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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臣蔡确恭奏圣上。章惇大人今天的举止使臣惊讶，殿堂之上，竟敢指鹿为马，欺君蔽上，其罪当诛！”
群臣震栗。
皇帝赵顼面色阴沉：
“蔡卿，你之所奏，使朕茫然。”
蔡确扑咚一声跪地：
“圣上明察。这份奏表的炮制者，根本不是知筠州滕甫，而是贬往黄州的罪犯苏轼！”
张璪瞠目。
蒲宗孟木呆。
王安礼、孙固惊诧。
皇帝赵顼惊愕，目视章惇，厉声叱道：
“章惇，你知罪吗？”
章惇跪倒在高台之下，低头不语。
“呈上奏表！”
章惇双手举起奏表，梁惟简接过，转呈皇上。
赵顼接过奏表仔细地翻阅察看。
他面色凝重，双手在微微抖动，眉宇间浮起一层浓重的忧思。
这分明是苏轼的字迹，这种字迹展现在眼前，似乎神奇地加重了这份奏表的分量。那字里行间显露着一颗苏轼“为人主计”的忠心，似乎促动着他的心向“退兵守边”一边转移，但心底又腾起一连串憾恨、疑虑和焦躁，“退兵守边”将证明自己“用兵西夏”决策的失误，将招致群臣的轻蔑，将挫伤黎庶的期望，也将贻笑于邻邦。
下不了这个决心啊！
他打量着眼前的宰执大臣，希望得到臣下的支持。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蔡确的脸上：
“蔡卿，章惇欺朕，你何以得知？”
蔡确面色从容地拱手答对：
“禀奏圣上，这份滕甫署名的奏表，是十月八日由筠州府衙上呈朝廷的。臣与王珪大人在参阅承办中，察其文风不似滕甫大人行文之朴实，其文理亦不似膝曹大人为人之忠恳，且筠州距灵州战地数千里，妄议边情更非滕甫大人之所肯为，故暂时搁置于政事堂，遣人去筠州察其实情，始知这份奏表乃苏轼假胜甫之名上呈。圣上明察，苏轼行事如此藏头咸尾，联系其阶往之桀傲慢上、讪谤朝廷，臣痛惜其戴罪黄州而不知侮改。章惇大人与苏轼相交数十年，情谊之深，朝野皆知，当熟知苏轼的文风、字迹，然而今夜竟胆敢放殿堂之上欺君蔽上，臣甚感蹊跷……”
赵顼盯着蔡确而不动声色，心里却在急剧地思索着：搁置奏表与扣压奏表何异？只怕是心中无边情之危，只有一个鲠｜喉的苏轼啊！这也是一种“人臣自为计”吧！他深感失望。
跪在蔡确身边的王安礼，此时已猜知了章惇为苏轼回京铺设途径的用意，也看穿了蔡确逆闭苏轼回京道路的用心，便挺身站起，拱手禀奏，为苏轼辩解，为章谅解危：
“禀奏圣上，我朝群臣之间，代友上书、代友论事、代友呈表、代友辩诬，乃朝政修明之体现。欧阳修有《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代杨推官泊上呈日相公求见书》，堪以为荣。今苏轼以戴罪黄州之身，代滕甫大人上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足见其不忘君恩，不忘朝政，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乞圣上恩予嘉奖，以励天下仁人志士之心。圣上今夜召对群臣意在征询‘应变之策’，以扭转灵州会师诸路失协之危，若所献之策可取，何必拘泥于呈策人是谁？滕甫也好，苏轼也好，不都是圣上的臣子吗？切不可因有人‘甚感蹊跷’而疑移。十月以来，灵州战地形势急剧变化，‘塘报’纷至，多为西夏兵马截我后路、烧我粮秣、暗袭夜扰之事，种种迹象显示，西夏确有引我深入之图谋，苏轼的‘奏表’正是缘此形势变化而发，今赵离‘塘报’告急，事危矣，乞圣上从速决断，退兵守边，保存精锐之师，以图再取……”
皇帝赵顼凝视着王安礼，心头浮现出王安石的身影：和前与介甫，虽政见不同，性情有异，然耿直无伪、心底无私，堪为兄弟。良哉斯言，事危矣，是该从速决断了。
张璪素与王珪、蔡确、蒲宗孟同心，蔡确的禀奏已勾通他们之间灵犀上的相知。他知道，王安礼的禀奏已使皇上的思索落在苏轼的奏表上，便站起出列，拱手禀奏，直接对准苏轼的奏表开刀了：
“禀奏圣上，臣聆听了章惇大人朗读的苏轼奏表，甚为惊讶。这份奏表字里行间，充斥着猖狂清谈、不臣不忠之气，苏轼所膜拜的，是奸臣曹操；苏轼所轻蔑的，是英明的人主；苏轼所赏识的，是西夏的‘坚壁清野以抗王师’。这份奏表的要旨，依然是‘桀傲慢上，讪谤朝廷’，公然反对圣上‘用兵西夏’的决策。圣上明察，苏轼在这份奏表中，提出‘法当缓行’、‘聚重兵境上，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若依此行事，贼虏何时可灭？疆土何时可复？圣上中兴业绩何时可见？现‘灵州会师’情状尚未完全明了，断不可骤然退兵守边，以示弱于西夏。臣斗胆上奏二事，乞圣上明断：其一，请圣上敕令陕西转运判官李稷，速运粮秣、金银、钞帛，犒劳五路兵马，以昭圣恩。其二，请圣上速遣忠信可倚之臣前往灵州督促，整饬五路，合力图敌。圣上，大宋臣民都翘首京都，盼望圣上攻取灵州，以张天威啊！”
