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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不特欲上飞机，引跃如和大不韪追上去，说：“师父，让我们跟随你吧！”
“我从来不收徒弟，也不拜老师。你们要死要活，不干我的事。我早就有言在先，你们让安复活，麻烦会更大。还记得我的话吗？”京不特说着，手伸进包里翻弄，“想起来了，我有两样东西要给你们。这个是一本春宫图，给大不韪的；这个是吐火罗文的天书，给引跃如的。再见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他转身跃入机舱，喊道，“来，帮我把螺旋桨转动起来！”
引跃如和大不韪走过来帮他，一会儿发动机就点着了，京不特探出脑袋说，“不用担心你们的灵魂和未来，这两样都是别人预先替你们选好的。记得那句话吗？——‘人就是人的未来’。同样的，人就是人的灵魂！”说罢，他推动操纵杆，让飞机在山顶上跑了起来，没出去多远，就腾空而起，把他们三人远远地扔在了下面。
《风帝国》在国家话剧院排练时，一天中午休息，我在院子里碰到李东，他说，等我这个戏演完，他想与我合作一次。我说，好啊好啊，但也没太往心里去。因为，我知道他很忙，田沁鑫导演那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他去做呢。
这个田沁鑫也真是邪门了，每次我到国话排戏，都和她撞车，总是她在上面，我在下面；而且每次她撞着我，偏都撞着我排音乐剧。我真不知道我们在下面真刀真枪地锣鼓喧天、弦管齐鸣，她在上面是怎么收拾那些不紧不慢、弦外有音的台词的！
不过，田是个通融的人，有回我见她，不无歉疚地提起这事，她说，没事没事，你们唱你们的，正好历练我们的定力。
李东的风格和她很像，万事包容，曲中求直。这点或者就是我们开始合作的原始基础。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三部分一个车头带一列火车
《风帝国》彩排的时候，人艺小剧场的傅维伯带来一个叫张兵的人，他说是某文化公司的，要我给他一些戏剧资料，说有欧洲戏剧节的人来选节目。我便让小雨把《圣人孔子》的舞台艺术片交给他。不几日，张兵又来，问我能不能凑齐原班人马，复排这个戏。我说，问问吧。其实，我对这事兴趣不大，我脑子里盘算着将来的写作计划，我知道出国演出要占去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要辛苦地面对人事。再说，我是从北京一点一滴做出来的，我的观众在北京，我不需要到外面去镀一层金，来证明自己如何如何。
没过多久，2004年11月中旬的一天，李东给我电话，约我在中央电视台梅地亚的大堂见面。我们谈了很久。那次谈话就确定了要做理想主义三部曲。下面摘记一些我们的谈话：
“江苏那边有个演艺集团要改革，希望马上有作品出来，”李东说，“你的《切·格瓦拉》可不可以复演？”
“《切·格瓦拉》的剧本，原先只讲革命，现在不合时宜了。要改，要重新写。”我说，“这么些年来，对以前的演出实践，我也有话要说，可以改变原来的不完善，索性做一个定稿，将来演起来也方便。”
“演艺集团改革多年了，他们的领导很有魄力，但目前必须用生产力来证明。”
“那不如再写个戏，我想弄一个关于爱情的。反正横竖要写，不如写个干脆。”
“那怎么把这些搞在一起呢？我关心的是事，我们要弄个事，有利于改革。我不怕大，越大越好。”
“那好办，不如再加上《圣人孔子》，这个戏比较好看，观众很喜欢，在人艺演的时候天天满座，门口还老有百十来号买不到票的在等。把三台戏串起来，一个车头带一列火车。这事够大了吧！再说，他们准备把这个戏带到维也纳，我们在那儿再演上几场，对改革不更有好处？”
“好！就这么办。话剧看连本的，还没有过。但三个事怎么统在一个名目下呢？”
“三个戏都写理想主义，就叫理想主义三部曲，怎样？”
“就叫三部曲！”
“不过，《圣人孔子》原先是广州话剧团排的，我先征求一下王履玮（广话团长）的意见。他要不去，就让江苏去。”
“在决定与你合作前，许多人都劝我小心，说你这个人不好处，会利用我。”
“不利用为什么与你合作？但除了利用，我还会向你学习。”
“我当然也可以利用你，看我们谁利用谁多吧。能把对方利用了，是本事。你这么坦诚，我就放心了。”
“我做了多年，一直是独立创作、独立制作，我倒也非常想和职业的制作人正式合作一次。这对我很重要，我可以学到很多，也可以解放很多。你来帮我，我要谢谢你。”
“我这些日子也在读你的书，并把你的书给了江苏那边；所谓知己知彼嘛。”
