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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日子里，鲁迅对胡适多有讥刺，那根本的原因，可以引鲁迅于1936年 1月5日写给曹靖华的信来解释：“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
但在学术上，鲁迅对胡适还是重视的，并不一笔抹煞。1934年5月鲁迅修订《中国小说史略》，为了曹雪芹卒年的考证，曾向杨霁云求借1930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选》。在鲁迅藏书中，还有一种没有题字的胡适的书，即193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下两册。
今天翻看当年胡适送给鲁迅的书，依然能够感受那浓厚的时代色彩。胡适摒弃一切繁文缛节的题词，多么简单，明白如话。可见胡适推行白话之彻底了。
胡适送给鲁迅的书
■ 赵丽霞
在鲁迅的藏书中有胡适送的自著书四种。每本都有题词。一种是1923年4月17日赠送的《西游记考证》，一种是1924年1月30日赠送的第五版《尝试集》。另两种是 1924年6月2日同一天赠送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
《西游记考证》是一本没有标注出版者、出版时间的小册子。据胡适书中自述，该书完成于1923年2月4日；写作过程中，曾得到鲁迅的帮助。这也见于鲁迅 1922年8月14日写给胡适的信。
适之先生：
关于《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
现在录奉五纸，可以不必寄还。《山阳
志遗》末段论断甚误，大约吴山夫未见
长春真人《西游记》也。
昨日偶在直隶书局买《曲苑》一部
上海古书流通处石印，内有焦循《剧
说》引《茶余客话》说《西游记》作者事，
亦与《山阳志遗》所记略同。从前曾见
商务馆排印之《茶余客话》，不记有此
一条，当是节本，其足本在《小方壶斋
丛书》中，然而舍间无之。
《剧说》又云，“元人吴昌龄《西游》词与俗所传《西游记》小说“小异”，似乎元人本焦循曾见之。既云“小异”，则大致当同，可推知射阳山人演义，多据旧说。 又《曲苑》内之王国维《曲录》亦颇有与《西游记》相关之名目数种，其一云《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恐是明初之作，在吴之前。
胡适在他的《考证》中三次援引了鲁迅的考证并转录了提供的材料，说明是“周豫才先生把他搜得的许多材料钞给我”。4月 17日，应该是这本小册子出版不久，这一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赠《西游记考证》一本”。胡适在书的封面上，用毛笔写了“豫才先生适”。
《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均出版于1924年3月，是民国十二年二月申报五十年周年纪念刊之两种。《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在出版之前，曾寄给鲁迅看过，鲁迅在1922年8月21日致信胡适说：“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过许多空理论。但白话的生成， 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因为态度很平正，若夫以前文豪之偶用白话入诗文者，看起来总觉得和运用‘僻典’有同等之精神也。”胡适在这两本书的封面上，用蓝色的钢笔写下同样的题词：“送给鲁迅先生适”。鲁迅在1924年6月2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受赠的情况，并在随后写给胡适的信中表示了谢意。“前四天收到来信和来还的书；还有两本送给我的书，谢谢。”鲁迅还曾去拜访他。信中说到“昨天经过钟鼓寺，就到尊府奉访，可惜会不着，实在不侥幸。”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对鲁迅的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第五版的《尝试集》，是鲁迅博物馆于 1996年从中国书店收购回来的。封面上有胡适的毛笔题字：“送给树人适十三、一、卅”。这本书是不是寄出了？鲁迅是不是收到过？为什么会流散在外？迄今未见任何文字记录，或许已成了“谜”了。
胡适修订《尝试集》，决定删诗，并广泛征求朋友的意见，是为第四版做准备。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胡适写道：“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关于这件事，现在还保存有鲁迅的信，其中说：
适之先生：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尝试集》也
看过了。
我的意见是这样：
《江上》可删。
《我的儿子》全篇可删。
《周岁》可删；这也是《寿诗》之类。
《蔚蓝的天上》可删。
《例外》可以不要。
《礼！》可删；与其存《礼！》，不如留
《失望》。
我的意见就只是如此。…… 胡适请鲁迅删诗，自然是一种重视，他曾说过：“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鲁迅的意见，反馈在第四版的《尝试集》中。但也并非完全接受。《四版自序》有这样的说明：“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例如《江上》，‘鲁迅’与平伯都主张删，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把它保留了。”行文中鲁迅二字都打上了引号，与前引《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是同样写法。综观胡适的题词，有按传统中规中矩的“豫才先生”的，有称笔名“鲁迅先生”的，有直呼其名“树人”的，大概是随意的吧。
在后来的日子里，鲁迅对胡适多有讥刺，那根本的原因，可以引鲁迅于1936年 1月5日写给曹靖华的信来解释：“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
但在学术上，鲁迅对胡适还是重视的，并不一笔抹煞。1934年5月鲁迅修订《中国小说史略》，为了曹雪芹卒年的考证，曾向杨霁云求借1930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选》。在鲁迅藏书中，还有一种没有题字的胡适的书，即1935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下两册。
今天翻看当年胡适送给鲁迅的书，依然能够感受那浓厚的时代色彩。胡适摒弃一切繁文缛节的题词，多么简单，明白如话。可见胡适推行白话之彻底了。
“录之者尚有人”
■ 戴 逸
尽多日之力，我匆匆地读了来新夏先生的新作《清人笔记随录》，它将我引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知识境界，大则国计民生，军政要事，典章制度以及经史议论，科场掌故，风土人情，园林佳胜，里巷习俗，世态炎凉，直到谈狐说鬼，脂粉灵怪，因果报应。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生活中的众生相，毕呈于眼前，绘声绘色，光怪陆离，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我以前也读过不少笔记，但从来没有这样一下子集中接触到如此巨大的数量。来新夏先生此书著录的笔记作者有一百四十余人，有的作者所写笔记有两三种，甚至五六种之多，因此全书谈到的笔记总数将近二百种。清代笔记数量很多，二百种远未囊括清代所有的笔记，但数量已是洋洋大观，可称是清代笔记的渊海。
笔记在我国古代著作中是一种特殊的体裁，传统书籍的分类中并五笔记一类，因其内容庞杂，界划不清，经史子集，不知分属何类。有的笔记入杂史类，如冯更《见闻随笔》、杨捷《平闽记》，《四库全书》皆入于史部杂史类；有的笔记可入地理类，如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吴绮《岭南风物记》、方式济《龙沙纪略》、厉鹗《东城杂记》，《四库全书》皆人于史部地理类；有的笔记可人儒家类，如程大纯《笔记》、范尔梅《读书小纪》，《四库全书》人于子部儒家类；有的可人小说家类，如王啤《新世说》、钮绣《觚媵》、吴陈琬《旷园杂志》，《四库全书》皆人子部小说家类。更多的笔记则归于杂家类。笔记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内容杂，大干世界，芸芸众生，兼收并蓄，无所不包，凡无法按内容界划分类的，都可以归进子部杂家类。因此，我们在《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笔记”，如：顾炎武《日知录》、姜宸英《湛园札记》、王士祯《居易录》、《分甘余话》、张贞生《唾余随录》、张文炳《公余笔记》、高士奇《天禄识余》、徐昂发《畏垒笔记》、谈迁《枣林杂俎》、张尔岐《蒿庵闲话》、宋荦《筠廊偶笔》、陆廷灿《南村随笔》、魏裔介《佳言玉屑》、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黄叔琳《砚北杂录》等等。这些笔记，体例不一致，价值有高下，有论有叙，或庄或谐，《四库全书》都把它们纳入子部杂家类；并且，条分缕析，谓：“杂之义广，无所不包……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纤者谓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