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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埃尔和玛丽参加这些盛大的招待会，听着人们干杯祝他们幸运比埃尔穿着他在 P．C．N．学部讲课时穿的那件已经磨得有点发亮的旧礼服，虽然他极力客气，仍不免给人“心不在焉”的印象，显得很费力才能了解人们恭维他的话。玛丽不安地感觉到有成千只眼睛在注视自己，注视着这个最稀罕的动物，注视着这个特殊的人：一个女物理学家！
她的衣服是黑色的，领口开得很小；她那双被酸液烧坏的手上，没有饰物，连结婚指环都没有。在她旁边，这个邻国里最美丽的钻石就在一些裸露的脖子上闪闪发光。玛丽由衷高兴地看着这些珠宝，并且惊异地注意到她那一向漫不经心的丈夫也在注视这些项链，注视这些“金刚石颈饰”
当晚，她在脱衣服的时候对比埃尔说 ：“我简直想不到世上有这样的珠宝，真是美极了！
几天之后，居里夫妇回到巴黎，回到棚屋。他们已经与伦敦结了很牢固的友谊，并且计划了几种合作；比埃尔不久将和他的英国同行杜瓦尔教授一起，发表一篇关于镭的溴化物气体的著作。
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对于他们所钦佩的人是忠诚的。
１９０３年１１月，一封信通知居里先生和夫人，伦敦的皇家学会把该会的最高奖戴维奖章赠给他们，以表推重。
玛丽正不舒服，让他的丈夫独自去参加仪式。比埃尔从英国带回来一枚很重的金奖章，上面刻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他要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给这枚奖章找个地方安放，他处理得笨极了，丢了，又找着后来，忽然灵机一动，他把它交给女儿伊雷娜，这个六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
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在１９０３年１２月１０日的“正式常会”上，公开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一半授予柏克勒尔，一半授予居里先生和夫人，奖励他们在放射性方面的种种发现。
居里夫妇没有参加这次聚会。法国公使代表他们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奖状和金奖章。比埃尔和玛丽身体都不好，而且工作太忙，不敢在隆冬长途旅行。
在玛丽·居里的眼睛里，诺贝尔奖金只代表一件事：授予七万金法郎奖金，是瑞典学者对两个同行的工作的推重；因此它不“违反科学精神”的。而且这是减少比埃尔教课钟点借以挽救他的健康的唯一机会！
这张给人幸福的支票在１９０４年１月２日交到戈卜兰路支行了，他们的极少的存款都在那里。比埃尔终于可以辞去他在理化学校的教职；接替他的是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昔日的学生保罗·郎之万。居里夫人自费雇用了一个私人助手，这比等着大学答应给她有名无实的实验室助手来得简单多了，也快多了。
玛丽以借款名义寄了两万奥币给德卢斯基，以便帮助他们创立他们的疗养院。不久又有五万法郎奥西利奖金加在剩下的一笔小款子上，这笔奖金一半是给玛丽·居里，一半给法国物理学家埃都亚·布郎利。他们把这点奖金平分为两部分，一半买法国公债，一半买华沙城债券。
在赠款项下，有给波兰学生的，给玛丽青年时候的一个朋友的，给实验室的工人们的，给一些亟需钱用的赛福尔女学生的玛丽想起从前很亲切地教过她法文的一个很穷苦的妇人——德·圣一欧班小姐，现在是科兹罗夫斯卡夫人。她生在第厄普，住在波兰，在波兰结了婚，她的最大的梦想，乃是重游故乡；玛丽给她写信，请她到法国来，在家里接待她，并且代付由华沙到巴黎和由巴黎到第厄普的旅费。那个善良的妇女总是含泪谈到这个没有料到的莫大快乐。
玛丽很适当地施赠，不张扬，不轻举妄动，也不过分。她决意在有生之年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她愿意量力而为，以便永远能够继续帮助人。
她也想到了自己。她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装设了一个“新式”浴室，并且把一间小屋子里的褪色帏幔换了新的，但是她没有想到趁得诺贝尔奖金的机会去买一顶新帽子。她虽坚持要比埃尔辞去在理化学校的教职，她自己却继续在赛福尔教课。她爱她的学生，觉得自己的体力还可以继续任课，而且这是一个有固定薪金的位置。
１９０３年差不多是居里夫妇一生中最可怜的时期。他们的年岁正是天才得到经验的帮助而可以发展到最高度的时期。他们已经在一个漏雨的木板屋里，出色地发现了一克使全世界惊奇的镭。但是他们的使命并未完成，他们的头脑还有发现别种未知的资源的可能性。他们愿意工作，他们需要工作！
