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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案件的杀人凶手，究竟如何处罚，当时，在革命队伍中有很多议论。概括起来，不外两种意见：一种是，不少人认为：“黄克功身为革命军人，共产党员，强迫未达婚龄少女与其结婚，已属违法，采取逼婚手段，更违犯了边区婚姻的自主原则。不顾国难当头，个人恋爱第一，达不到目的就丧心病狂地杀害革命同志，无异帮助民族敌人，实属革命阵营的败类。他触犯边区刑律，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另一种意见是，许多同志说：“黄克功少年参加红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有光荣革命历史；他功劳大，流过血，为革命屡建战功；当此民族危亡紧要关头，他杀刘茜，已经损失了一份革命力量，我们不能再杀黄克功，又失一份革命力量，叫他带罪杀敌，将功赎罪。”
黄克功被捕认罪后，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他资格老和功劳大对他从轻处罚。他在法庭上傲慢地说：“我15岁参加红军，在革命队伍中什么都干过，打土豪，分田地，翻雪山，过草地……去年，在山西，我带一营人消灭敌人一个团，……”他还脱下衣衫露出左肩上的伤疤，炫耀自己为革命流过血，负过伤。
要不要按法律办事，要不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十分严肃地摆在边区政府面前。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虚心地听取了群众的各种意见，在董必武院长主持下，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认为黄克功在民族存亡的时刻，以最残忍的手段，枪杀革命同志，违犯红军铁的纪律，破坏边区法律，为维护革命的纲纪，应予判处死刑。
经过边区政府同意，上报中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经过讨论，批准了边区政府和高院的意见，同意将黄克功处以极刑。
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鉴于本案重大，群众看法又不一致，确有典型的法制教育意义。10月11日，在被害者所在单位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数千人大会，进行公开审判。抗大政治部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佐超，高等法院检察官徐时奎为公诉人。由审判长雷经天，抗大、陕北公学群众选出的李培南等四位陪审员以及书记员任扶中组成审判庭。经过审讯被告，询问证人，群众代表发言和辩论，最后，当庭宣判黄克功死刑，并由雷经天同志当着黄克功的面，向广大群众宣读了毛主席为此案给他的复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张闻天）同志参加大会，在审判结束后，发表了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恋爱婚姻与革命关系的重要讲话。通过公审大会，广大群众对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并从黄克功由人民功臣堕落为人民罪人的活生生的事实，受到深刻教育。
毛泽东同志复信的全文是：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
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残
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
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
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
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
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
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到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
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
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
