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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挺身应诺。
逐客令由大宋皇帝亲口发出，西夏使者傻眼了。他惶恐地跪倒，还想说些什么，被两个礼部员官架起，走下集英殿回廊。
这桩事件的突起突落，惊动了“万灯会”上的所有观众。苏轼、司马光看得明白，外患已经伴随着内忧更加严重了。
突然，皇帝赵顼吼叫似地发出了谕旨：
“起乐观灯！”
乐曲应声腾起，在星空回旋。
花灯应声起舞，与群星相映……
圆月在乐曲的飘荡和花灯的飞旋中升至中天，硕大明亮。集英殿回廊上的宗室诸王、宰执朝臣和诸国使者，千百张面孔紧盯着一张面孔，他们显露着一种共同的惊惧：皇上今夜的情绪真是糟透了！
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从不同角度也凝眸注视着他们的皇帝，他们都强烈地感觉到：多变的皇上很快就要作出新的决断了。
宫墙外，京都的条条街巷里，仍然闪烁着千万盏各式花灯。各类人等在寒夜里呵着手，跺着脚，仍然在等候皇上的到来，与他们观灯同乐。
篇十八
福宁殿·
边境战争的阴影，迫使皇帝赵顼用平衡的权谋维持朝廷高层的稳定·但遭到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异曲同工的对抗·皇帝流泪了·
元宵节“万灯会”的第二天午后，皇帝赵顼带着同修起居注孙觉所讲的“晋阳之甲”的恐惧，在福宁殿御堂里，独自召见了回京的河北安抚使韩琦。他要从这位“早负盛名、识量英伟、三度为相、临事喜愠不见”、“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的魏国公的言谈话语和一颦一笑中，检验自己心底的疑虑。猜测和决断。该到平息这场朝政之争的时候了。
魏国公韩琦是在他的大儿子韩忠彦的搀扶下走进福宁殿御堂的。近两年不见，这位老臣确实老了许多，头发白了，胡须白了，腰身弯了。回京途中的鞍马劳顿，使他精神显得十分萎靡，连走路也显得有些困难，当在宦值引导下来到皇帝赵顼面前跪拜礼见时，被御案前的地毯一绊，几乎摔倒在地，若不是韩忠彦和宦值及时搀扶，说不定会摔出什么好歹。皇帝赵顼看着这位老臣的神情举止，心头蓦然凉了，暗暗叫苦，并暗暗庆幸：确实是老了，不会有什么作为了……
君臣礼见之后，韩琦被扶在皇帝御案前一侧的座椅上。宦值献茶之后，便与韩忠彦退出御堂。
在与皇帝赵顼几声寒暄应对之后，韩琦蓦地睁大眼睛，随着炯炯目光的闪动，他似乎一下子精神了许多。这位老谋深算的河北四路安抚使，似乎早已了然皇上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为了解除皇上对他的猜疑和戒备，在开始他思虑已熟的禀奏时，首先用平和的声音谈起自己对现时大宋与辽国、西夏国关系的看法：
“……辽国是我朝百年来的劲敌，曾屡屡兴兵寇边，至今仍占领着燕云诸州，自然是我朝的奇耻大辱，其仇是不可消解的。但自辽国清宁元年（1055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以来，契丹内部即陷入相互倾轧的朝争，国力日益削弱。辽道宗清宁九年（1063年）七月，辽国天下兵马大元帅、皇太叔耶律重光与其子耶律湟鲁古谋反夺权，道宗耶律洪基以兵镇压，叔侄相残，持续十日，耶律重光兵败自杀，其党羽数万人，俱遭诛杀。耶律洪基虽然平定了叛乱，但实力耗损已尽，决非三五年内可以恢复。辽国现时已无力南下，我北部边境可保几年内不会有大的战事发生，故宋、辽之间的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将成稳定相持之状。在这个时期，我们应把握时机，君臣同心，锐意进取、富国强兵。待时机成熟，陛下即可挥师北上，恢复燕云诸州，雪澶渊之耻，拓无垠疆土，扬天国之威，成不世之功……”
这一招真灵。近一年来，朝臣们都围绕着“变法”上表、参奏、议论、争辩，很少有人谈及边境上的情况。韩琦的话立即吸引了皇帝赵顼，他脸上出现了欣喜的神色。这正是朕需要知道的！老臣终究有用。若论其力，则不如一兵一卒；若论其智，则胜过千军万马。赵顼频频点头，连声说好。
韩琦一开口就奏效了，他自信已经摸准了皇上的脉搏，便接着禀奏：
