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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共三百零五篇，相传为孔子删定。此书内容有“风”、“雅”、“颂”三个层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描绘了当时人民的劳动和爱情，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与混乱，也反映了那个“远荒”年代的社会风习、礼乐嫁娶、心理心态。
《尚书》，是记载周王朝重要历史文件和重大历史事迹的一部著作，相传为孔子选编而成。
从去年四月开始，王安石为了集中精力在短时期内以竟其功，便把朝政事务委托曾布处理，把市易法的推行交给吕嘉问负责，他扔却了宰相责无旁贷的政事职责，像一个学者一样，带着他的两个助手吕惠卿和王雱，钻进经义局那片清冷的天地里，在古籍的江海之中，与心灵深处的古人孔、孟、苟、庄、杨、朱、墨、翟、释、老、申、商对话、争论，扬弃取舍，删添补改，以无所畏惧的勇气、激昂雄厉的热情、天马行空的神思、酣畅淋漓的笔墨、咄咄逼人的语言和偏颇执拗的风格，建筑着他的“新学”的殿堂《三经新义》——《新经尚书义》、《新经毛诗义》、《新经周礼义》。
学者和宰相原是极难融合为一体的。学者崇尚“心游万切，精骛八极”，以天马行空的神思探索无边无涯的学问。宰相崇尚“纵横捭阖，樽俎折冲”，以神才鬼智的机敏，处理人世间庸人庸众、庸言庸行和诡人诡众、诡言诡行盘根错节所交织的苦结与仇结，化解或加剧人世间的冲突。今晚，王安石在曾布、吕嘉问委屈的诉说中，虽然经受了强烈的感情震动，消解了心中因“市易违法案”、“沮害市易案”对吕嘉问、曾布的不满和误解，但其学者头脑仍未完全让给宰相的肉身。他心目中的皇帝，还是一年前因“变法”出现高潮而欢欣鼓舞的皇帝；他眼中的朝廷，还是一年前因“熙河开边”、“梅山之捷”而歌舞相庆的朝廷；他印象中的京都仓凛，还是一年前三司夸耀的“充实溢满”。所以，他此刻所设想的“顺应上天示警”之策，仍然是“变法”义理的充实和更新，仍在急行躁进地追寻美轮美奂的蓝图。
吕嘉问、曾布这些“变法”实于家，在倒完苦水之后，心里舒坦了一些，又把思绪集中在各自的职责上，按照王安石定下的基调，出谋划策。
曾布说道：
“我看，任何‘义理’的充实，都得先充实黎民百姓的肚子。可现时，官府仓禀‘财货匿乏更甚’之说，决非谎言……”
这真是一瓢凉水浇头，王安石吃惊地问道：
“子宜，你执掌三司，情况果真如此吗？”
曾布扳着指头算帐：
“请介甫公细思。近两年来，南涝北旱，各地税赋收入锐减，而朝廷各类开支如常。国库出多入少，库存财货能有几何？再说，西北‘熙河开边’，每年特支钱四百五十万络，米四百万石，绸绢二百万五，布三十万端，草二十万束。西南‘梅山之捷’，每年特支钱五百万缗，米七百万石，绸绢三百万正，布五十万端。市易法推行两年来，为求市场繁荣，库存粮米几乎都被市易司掏空，仅二十天前的一次市易，司农寺以常平米三十二万斛置市场，市易司以常平米一百九十万斛置市场，均属减直出粜……”曾布说到市易司，因涉及吕嘉问，便半道停口不语。接着他讷讷地说出自己的主张：
“我看，顺应民心，就是顺应‘上天示警’。民心现时盼望什么？我看，一是减轻税赋，一是官吏清廉。”
曾布最后说出的八字，引得王安石赞誉：
“‘减轻税赋，官吏清廉’。在此非常之时，也许只有这八个字才能赢得民心。”
但沉思的吕惠卿却微微摇头。他认为曾布发言的调子是消极悲观的。“减轻税赋，官吏清廉”的提法，势必又给人以“匡正缺失”的错觉。特别是“官吏清廉”四字，很可能会导致各层各地执管市易的官吏的解体。因为在货物买卖交易中，市易官吏很难做到两袖清风，一身清白。他认为，充实和完善“变法”义理的根本，在此非常之时，当以打击流俗反扑、消除人们的悲观情绪为要务。他不愿直接驳斥曾布的主张，便以两件小事作为自己的开场白：
“近日有两件小事，似乎应予以特别关注：一是朝廷宰执大臣陈升之、吴充、冯京诸公告假，真的是因病因事不能前来议事吗？一是东华门外市井‘杂卖务’被砸。‘杂卖务’官员被打被辱，均系宗室王公及其府丁所为，带头闹事的乃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赵府的总管。这是事出偶然，还是事出有谋呢？”
两件大家都知道的小事，现时被吕惠卿郑重提出，立即引起了众人的思索，而且越思索越觉不祥：宗室王公参与朝政纷争，也许将会左右眼前混乱形势的发展。
王安石催道：
“吉甫，谈谈你的看法。”
