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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要做事，后来为人所攻，便无去就。不观荆公《日录》，无以知其本末，他直是强辨，藐视一世，如文潞公（文彦博）更不敢出一言；司马温公（司马光）亦只见荆公不是，便倒一边；如东坡（苏轼）当初议论亦要变法，后来却又改了；神宗皇帝尽得荆公许多伎俩，便不再任用，到元丰年间，事皆白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起承耳”。二百六十年后，元朝顺帝至元年间宰相脱脱（蔑儿吉特氏，字大用），主修宋史，为王安石立传，大约是最早对王安石作出了公平的评价：
安石少好读书，一过日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
成，见者皆服其精妙……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
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己。法其意，则吾
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己合先王之政矣。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
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间苍草野之
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记，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囗为常，而无一
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
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
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浮云千古，江流千古，王安石终是不朽的！
篇十九
汴京·司马光府邸书房
深夜孤灯，清酒哀文·酒是友谊不泯之酒，文是心曲难尽之文·苏轼与司马光噙泪举起酒杯·
江宁府关于王安石病故秦淮小宅并草草埋葬的奏札，于四月十八日午后到达京都。司马光已“危病卧床”半个月了。半个月前朝廷中枢进行了重大改组：特授八十岁的文彦博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晋升六十八岁的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晋升六十九岁的韩维任门下侍郎，晋升五十九岁的吕大防任中书侍郎，晋升五十九岁的范纯仁知枢密院事，晋升六十七岁的鲜于亻先代替吴居厚为京东转运使，晋升五十三岁的程颐为崇政殿说书。重臣们几乎全更换了。加之现时居于二府、三省、六部的执权者，大都是当年被王安石贬逐的人物，心中仍存“愤懑”，故对王安石的病故，反应冷漠，少数人似有“欢欣”之色，连主持中枢事务的吕公著看了江宁府的奏札，也顺手放在一边，不再理睬。
这次中枢班子的重大改组，是司马光在他的病情恶化后采取的紧急措施，年轻的德才忠恳者尚未考察遴选，只能起用忠恳可信的老臣了。三月下旬，他的双脚突然行走困难，筋力日显衰微，饮食日见减少，冷热无常，夜间盗汗。太皇太后闻知，极为忧虑，特派沈安士等四名御医专门负责疗治，但病情总是不见好转，而这种浩荡的恩宠，反而使他诚恐诚惶，“不见君，不可视事啊”。他每天清晨，由儿子司马康推着轻便轮车送至宣德门，然后由儿子架扶进政事堂处理政务。太皇太后闻知垂泪，特下诏令，准于司马光乘坐抬轿入宫，免去司马光朝觐之礼，准于司马光三天临朝一次。司马光拒绝了这种特殊的恩典，仍坚持天天由儿子推车架扶入朝。四月三日，他的双脚已完全不能着地，双腿已不听使唤，不得不告假居家治疗。双脚疾废之哀使他感到鹈囗之将鸣，便以改组中枢班子为他身后的“革故鼎新”作准备：“革故鼎新”大业终需后继有人，终不可中途而废啊！
司马光病情恶化的原因无它，“骸骨癯瘁”的躯体，确实已经受不起“亲躬庶务，不舍昼夜”的操劳。他担任宰相之职三个月来，在内政上基本完成了“革故”的构想，更换了二府、三省、六部的执权官员，更改了科举制度，罢废了“新法”，除掉了他认为朝政“四患”（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戎未决）中的三患，而西夏侵扰之患，仍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去年三月，皇帝赵顼驾崩之后，西夏四次派使者携带贡物来京，“稍示屈服”，以求“和好如初”。司马光看得清楚，西夏之所企，一是要求归还朝廷数年用兵所取得的米脂、浮图、安疆、葭芦、吕堡、义和等六处军事要塞，二是开放边境私市，以贸易缓解西夏物资之匾乏。如此“和好”，是西夏之欺骗！然朝廷自“灵州丧师”、“永乐兵败”之后，已无“用兵西夏之力”了，而且，“革故鼎新”伊始，也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司马光思之良久，欲以“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之策以对应，企图以军事上的让步，物资上的封锁，维持边境上的安定。并于今年三月二十日议商于政事堂，知枢密院事范纯仁等人强烈反对，苏轼的直言谠谏更是震撼了他的心神：“王安石对西夏待进攻之策虽不成功，但仍可激发将士黎庶同仇敌汽之气，其失在于豪言荡天，举措空空；君实‘一者返其侵疆’之策断不可用，自堕将士黎庶之气，动摇军心，倘西夏得六处要塞而作为侵扰跳板、则西北边防溃散矣……”司马光原是不谙军旅之人，战和之策难定，终于在束手无策中病情加重了。