“西夏乃西北偏远未驯之部族，自仁宗宝元年（1038年）李元吴建国称帝以来，效法我朝朝制，以提高君权之威，发扬剽悍之俗，以助长征战之风。十余年内，攻环州、寇庆州、扰府州、攻占湟水流域，吞并肃州、瓜州、沙州，占据兰州，称雄于西北。朝廷屡屡恩遇宽宥，彼仍恃力不悔，遂遭天诛，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被其部下刺杀。其子赵谅祚即位后，在大将漫咩的支持下，为巩固其地位权力，进与我朝定约友好，并下令停止使用蕃礼，改行汉礼，故十多年来，边境稍为安宁。前年，西夏拱化五年（1067年），赵谅祚病故，其子秉常即位，时年仅七岁，其母梁太后摄政，其舅梁乙埋任国相，他们上台伊始，就公开改变赵谅祚宋、夏友好的国策，废止汉礼，恢复蕃礼。在其国内大肆宣扬其祖父李元吴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攻占三川口、庆历元年（1041年）攻占好水川、庆历二年（1042年）攻占定川寨的所谓三大战绩。在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南迄萧关、北抵大漠的范围内，猖狂地进行战争准备。并派出小股兵马在我熙河路、环庆路地区骚扰抢掠，气焰嚣张，咄咄逼人，大规模战事随时都可能发生……”
边境战争的阴影，使年轻的皇帝赵顼紧张起来。他虽然不懂打仗，但贫弱朝廷的帝王对战争有着天生的恐惧，何况他尚忍受着前朝战败后割地赔款的痛苦。
老谋深算的韩琦觉得此刻该向皇上指点迷津了。他知道，一不能像司马光那样偏执一词，尽谈新法之弊，那会引起皇帝的反感，因为新法是经皇帝恩准的；二更不能像苏轼那样口无遮拦、信笔舒意，为图痛快，语出惊人，那是文人的毛病，是最讨人嫌的。他要在皇上可能听谏的限度内，轻轻地而又深深地在皇上心底的疑窦上下针，引导皇上作出变更新法的决定。
韩琦在皇帝尚为战争而惶恐的慌乱中开口了：
“臣现任河北四路安抚使，所忧心者，乃民心不协，军心恍忽。‘青苗法’推行于广大农村的利弊如何？臣不敢妄言。但推行于河北四路的街镇城廓，实属荒唐。街镇城廓不种稻谷，不事农稼，却散发青苗钱以收利，不是活见鬼吗？”
赵顼惊异：
“有这样的事？”
韩琦离座跪倒回答：
“臣不敢妄言。圣上创制“青苗法”，本欲益于农事，造福万民，可现时已在许多地方离其正道而泛滥于街镇城廓。市人逐利，商贾蝇营，唯利是图成风，淳朴之俗已变，黎庶利欲成癖，不再关心边事。士卒薄衣饥肠，执戈守边，望身后逐利之众而寒心。圣上，老臣不忧西夏兵马之凶蛮骄横，而忧军民之离心啊！”
皇帝赵顼猛然立起，神情激愤，以拳击案：
“又是‘青苗法’！朕始以为‘青苗法’可以利民，今乃行之以害民，且滥于街镇城廓，何人所为……”
韩琦急忙叩头称罪。但他心里明白，小皇上开窍了，点到为止吧！不论年老或年轻的皇帝，都是厌烦臣子把话说透的。该让这个娃娃自己琢磨决定了。
半个月后，朝廷里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了：
二月十日，皇帝赵顼发出第一道谕旨：诏令苏轼以直史馆权开封府推官。
群臣大惊：苏轼被降职，这就是皇帝对苏子瞻呈《上皇帝书》的回答。于是，群议纷起，昼夜不停。有人认为，苏轼虽未离开京都，但已下降为开封府推官，其事务仅限于审理开封府案件，实际上已被逐出朝廷。有人认为，这是王安石的阴谋，欲借开封府推官这一繁忙职务，耗尽苏轼的时间和精力，封住苏轼爱管闲事的嘴巴。也有人认为，这是皇上对苏轼的警告，若再舞笔弄墨、多嘴多舌，下一步就该离京外任了。还有人认为，这是皇帝“爱才惜才”的表现，留其在京，也含有“待机重用”之意。但有一点众人认识相同：皇上决意推行新法，逆者必贬，愕者必罚。
二月十一日，皇帝赵顼发出第二道谕旨：诏令王安石、王珪、陈升之、韩绛等议停“青苗法”。
群臣大惑：皇上意欲何为？昨天贬罚了苏子瞻，今天却怎么向王安石问罪了？难道“变法”要然车吗？据说，诏令下达到东府中书门下，王珪、韩绛瘫软在座椅上，王安石呆若木鸡，陈升之正在品茶，惊得魂飞魄落，茶杯坠地而碎。吕惠卿、曾布、章惇等闻得消息，也如火燎蜂房，全杀羽了。
二月十二日，皇帝赵顼发出了第三道谕旨：诏令司马光为枢密院副使。
群臣全然糊涂了：这是干吗啊？皇上既欲罢停新法，为什么要把司马光调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职位，剥夺其议政谏奏的权力呢？枢密院副使之职是主管军队事务的，看来是个实职，但却没有实权。军队的调动权归皇帝，枢密副使只不过是兵马草料总管罢了。而且司马光不谙军队事务，这种明升暗降的办法，等于置司马光于闲散之位优而不用啊！这不是成心乱来吗？君心难测啊！
其实，皇帝赵顼的心思是明摆着的。他需要苏轼的“才”，需要司马光的“忠”，需要王安石的“锐意进取”，更需要韩琦所谓的“民心”、“军心”，以对付西夏人随时可能发动的战争。他不愿因苏轼、司马光的反对而罢停新法，新法是他“富国强兵”希望之所在。也不愿因新法的推行而伤害司马光和苏轼，以免再次造成朝廷的动荡。更不愿因朝廷的再次动荡而引起“民心不协”、“军心恍惚”，从而激起“晋阳之甲”。他在痛苦的矛盾中，希望用左右平衡的权谋，达到朝廷高层的稳定。
“诏令苏轼为开封府推官而保留直史馆这个贴职，是朕再三思虑作出的决定！朕要告诫‘天下奇才’苏轼，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