吕惠卿微微一笑：
“介甫公一年来埋头经义局，无暇顾及中枢事务，致使朝廷纲纪松弛，流俗猖獗而起，借天灾非难‘变法’。原枢密使、潞国公文彦博就有‘市易敛民怨，招天变’之语，听说驸马都尉王诜近日镂版抛出一部《钱塘集》，已在京都广泛流传。苏找借杭州雨涝而攻击新法。‘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东海着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等诗句，已成为京都黎庶反对‘变法’、发泄不满的歌谣。在这些流言蜚语的蛊惑下，一些心志不坚之吏，投机求官，随流俗而叛为潍仇，以张扬新法之缺失为快，群臣惶惶，是非莫辨，交头附耳，妄作猜测，以至影响圣躬听闻，遂成今日朝廷混乱之状。故修善人事乃当务之急！”
王安石不停转动的眸子闪亮了，吕惠卿用精细的推敲和诱人的联想，描绘出一幅“人事不修图”。他立即想到琉璃猴子枢密使陈升之，唱反调的副宰相冯京，不与合作的枢密副使吴充和那个因反对“变法”而被贬知河阳的潞国公文彦博，在天灾之中想必他们不会那么安分。但要说好友苏子瞻……王安石不为人察地苦笑了一下。
吕惠卿在谈完“修善人事”的必要性、紧迫性之后，便向王安石抛出了一个“顺应上天示警”的方案：
“天灾不足惊，人事实堪忧，在此非常之时，当以‘修善人事’而救灾救民；当绝流俗诞谩之语，以固‘人定胜天’之志；当举锐进俊彦之士，以负中枢理政之责；当从速组织忠耿理财之吏，勘查京都库存之资，细作筹划，以应京都流民之需。况且，朝廷手握均输之便、市易之权，南粮北调，川米东移，总是有办法可想的……”
王安石静听着，思索着，心里似乎亮堂了。“当绝流俗诞谩之语，以固‘人定胜天’之志”，理也；“当举锐进俊彦之士，以负中枢理政之责”，义也。吉甫独得我心！
在“修善人事”的思索中，王安石想到了远在西南梅山的章惇，又想到了俊彦之士邓绾、舒亶、李定等人，一个“修善人事”的谋划在他的心中逐渐显形了。
吕嘉问随即谈起市易司“南粮北调”、“川米东移”正在进行的情况。他先是向曾布瞥了一眼，扔出了几句带刺的抢白：
“做买卖有赚有赔，这是常理，不叫‘违法’。就是替官家做买卖，也得思谋着赚钱，如果为了赔钱，干嘛不提一筐银子到大街上撒去！”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册帐本，翻开用眼睛一溜，拱手向王安石禀报：
“去年冬天无雪，今年开春无雨，我就瞄准了粮食买卖。二十天前从司农寺、市易司拿出的那二百二十万斛常平粮，就是为这笔粮食买卖筹集资金。现在市易司的人马均被派往各地购买粮米。江南东路的购粮官约摸十天之内可返回京都，可漕运粮米五十万斛；荆湖北路的购粮官半个月内即可返回京都，亦可购得粮米五十万斛；夔州路购粮官现时尚无消息，那里粮价便宜，不及京都一半，原打算购买一百万斛，若船运顺便，估计两个月内即可返回京都。执政大人可以放心，这两个月内，市易司将有二百四十万斛粮米陆续上市，京都断不会有缺粮之虑。当然，这二百四十万斛粮米若以现行市价出售，这车马舟揖的费用，怕是要全搭进去了。”
王安石聚精会神地听着，吕嘉问侃侃凿凿的话语，恰似几股清凉的泉水，汩汩地流入他的心头，消解着他的焦渴，使他兴奋而宽慰。但他没有细算。这二百多万斛粮米至今还在几百里外的江南东路、荆湖北路和几千里外的夔州路和荆湖南路，如果水陆受阻、天时变化或者市易司派出的购粮官员不能按时回到京都，这一切岂不都是纸上画饼吗？王安石仍然在沿用学者的思维方式，对吕惠卿的精辟议论和吕嘉问的纸上计划进行扬弃和综合，终于在胸中形成了一个根本不符合皇帝意愿的“顺应上天示警”的对策。
鸡啼声隐约传来，一缕黎明曙光透进了客厅的窗纸。
新的一轮祸福莫测的君臣会见，在等待着王安石。
篇四
洛阳·独乐园
司马光“独乐”于“独乐园”·翰林学士承旨韩维奉诏而来，司马光阅览着皇帝赵顼的《广求直言诏》痛哭失声·
翰林学士承旨韩维，乘坐着双马车辇，带着皇帝殷切的希望，怀着故友重逢的急切心境，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跑完了汴京至洛阳的路程。途经六个驿站，他顾不得歇息，顾不得用餐，饿了，买几张煎饼在车上干嚼；渴了，喝几口路边的泉水，换马不歇人地日夜兼程。真是“板荡诚臣”！连赶车的老马夫也堆着满脸苦笑叹服了。
夕阳傍山，韩维到达司马光的住处“独乐园”门前。他拖着因颠簸而将散架的身子，艰难地移下马车。为了掩饰狼狈，他没有马上去叩“独乐园”的柴门，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