荣誉不关心将来，而比埃尔和玛丽去要向将来努力。荣誉降临大人物身上，用它的全部重量牵制他们，力图阻止他们向前进。诺贝尔奖金授予居里夫妇的消息一发表，千百万的男子、妇女、哲学家、工人、教授、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这千百万人把他们的热心献给居里夫妇，却要换回极大的补偿！他们把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放射学列入已经取得的胜利后就不去帮助它发展，而只忙着玩味它产生时的一些生动细节。他们要打破这一对惊人夫妇的秘密，因为这两个学者的双重天才、坦白生活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已经造成一种传奇。他们的热烈敬仰扰乱了他们的偶像的生活，并且夺去这对偶像希望保持的唯一财富：沉思和宁静。
当时的报纸上登载比埃尔的相片，旁边就是玛丽的相片——形容玛丽是“一个金色头发的年轻妇人，风度优雅，身材苗材”， 或是“一个可爱的母亲，感觉敏锐， 同时对于深奥的事物有一种好奇的精神”，还有他们的“可爱的小女儿”和一只在饭厅里火炉前缩成一团的叫做第第的猫的相片。这些相片旁边有很美的文字描写那所小房子和实验室，写居里夫妇愿意独自贪图幽趣和清贫风味的两个退居之所。克勒曼大道的房子，成了“贤士之庐”， 成了一所“可爱的住房，地址很远，在巴黎的偏僻而且寂静的区域内，在城堡荫蔽之下，里面隐藏着两个大学者的亲密快乐”。
而那个棚屋也成了名。
居里夫妇设法拒绝访问，封锁他们的门，自己关在那个从此有了历史价值的简陋实验室里；他们的工作和私生活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他们的谦虚使一些最不狡滑的新闻记者惊叹而且尊敬，这种谦虚也出了名，并且变成一件公开的事，变成写文章的好题目。
光荣是一面多么惊人的镜子！它有时候照出真相，有时候却象公园里吸引人的哈哈镜那样照出变了形的形象。它摄取它所选的人们的最小的姿势，在它的空间里映出千百种形象居里夫妇的生活，成了时髦酒馆里的谈话资料；报纸上登载居里先生和夫人偶然失去一部分存镭，一个剧院里就立刻上演出讽刺剧，形容这一对夫妇关在棚屋里，不许任何人进去，自己扫地，并且滑稽地在戏台四隅找那丢失的物质。
居里夫妇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贫寒、辛苦、甚至于人们的不公正行为；现在，他们生平第一次显露一种奇怪的神经不安。他们的荣誉越大，他们的不安越甚。
荣誉一定也会给居里夫妇带来一些利益：教席、实验室、合作者以及盼望已久的经费，作为那些磨难的补偿。不过这些好处什么时候才来到？他们焦急等待的时期延长了。
比埃尔和玛丽所循的途径虽然不同，可是最后都采取了拒绝荣誉的态度。共同完成一项伟大工作的人，也许会用不同的方式接受荣誉；比埃尔或许冷淡，玛丽也许虚荣但是不然！这一对夫妇胜利地度过这次磨难，而且团结一致，逃避尊荣。
居里夫妇现在有一个新的理由要过“野人生活”，他们要逃避好奇的人们。他们比以前更常到偏僻的村庄去，若是必须在乡下的旅店里过夜，他们总是用假名字登记。
但是他们最好的化装，还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一个笨手笨脚的男子，衣服穿得很随便，在布列塔尼一条空荡荡的路上推着一辆自行车向前走，陪伴他的那个年轻妇人，装束像农村妇女；看见这样两个人，谁会想到他们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居里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成了“鼎鼎大名”。 这对夫妇钱比以前多，快乐的时光却比以前少了。
尤其是玛丽，她已经失去了她的热情和愉快。她不像比埃尔那样完全潜心于科学思想。每日发生的事影响她的感觉和神经，而且引起很坏的反应。
庆祝镭和诺贝尔奖金的喧哗，使她生气，一时一刻也没有使她放下对比埃尔的病的忧虑；这种忧虑破坏了她的生活。
比埃尔因为身体上的病痛，感觉到一种重大威胁，每每为时间消逝而不安。难道这样年轻的人就疑心自己快死了么？人们可以说他是在与一个看不见的仇敌比赛速度，他一味固执，一味匆忙，亲切地向他的妻子絮语，使她也不安。他们必须加速研究的节奏，必须利用每一刻时间，必须在实验室里多过几小时。
玛丽勉强更加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超过了她神经耐受力的限度。
她过去的命运比他的艰苦。２０多年以来，从她还是一个１６岁的波兰姑娘，头脑里装满了节日的回忆，由乡下回到华沙谋生的那一天起，她几乎没有停止过工作。她的青年时期在孤寂中度过，在一个冰冷的顶楼里埋头看物理学书籍；而后来在恋爱的时候，恋爱又与工作连在一起，不能分开。
玛丽把对于科学的爱和对于丈夫的爱融会于一种热诚之中，强制自己过一种紧张的生活。比埃尔和她一样深情，他们的理想也是一致的。但是比埃尔有过很长的懒散时期，有过热烈的青春，有过活泼的情绪。
玛丽自从长成妇人以来，没有一刻离开过她的任务，所以她还希望有时候能够认识生活的简单可爱之点。
她是一个极温柔的妻子和母亲。她梦想甜密的暂时休息，梦想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