四月十八日入夜时分，司马光孤独地倚在书房里的软榻上，忍着病痛的折磨，怀着苍凉的思绪，蒙着昏暗的夜色，默默思索着朝政的现实和未来。如何消除西夏侵扰之患？如何使嗣皇贤明英达？如何使群臣廉洁奉公？如何使黎庶安居乐业？如何使百官衣食丰足而清廉尽职？如何使世风趋于朴实？如何德化天下以中兴社稷……沉重的压力，使他焦乱于心，哀伤于怀，明知自己病起无望，时日无几，却丢不开任重道远的缠绕，自罚自斫着。他稍感宽慰的是，这次中枢班子改组的顺利落实，文彦博已从洛阳来到京都，吕公著已开始总领中枢事务，鲜于亻先已接管了朝廷的财权，范纯仁已主持枢密院，程颐已开始了对年幼皇帝的辅养，总算为“革故鼎新”的未来确立了一个忠信不移的执权核心。他多么盼望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鲜于亻先今夜能来此叙谈，以商议未来的朝政大计。可他们近来都忙于权力的交接，无暇来此。司马光抬手点燃身边几案上的蜡烛，侧身几案，提笔濡墨，在笺纸上一笔一划地记载着此刻自己思索中所触及的种种有待于进一步议商的事宜。
司马光的右手也因病情的恶化运转不灵了，笔墨落纸，字迹已失去了昔日的严谨秀气，但他严谨之风不改，仍在艰难地规笔矩墨而运作。儿子司马康急步匆匆地走进书房，稳住脚步，迟疑片刻，把一份奏札呈放在父亲的面前，声音嚅嗫地说：
“父亲，这份奏礼是江宁府今日午前送至朝廷的……”
司马光放下手中的笔，打开奏礼一看，是关于王安石病故、江宁的禀奏，他“啊”的一声，整个的人全然呆住了。司马康轻声宽慰父亲：
“这份奏折晦叔伯（吕公著）已经看过，现已进宫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去了。”
司马光似不曾听闻，展开奏札细览，泪水滚落，滴嗒在奏札上。览毕，闭目吁叹：
“逝者如斯，介甫如此冷清地离去，光有愧于心啊！介甫当知我心，介甫能知我心吗……”
司马康看见父亲哀痛自疚之情，神情亦为怆楚，他轻声提醒父亲：
“介甫公之大哀，朝臣待之冷漠，有人竟有‘欢欣’之色……”
司马光睁开眼睛，目光森然，微微摇头，沉痛地闭目思索，泪水在消瘦的面颊流淌。苦涩的泪水，展现着司马光苦涩的心音，他咽泪说：“取酒来，取三只酒杯来。”
司马康急忙取来一瓶杜康酒和三只酒杯放在几案上。
司马光面对几案而端坐，恭敬地摆置酒杯成鼎，恭敬地拿起酒瓶斟满酒杯。默思良久，俯身几案，展纸走笔：
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进非，致忠直疏远，谗
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
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低毁百端。光意
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辄以上闻。不识晦
叔以为如何？更不烦答以笔札。囗前力言，则全仗晦叔也……
书成，司马光密封好，付司马康切切叮咛：
“汝速去吕相府邸，亲自呈交吕相晦叔，请其审览，谨转达我殷殷拜托之意。”
司马康接过书信转身离去，行至书房门口，苏轼神情沉重而至。司马康猜度苏轼亦为王安石病故之事而来，急忙躬身相迎，设座于父亲身旁几桌前，然后执札离去。
苏轼现任中书舍人之职，此时确实是为王安石病故之事而来。
今天入夜，苏轼在白家巷府邸客厅，与其门生黄庭坚（字山谷），晁补之（字无咎），张耒（字文潜）诗酒相欢，被人视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彭城才子陈师道（字无已）亦应邀参加，苏辙亦参与其乐。
黄庭坚，时年四十一岁，由司马光举荐为秘书省校书郎来京，已与范祖禹共同校定《资治通鉴》。
晁补之，时年三十三岁，由尚书右丞李清臣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张耒，时年三十二岁，由范纯仁举荐为秘书省正字来京。
陈师道，时年三十三岁，由苏轼举荐为太学博士来京。
由于审官院事务现由吕公著和程颐负责，对调入朝廷官吏察审极严，他们的任职命令还没有下达，遂居于苏府等待。“苏门学士”的进入京都，不仅张扬了苏轼的声望，而且在京都文坛掀起了一股新风，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局面，显示了苏轼文坛领袖的地位。“苏门学士”多才多艺，几乎都会弹弄琴笛瑟箭之音，不必乐伎、歌伎、舞伎临场，也会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