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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心底言而未尽的幽思。音律之妙，神仙语啊！苏轼的心随着音律的婉转起伏，进入了十三年前的崤山山谷。仁宗嘉祐元年，漫天飞雪，山谷银白，父子三人出潼关，赴京都，在崤山山谷颠簸前行。骑的马匹累死了，只好改赁驴子。路途崎岖，山道弯弯，前不着村，后不见店，疲累交加，连跛脚的驴子也饿得不停地叫喊！人生旅途，原是坎坷多舛。子由，今天我们所际遇的，不又是那般情景吗？
琵琶继续出神入化地弹唱着。她神情专注，泪珠莹莹，已沉浸在忘我之境。
宋代歌伎弹唱的习惯乃一歌三唱。有“开唱”、“精唱”、“收唱”之分。“开唱”传其略，“精唱”传其要，“收唱”传其神。如此目的，大约是为了听者能听清、听懂诗词内容和含意。曲调上不作变动，但高明的歌手，往往在“精唱”、“收唱”时稍作一些技巧上的处理，以期达到更佳效果。
琵琶在“收唱”中，由于心神激越，情怀壮烈，心之所往，力之所至，琴弦“铮”的一声，断了。
人们的思绪也随着琴音的灭绝，失落在无依的沉默中。
弦断声停，乃不祥之兆啊！
惨淡的烛光无力再跳。
案上的菊花垂首无息。
琵琶忽地以手掩面，泣咽出声……
此时，六十多岁的老门丁手执一束菊花，抱着一坛菊花酒走进客厅，笑吟吟地高声禀报：
“有位公子送来菊花一束，菊花酒一坛，说是为二郎送别饯行的！”
家人们被这突兀而来的花、酒惊愣了。任妈忙说：
“来的是哪位公子？快请进来！”
老门丁回道：
“那位公子不愿说出姓名，留下这束花和这坛菊花酒就离去了。”
苏轼接过花束，从中取出一张笺纸，迅忙展开，一首字迹工整的短诗呈现眼前：
人物竞纷华，
骊驹逐钿车。
此时松与柏，
不及道旁花。
笺纸上没有署名，苏轼急忙把笺纸交给苏辙，闭目猜想写诗的送花、送酒人……
苏辙看过诗句，仔细观看字迹，神情一振，脱口而道：
“司马君实？”
苏轼猛地睁开眼睛，高声喊道：
“是他！司马君实。‘人物竞纷华，骊驹逐钿车。此时松与柏，不及道旁花。’此诗简明老道，辛辣高洁，非司马君实无人能出！司马君实，师中之友，友中之师啊！”
众人惊喜。任妈合掌祈愿：
“司马光说话了，皇上也许能听的……”
“秦岭玉”又一声凄厉的长啸刺进门窗，久久不落，似乎在呼唤苏辙，已当贬途启程……
篇十一
司马光府邸书局
《离骚》的真谛是什么·司马光跳了出来，要把另一种声音喊给皇帝·王安石深夜来访·
司马光踏着初冬清晨的寒霜，焦躁不安地徘徊在书局前精巧玲珑的花园里。他有满肚子的话要向皇上禀奏，但一直犹豫不决。
花园内桃树、杏树的叶子已经落尽，藤蔓已经枯萎，菊花败垂在枝头，唯有假山上那棵短松仍然郁郁葱葱地挺立着。
两个月前，参加“御驾赏菊”回来的那个晚上，他叫儿子司马康送给苏辙一束菊花，一坛菊花酒和四句送别诗。这是他近时期中因激愤难捺唯一的一次感情流露。当然也是他心底对子由被贬离京不满的发泄，是对“御驾赏菊”奢侈靡费愤慨的呐喊。子由当年曾借试卷“对语切直”地抨击宫中“优笑无度”，几被黜名，而仁宗皇帝尚能容而优之。可今天呢？再没有第二个子由敢于逆鳞净谏了。他那是在用诗、酒、菊花呼唤第二个苏子由啊！
不过，在儿子司马康从苏府回来之前，他就有些后悔了。花束和酒，友谊之赠，问心无愧，那四句诗却属牢骚之作，是有愧于臣道的。唉，奢侈之风由来已久，皇上何尝不知？介甫何尝不晓？但在登上皇位、相位之后，就依时尚而忘却，以至甚于以往，且美以“需要”之名。可见是积重难返。自己捶胸顿足又有什么用处？再说，自己不赞成的事情，就可以背着皇帝借着诗文说怪话吗？看来，一个人要时刻不移地遵守臣道，也属不易啊！他决意不再孟浪行事了。
但是，这两个月来，随着“均输法”、“青苗法”的推行，随着京外各种消息的传入，一股翻腾不羁的思潮澎湃起来，冲击着他心底自束自抑的闸门。沉默呢？谏奏呢？沉默是属守臣道，还是谏奏是属守臣道？痛苦的而强烈的责任心日夜不息地受着煎熬。
清晨的北风十分硬冷，司马光稀疏的胡须和长长的眉毛上已因呼吸凝了一层白色，曲折幽径上的薄霜也已被他的脚步踏得纷乱。他仍在徘徊，仍在苦苦思索着攸关家室性命和个人晚节的进退取舍。
“历史上英明的帝王都有两只耳朵啊。一只耳朵听顺耳之言，以确立其自信；一只耳朵听逆耳之语，以匡正其缺失。在两种声音的杂错之中，放舟行船以达朝政清明。唐太宗、宋太祖就是这样的明君啊！
