆（John Crow Ransom）还提出了“结构与肌理”说。维姆扎特（William K．Wimsatt；Jr．），则倡导“具体的共相”的理论。这些说法都是想标明诗歌语言的特性，不过各有其不同的侧重方面，在四十年代显得异彩纷呈，蔚为大观，形成新批评派的极盛时期。这些新批评派人物对诗歌语言的细致分析与燕卜荪走的路子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他对美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的评价一般并不很高，认为他们没有做出真正有创造性的成就。在美国当代批评家当中，肯尼思·博克（Kenneth Burke）算是他最赞赏的一位。维姆扎特和比尔兹利（Monrot Beardsley）提出“意图的谬误”（in… tentional fallacy）的观点，将作者的意图与作品的意义完全分离开来，目的是强调作品文本的独立性。这一观点是燕卜荪所极力反对的。无怪乎当代英国批评家科默德 （F．Kermode）称燕卜荪是一个意图主义者。另外，由于新批评派将诗歌作品当作独立自足的实体，所以只注重文本上的细读，而忽视作家个人经历与社会背景对作品的关系。燕卜荪的作法却与此迥然不同。例如他在讲莎土比亚时就详细阐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视野或世界图像。 顺便说一下，在谈到美国文学时，他特别推荐中国学生去读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而不鼓励阅读霍桑和所谓高雅的亨利·詹姆士的作品。这也可以看出他的趣味标准与当时流行的学院派风尚的不同。
燕卜荪先生在1950~1951年讲授现代英诗，当时选修这门课程的只有金发焱学长、李修国和我三个人。燕师（这是发桑学长和我对他的尊称）本人就是一位重要的英国现代诗人，自然也要选读两三首。他说自己的诗常常被人认为晦奥难懂，实则一旦理解了其关键寓意，并非深不可测云云。这门课程讲了一年，从哈代、叶芝、爱略特一直讲到迪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其中自然也包括与他同时期的奥登、斯本德等诗人，讲起来更是如数家珍。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囊括了英诗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演变概况。
燕，卜荪先生虽然早在二十四岁时 （1930年）就在英美批评界有了很高的声誉，但他对自己的成就仍然抱着很谦虚的态度，曾说自己的文学批评范围过于狭窄，远远不及他最钦佩的英国莎士比亚批评家 A．C．布拉德雷。他认为布拉德雷的《莎士比亚悲剧》一书在卷帙浩繁的莎士比亚评论中是惟一值得一读的著作。他也从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是乐于介绍别人的观点，举例说他就曾将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考德威尔（Chfistopher CaudweH）的《幻象与实在》介绍给中国学生。
燕师对待中国学生总是循循善诱，充满友爱之情。学生一到他家，他都是热情接待，让你坐下喝茶交谈。有的学生准备写论文，他便亲自去图书馆替学生找出有关书籍，给予指导。有一年暑期他去美国讲学，回来时带来一些新书，往往自己还未看完，便很大方地借给来访的朋友或学生先看。凡是认识他的人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一般大学教授常有的学者架子。他待人的态度 竟是出乎寻常的平易和亲切。最可贵的是，这种待人的热忱看来并不是修养的结果，而是他纯朴真诚性格的自然流露。可以说，在他身上辨析人微的思考能力与率真的赤子之心奇妙地结合成了他独一无二的人格风采，这正是每个认识他的人所无法忘记的生活中的燕卜荪。
燕师在1952年暑期前教完我们这最后一班后，返回英国。从1953年起在英国舍菲尔德大学任教，直到1971年退休。 1979年受封为爵士。
回想起来，我自己系统听燕师的课开始于1950年春季，当时只是慕名去旁听。记得旁听几次之后，有一天课间休息时他登上北楼楼顶平台，正好我也在上面，就顺便问他怎样学习英诗。他毫不犹豫地让我到他家去，说有美国人写的入门书可以看看。于是便有了我对他的第一次拜访。见面之后他便拿出克林思、布鲁克斯的《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还有一本介绍英美当代批评的书，借给我看。读后果然觉得眼界开阔，获益匪浅。从此我对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可以说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回忆往事，这次拜访竟成了我一生学术兴趣的起点，对我的研究方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不过这在当时却是没有意识到的。也许，正是名师的指点才会产生这种潜移默化而又极其深远的作用。
师生之谊是重要的人生体验。遇到燕师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一段经历，这一时期有关他的一些印象自然也就成了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回忆1952年暑假燕师即将回国时最后与燕师话别，算起来离今天已有五十个年头，而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其后由于种种原因，未得与燕师通信，无法继续蒙受教益。但心头思念之情却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愈加深切。特别是惊闻他于1984年去世之后，这种怀念往日恩师的情结更觉难以消解。后来与燕卜荪夫人通信，此心才稍得安慰。然终以生前未能再见上恩师一面，身后又未能在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为终身憾事。如今燕师夫妇均已辞世，在此我谨以一个受教于他的中国学子的拳拳之忱，愿他们的灵魂永得安息，愿燕师一生的学术成就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当之无愧的更高评价，并在读者中间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蔡德金编注的《周佛海日记全编》，收他1937年1月1日至1947年9月14日的日记，缺1939、1946两整年和若干月日。其中有涉及鲁迅、周作人兄弟的点滴资料。
涉及鲁迅的只有这样一条：1938年10 月19日：
胡愈之电话，谓鲁迅二周年纪念，
请余参加。念与鲁迅思想不合，且无友
谊，婉谢之。
这时正是武汉陷落的前夕。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团体在危城中举行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三十多人出席。据《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周“在会上讲话，强调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更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当时胡愈之是第三厅第五处处长，大概是他在负责会务，就由他打电话邀周佛海赴会了。邀请他，根本就没有考虑他的思想跟鲁迅是否合拍，他同鲁迅有没有过交往和友谊，仅仅因为他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是请他去履行一项公务，而他却把这事理解为对他个人的邀请，“婉谢”了。这倒是一件可以为鲁迅庆幸的事情，假如他到会了，讲话了，引鲁迅为同调，岂不糟了吗。
《日记》中涉及周作人的地方就多些了。这两个人，一个在南京当汉奸，一个在北平当汉奸，少有直接的接触。在日本投降以前，在《周佛海日记》中没有出现过周作人的姓名。但是我们已经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