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毛泽东同志针对黄克功的要求和一部分群众宽恕他的错误认识，从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点出发，解决了当时贯彻司法民主提出的两个根本问题，号召一切红军和党员汲取黄克功的教训，深刻地阐明了边区法制的民主性和平等精神。
（原载《民主与法制》1980年第10期，作者：方克勤、杨永华、马朱炎。本刊有删节）
Number：4260
Title：格瓦拉身边的猛禽
作者：大卫·刘易斯
出处《读者》：总第2期
Provenance：色情间谍
Date：
Nation：英国
Translator：朱从
有一位美丽的金发女郎安静地住在莫斯科的一幢公寓里，她是克格勃分管在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谍报活动的第一管理局第二分部的一个专教非法活动者的教官。这个女人有着一段惊人的故事。根据官方的纪录，她已经死了，她那满是弹孔的尸体已经腐烂在玻利维亚森林深处的一个无名坟墓里了。而事实上，罗拉·马丁内兹，这个曾经爱上过又背叛了古巴游击队领袖切·格瓦拉的女人，仍然活得很好。她的案子是西方情报机关档案里最离奇的一件，这个案子表明，那些负有克格勃使命的燕子们的欺骗活动可以做到何种程度。切·格瓦拉在东柏林结识了罗拉·马丁内兹，爱她并信任她。但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却从来不知道他的情妇是个克格勃特务，她把他的每个秘密都报回莫斯科，而且最后根据其苏联主子的命令，把他出卖给了玻利维亚当局。
罗拉于1937年11月19日生于阿根廷。父亲是一个德国共产党员、教授，名叫艾里希·朋克；母亲叫娜嘉·白德，是个波兰人。罗拉的真名是海蒂·塔玛拉·朋克。1952年，塔玛拉离开南美、到东德斯大林施塔特读中学，以后又进入洪堡大学。塔玛拉在中学时代是个忠诚的共产主义分子，不久，她就被东德的秘密情报机关，同克格勃密切配合行动的东德公安部看中了，认为她有被派往拉丁美洲做特工人员的可能性，为此当她还在洪堡大学学习药物学时就正式同她进行了接触。塔玛拉愉快地接受了这样一个机会，去从事一项待遇优厚的、为这个她生来就热爱的国家服务的职业。她接受了做秘密工作和策反的训练。然后，在1959年，当她还在大学里的时候，便被召到了坐落在威廉·皮克大街和罗莎·卢森堡广场拐角处的东德秘密情报机关总部，去听取对她第一个重要任务的交代。她被告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最主要助手、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切·格瓦拉将到东柏林来，通过这家银行，为他的政府筹借一笔贷款。克格勃为了保持和加强他们在世界这个地区的影响，要求对古巴、卡斯特罗和拉丁美洲进行尽可能高级的情报活动。为此，他们命令东德人尽力在古巴领导人身边安插间谍，塔玛拉就是其中之一。给她的任务是在切访问东德时同他接近，越近越好。
塔玛拉象大多数年轻的共产党人一样，热情崇拜那些古巴的革命者，特别是切。在切乘坐的飞机在东柏林降落几个小时之后，当她被引见给这位卡斯特罗的左右手人物时，塔玛拉快乐的英雄崇拜之情完全是真诚的。人们告诉切，她是一位拉美事务专家，又是兼会西班牙语和德语的天才语言家，说在切的谈判活动中，她可以帮不少忙。
为他们的相遇而感到快乐的不只是塔玛拉一个人。切同多数男人一样，对一个美丽而活泼的年轻妇女是很容易动心的。塔玛拉和切在他们初次见面之后几个小时就成了朋友。在切飞回古巴之前他们已成了情人。
当塔玛拉向东德公安部汇报时，她的操纵者对她所取得的迅速进展极为满意。当这份报告按时送交莫斯科时，克格勃也同样满意。他们认定在间谍活动方面给塔玛拉以进一步的教育是会大有好处的，于是她便飞到了莫斯科。1961年，塔玛拉飞往古巴并与切重叙旧情。由于切的影响，她在哈瓦那大学获得了一个职位，此后她又到教育部工作并成为古巴女民兵的一个军官。在这期间，她定时向莫斯科发回报告。
1964年，她警告克格勃，切很快就要离开古巴，到拉丁美洲去传播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教义，而他最有可能选择的国家将是玻利维亚。塔玛拉奉命转移到南美，在切到达之前为她自己建立一个可靠的掩护。克格勃为她弄了一个假护照，用了罗拉·古提列兹·鲍尔这样一个名字，并且注明她的父亲曾经是阿根廷人，母亲是德国人。
她在拉巴斯住了下来，并在玻利维亚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圣安德列大学的药学系注了册。看来没有人想到她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跑到一个玻利维亚地方大学来这件事的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拉巴斯的社交界很快就接待了她。一个同罗拉很熟的新闻记者贡萨罗·罗帕兹·孟诺兹回忆说，罗拉是“一个可爱的姑娘，聪明伶俐，话不多。她有股子泼辣劲，住在一套破破烂烂的房子里，睡在地板上，很少参加宴会。她喜欢民间音乐。就我所记得的，她从不讨论政治问题。”
罗拉是很偶然地脱离了这种安静的、与世无争的地位的；她离开大学之后在玻利维亚总统新闻办公室得到了一个职位。这个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