“历史上更为英明的帝王，除有两只耳朵外，还有两只有力的手。一只手指挥亲信臣子，按照自己的韬略劈荆斩棘；一只手借重反对者的力量，保持头脑的清醒。化抗力为合力，以创建轰轰烈烈的业绩。秦皇汉武就是这样的霸主啊！
“可如今呢？朝廷只有一种声音了，单调、重复，声高而空洞，除了‘变法易俗’，就是‘英明天纵’。王安石实际已居宰辅之位，吕惠卿成了崇政殿说书，曾布进了翰林学士院，连乍进京都的谢景温也进了御史台。皇上年轻而耳软，能经得起这不绝于耳的颂歌而不迷乱吗？西汉平帝不就是在一片颂扬声中被王莽毒死而失掉江山的吗？
“被逐出京都的御史、谏官有几个是扰乱朝政的‘四凶’？知谏院、御史中丞吕诲，激烈偏颇，言过其实，弹劾介甫的‘十项罪名’，似是而非，而且诛语如刀，是过份了，贬以罪责，尚可理喻。御史、谏官刘琦、钱（岂页）等人，虽哄而起之，其风不可长，但所谏朝政之弊，皆论之有据，即或沦于‘求全责备’，亦不足以逐出京都。更为甚者，范纯仁何罪？苏子由何罪？范纯仁所谏，语不及‘变法’，言不及执政，仅以知谏院之职，对如此大量地贬逐御史、谏官不示苟同，也被逐出。这个四十二岁、一代名相范仲淹的儿子，真的如其父所语，‘先天下之忧而忧’了。若不是皇上感念范仲淹之功，也许要一直贬到岭南海岛。苏子由，‘制置三司条例司’中人，在那圈子里，如果不是因为意见相左而遭嫌，便是因为那篇离奇的《辨奸论》而获罪了。前者是操权者心胸狭窄的荒唐，后者则是弄权者疑神疑鬼的荒诞。‘水清无鱼’，难道朝廷真的要成为一副嘴脸、一个腔调、一种声音、一同思想的仙境？可普天之下能归于这样一个‘一’吗？神仙也做不到啊！
“为臣者不为主忧，不诚也；忧而不语，不忠也。年轻的皇上啊，臣忧心如焚，不能不逆鳞而语了！”
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决定向皇帝赵顼进谏了。
因他不善于言词，又怕皇上不能耐心地听完谏奏，便决定上呈奏表。
司马光转身大步走进书局，坐在桌案前。儿子司马康捧上一杯热茶，他呷了一口，便立即展纸提笔。
正要书写，助手刘攽、刘恕走进书局，带来了一个司马光最需要而又不愿听闻的重要消息。
刘攽和刘恕都是昨天返回京都的。
刘攽从江西新余老家归来，往返皆乘舟船，对漕运“均输法”的实施作了一些实地调查。刘恕是乘车马去翁源县的，经京东路南下，往返皆宿食于农村，对“青苗法”在京东、淮南地区的推行情况有所见闻。他俩都是以史家的目光观察事物，而且都把目光更多地放在“吏治”这个环节上，因而得出的结论是深刻的，但也是偏颇的。刘攽认为：为推行“均输法”而在各地各埠“设置机构”、“增加官吏”、“厚其廪禄”、“重设赏银”，不仅使当朝“三患”之一“冗官”没有减少，而且是“冗官更冗”了。并且这种冗官肥吏之策所耗用之经费，已超过了“均输法”从富商大贾手中所夺得“均输之利”。刘攽吁叹：官吏中已兴起的“损公肥私”之风将“祸国害民”。有些地方官吏，素质低劣，以利为取，无利不为，曾使南地香蕉、荔枝、桔子等利薄而易腐之物，堆积果园、码头，滞运滞销，伤民害财。他还透露：“均输法”在一些地方已经变形，其权柄暗里转于富商大贾之手，官吏挂名取利，只是山高水长，下层官吏匿而不报，朝廷无从知晓罢了。刘恕也在“吏治”上大发议论。他说“制置三司条例司”派往各地监督推行“青苗法”的“钦差大臣”，“一旦得志，威福便行”，“驱迫邮传，折辱守宰”，足以毁“青苗法”之初衷。他认为，各地新进锐勇之官吏，为邀功得赏，“抑配”青苗钱，强迫农民贷款，赚取利息，并规定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借户逃亡，保户分赔，此风足以毁黎庶之望。他列举陈留县令姜潜的话说：“某依‘民自愿’之诏，”敕榜于县衙及城四门，听民自来请领青苗钱，榜出三日，卒无一人至”。并举京东转运使王广渊之所为愤然而语：“王广渊，新法之实施者，阳奉御诏而阴为其法，在京东地区，不问贫富，随户贷款，富者不需贷而多得，贫者急需贷而少予；分民为五等，上等户贷款十五千，下等户贷款一千，悍吏征呼，民间骚然。若此种风气不变，此种官吏不除，“青苗法”之祸，将危及天下……
司马光听完朋友诉说，没有喜悦，没有宽慰，只有更为强烈的惊骇和更为沉重的思索：
“历史上出现的多次变革，大约都是轰轰烈烈地开始，吵吵嚷嚷地折腾，凄凄惨惨地了结。争吵的人们，也都在耗尽岁月、耗尽才智、耗尽精力之后，或无声无息、或有声有息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