蒲宗孟一直在思忖着，“攻取灵州”原是皇上威望的寄托，是“天纵英明”的体现，是“元丰改制”业绩之所在，而苏轼的奏表，只不过是皇上业绩功亏于篑时的一副苦药。苦药是难吞的，只有灵州战地还跳动着一点希望的火花，皇上决不会轻易地“退兵守边”。现时最需要的是坚定皇上“攻取灵州，以张天威”的信心。他挺身而出，针对皇上心中的疑窦，拱手禀奏：
“臣蒲宗孟禀奏圣上。据臣所知，知河东军王中正，平日懒散，不习操练，将纵兵骄，自入夏境，望空而行。因畏惧西夏兵马暗扰夜袭，每夜二更即令军中灭火，禁止造饭，遂使士卒食乏多病，引起士卒不满，营中曾有‘当先杀王昭宣（王中正曾任昭宣使）和赵漕运（囗）乃溃归’之流言。故河东军转运使赵离今夜飞马送来的‘塘报’，究竟有几分真实，臣心存疑虑；五路兵马主帅李宪，长期任职官中，其忠毅干练，圣上知之极深，主持军务以来，捷开兰会之役，擒敌首三人，俘敌酋二十余人，斩敌二千有余，筑兰会等州。九月，收复米脂，进驻银川，歼敌八万，其功大焉，怎可凭河东军一漕运所呈的一份虚实莫辨的‘塘报’，轻论五路兵马主帅之失误。李宪失期未至，或有所图谋，亦未可知。至于苏轼假滕甫之名上呈的这份奏表，若作文章观赏，挥笔洒脱，洋洋荡荡，层次分明，论据妥切，足以销魂荡气；若作‘应变之策’详考，乃纸上文字，毫无可取。如这份奏表中有‘聚重兵境上，号称百万，搜乘补率，牛酒日至，金鼓之声，闻于数百里之间，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之议，实在是近于梦话。圣上明察。现时五路兵马已逼灵州城下，能突然调回边境鸣金擂鼓吗？章惇大人今夜以这份奏表上呈，只怕是因为与苏轼的友谊太深了……”
蒲宗孟用调侃轻蔑的话语贬低了赵离“塘报”和苏轼奏表的份量，似乎也减轻了赵琐心头的重压。争欲急功、自崇权威终于压倒了边情的险危和心头的慎虑慎思。
王珪从皇帝赵顼闪亮的眼神中察觉到蒲宗孟禀奏的功效，当蒲宗孟的禀奏声一停，他便抖擞精神站起：
“臣王珪禀奏圣上。五路兵马会师灵州，已成合围之势，断不可功败垂成，失去战机，遗恨千古。苏轼假滕甫之名呈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虽猖狂不臣、干扰圣思，但一片忧国之心，似可宽恕。现灵州战地诸路失协，皆因监军李宪失期迟至所致，乞请圣上速遣大臣宿将整饬诸路，合力图敌，即可收‘攻取灵州’之利。臣仅奏：内侍押班李舜举忠信可倚，行事稳健，曾制置径原军马，熟知边情，长于御将，可暂代监军之职；知制诰兼御史中丞徐禧，谙熟兵书，通晓战阵，每议边事，见解不凡，平日常自吁叹：‘西北唾手可得，恨将帅怯耳’！可任五路兵马指挥之责……”
枢密使孙固大骇，勃然站起，拱手禀奏：
“禀奏圣上，蒲宗孟大人、王珪大人之议，臣不敢苟同。蒲宗孟大人以为苏轼的奏表只可作文章观赏，难道蒲宗孟大人的禀奏也只可作‘杂掰’听闻吗？征战之事，人命相搏，社稷安危所系，明知西夏在设伏陷阱，诱我深入，何必要自招溃败，孤注一掷？请问蒲宗孟大人，你能断定赵离的‘塘报’是谎报军情吗？你能断定西夏的‘诱敌深入’不存在吗？你能断定‘诸路不协’是假的吗？”
蒲宗孟惊慌无语。
“蒲宗孟大人既然不敢拍着胸脯断定，那么，苏轼的奏表就是一个值得详考的‘应变之策’。圣上，苏轼所奏，乃从大局出发，灵州退兵虽有种种困难，但总比全军覆灭于灵州光彩合算得多。圣上若能采纳苏轼之策，臣愿荐举一人，前往灵州战地，宣示圣上谕旨，协成诸路将领之和，确保五路兵马安然退居境上。”
皇帝赵顼询问：
“此人是谁？”
“司马光。”
赵顼惊讶：
“司马君实！”
孙固急忙跪倒：
“圣上，司马光虽不知兵，但人望品德，朝野称颂，将士德服，大辽、西夏，亦弹其日月肝胆，且十年前曾知永兴军数月，与西北诸路将领高遵裕、种谔、刘昌柞、王中正等颇有交往。司马光前往宣示圣谕，必将昭泽圣上恩德于军营。臣乞求圣上明断！”
皇帝赵顼凝望着白须漫胸、目光期待的亲信老臣孙固，神情默然。他心里明白，孙固是在借机奏请司马光早日返回朝廷。可现时，边情危急，朝廷纷争又起，是司马光重新返回朝廷的时候吗？
王珪、蔡确、张璪、章惇、王安礼、蒲宗孟都在神情紧张地等待着皇上的决定。
良久，皇帝赵顼微微摇头，决断地说：
“和父先生，朕知道你的一片忠心和用心，朕不忍年老的司马光驰骋于疆场啊！朕意已决，与西夏决战于灵州！”
孙固老泪滚落，仆伏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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