“你没写书，我看不到，很难了解你，这方面你就占了优先。不过，你要做事，我会在做事中了解你。”
“你写一个剧本要多久？三个戏，要写俩，来得及吗？有可操作性吗？”
“我答应你的事，就是OK了。否则，我就说不行。一个剧本，我大概七到十五天吧。不是说我写得快，而是脑子里有些以前的积累，现在还够用。”
“你要多少钱？”
“你看着办。但这事我至少在南京要住半年，你能让我放心离家，没后顾之忧就行了。”
“我懂了。”
“你需要改变你的形象，但又不能失去锐利性。这就是我要为你做的。”
“我也正想有所改变。你认为怎么做才好？”
“你的戏有些部分我喜欢，有些我很不喜欢。比如《圣人孔子》，我带一个小朋友去看过。她从头呵呵乐到底，但乐过去也就过去了。而我是知道你要说什么的，你说的真的有那么多人关心吗？我认为，目前在中国，只有喜剧性的元素和敏感的话题才能吸引观众，欣赏性的东西不行。”
“我懂了，也很赞同。”
“你平时的一些言论很得罪人，比方说人艺该解散了。所谓改变形象，是不是也考虑这点？”
“改变形象，不能丢了骨子里的东西，这也丢了，你说的锐利性上哪儿去找？”
“你要长远考虑。”
“这个比什么都远。”
“你要什么，必须明白告诉我。”
“我要版权，要新创作，要实践，要在一群新人里面磨炼自己，越不会演戏越好，练我导演活嘛。你要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他说了，但我没明白。这点他比我老到。不过，正因为这样，我才选择与他合作。我希望某些方面比我强的人和我在一起。
李东是个极其聪明的人。有人曾经说我是水，放在碗里是圆的，放在盒子里是方的。我看，这话更适合他。他可以在达成对方意愿的前提下发现他要的东西，非常容易找到求同存异的部分，这就是谈判老手。上面我们的谈话，你来我去的，仿佛很轻松，但谈笑间，我们已经解决了策划、题材、创作、生产、为人、价码、版权等所有问题。
这就是我们关于理想主义三部曲唯一一次严肃谈判。之后，就是做事，就是互相理解，就是你推我让。
我和他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我们做理想主义三部曲，却不在理想的名目下要求对方。你取你需的，我拿我要的。对自己的承诺负责，才有后面的一切。如果你说，名啊，利啊，色啊，统统给我，还让我高尚起来，我里外都不相信你；可你说，张广天，我为你做事，是为了我的事，那好吧，我们自由了，我们可以不需要什么旗帜死活傍在一起了，这就是自我的起点，具体的目的。
文明人大抵如是！
《人类的当务之急》 第三部分我被招安了
在南京金陵饭店二楼的咖啡馆，我见到了江苏演艺集团的老总顾欣，他是我国很有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李东和我的意思，他很快就明白了，并爽快地接受了。大概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就进行到具体工作的细节。这么快的速度，反倒让我不安起来。我问顾欣，《切·格瓦拉》和《圣人孔子》的剧本看了没有，他说看了；我又问，有些问题和角度都很敏感，作为演艺集团改革的头一炮，合适吗？你不怕有问题？他说不怕。
后来，有次吃饭，顾欣又说，他搞改革，很多人反对他，告他状的人都恨不得捅到中央去。他压力很重，曾好多天失眠。但他的结论是，现在不同以前，没有人再从政治上整人了，或要从经济上整，他也不怕，他行得正走得直。想来想去，没有什么授人以柄，于是，还是搞下去。
我终于明白了，他的确不怕，也的确对我放心。那好，你有决心也信任我做事，我就不让你吃亏，我会尽量多地在我以外考虑你。不管你改革，还是做官，反正，你同意做理想主义了，你同意和张广天这样的麻烦人同船了。那我和你在一起，我就说我被招安了。
这个事情走到这里，意义已经很大了。作为文艺改革舰船的江苏演艺集团和到处扬言“人艺早该解散”的张广天携手共进，这个信号说明什么？说明你贴近草根了，你重视体制外的人才了。张广天演戏为了什么？不就为了改你们吗。你们倒先改了，我还有什么话说？！
我有个在南京的老朋友穆旦，是个很好的民谣诗人。他见到我说，你来南京弄这事，而且得到演艺集团的支持，不可思议。南京一直弄不出什么事情，你怎就一来就弄起来了？你看来有点本事。我说，不是我一来就弄起来，而是有人请我来弄，有人许我来弄。
是的，12月份我再次到南京，参加新闻发布会时，事情有了点小小的变化。我的毛主席像章摘了下来。我为什么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