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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开的图片在我心中留下永久的印象。图中是长城几公里长的一段，城墙上有巨型棋子般的了望塔。远方，长城蜿蜒于群山中，宛如一条灰色巨龙。
我是个拥有天鹰荣衔的童军，而且我背得出12条童军守则中的每一条。可是，一件比童军更重要的事进入了我的生命。我狠心将那张长城照片撕下──实在无法抗拒它对我的诱惑。
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但我的心中确实已产生了一个念头。有一天，我定要找到这建筑物，用手触摸它的石头。这还不够，我要找到万里长城的两端。而且不论这两端相距多远，我定要看遍两端之间的一切。
我在麻醉剂的影响下仍然昏昏沉沉，只觉得医生握住我的手腕，小心地将一件凉而尖锐的小东西放在我手里。
“不是毒瘤，是弹片，”医生说，“只有这么一点。你在中国受伤的时候，他们一定没有找到这块金属。”
我大笑起来。
这样说来，时间尚未太晚。我仍有机会可以实现少年时的梦幻。
我知道我要去的是中国大陆的什么地方，那地方大部分是崎岖不平、人迹罕至的地带。我每隔一天练习快跑5至10公里，不跑的日子则参加健身课程。举杠铃，做伏地挺身和仰卧坐起运动。不做运动时，我写信并学习中国话。我的第一封信寄到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其后我便连续不断地写信。18个月内，写了大约200封。
有一天晚上我从梦中惊醒。我梦见了长城。接着心生一计：最重要的是必须先进入中国；到那里之后，再设法脱队溜走，去找我自己要去的地方。
踏上中国大陆
1980年7月，我作为一名旅游团的团员来到了中国大陆。旅游的日程共有30天，行程包括西部的偏僻地区。
火车向着西北，横越广大的中国腹地，途经西安，兰州，抵达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是我试图脱队的“行动开始点”。这地方是我们旅行团所到的最西之地，有条铁路可通往东南800公里外的嘉峪关。我的计划是尽量穿得象当地人一样──换上一身蓝布衣裳，戴一副墨镜遮挡我这西方人的眼睛；然后到火车站买车票。我甚至考虑过装做哑巴，而把一张用中文写的条子递给售票员。
办法失败了。原因很简单──我没有通行证。
途经内蒙古时，我往北京拍了一封电报给美国大使，告知我将于8月21日到达北京，请他与中国政府交涉，准许我脱离旅行团，发给我一张个人的通行证，以便我能沿长城自境嘉峪关走到山海关附近的老龙头。
回到北京时，我不但获得了签证，而且还获得一张比我预料更好的通行证。他们的安排是：前往3；400公里外中国最西部地区中的喀什市。从那里开始，向东去嘉峪关，然后循长城至黄海。
第二次行动
有了通行证和签证，我又飞返乌鲁木齐了。从那里到喀什，再到和阗，然后抵敦煌。
参观千佛洞后，我便和导游与汽车司机循长城进入嘉峪关市。在这遥远的西方，汉武帝所建的长城只剩下少许遗迹。有几处地方仍然矗立着形状不整被太阳晒干了的土堆，每隔一段距离还可以见到一座了望台。从残存的实物看来，这些了望台当初有两三层楼高，但一般来说，现在都已濒于崩塌。
导游看见我满怀失望，叫我振作起来。他说，明天早上带我去参观已经修好的城楼，还答应组织一个骆驼队供我使用。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心中重温着我昔日的梦想。我曾在1923年《国家地理杂志》找到的那张长城图片中，看到有个中国男孩牵着一小队双峰骆驼行走。此后我就不止一次地想象着，在马可·波罗时代的几百年后，跟着骆驼队沿长城行走是怎样的滋味。
在嘉峪关城楼上，我经介绍认识了一个身穿蓝布衣服的中年男子。虽然他未佩戴徽章符号，但我却觉得他一定是个高级军官。他似乎知道很多有关我的资料以及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的服务。后来他走进城楼上的一个房间，拿出一顶帽舌很短、前面钉着一枚塑胶大红星的蓝色中国军帽，送给了我。这顶军帽后来给了我不少便利。
我们的路线是循着长城前进。黄土夯筑的城墙经过许多世纪的日晒夜露，风吹雨打，已变得和砖头般硬了。由于长期蚀损，有些地方宽才一米半到二米，高仅四米半。
虽然我对长城的状态有点失望，但能沿着它走，并不时用手摸摸它，仍使我深感兴奋。在我们停下来拍照时，我会从驼背上滑下，爬到城墙顶上，或走或跑。
第四天，我们循长城走了大约55公里，城墙终止了。驼夫指着地图对我说，从这里直到兰州以北附近，除了几段孤单的夯土堆之外，长城已别玩遗迹。因此，我觉得最好在这里让我那些驼夫们回家。
导游安排了一辆汽车，我们继续前进。我们的计划是在柏油公路上行驶，到地图上标明在我们的北方有故墙存在的地方下车，然后寻路向北──往往只是泥沙的小径──去至城墙。每当我们找到一小段长城时，人便尽量沿墙来回行走。有时残垣1公里长，有时达5公里。每一次我用手触摸墙壁，都会因自己能身临其地而欣喜。有时候，我也选一小块石头作为纪念品。
又一个第四天，我们来到铁道。兰州在南面，长城在北面。司机在长城的旁边发现了一条小路，导游和我爬上城顶。从上面俯望，只见黄河向东蜿蜒，然后转折向北，流入那1；600公里长的河套。长城弯弯曲曲地随黄河转折向北。前面的远方，它渐成直线，继续沿河伸至天边。我又摸摸长城的粗糙墙壁，然后折往南方，往兰州进发。
我盘算着，一时难以决定怎样才是最好的办法，去继续游览我被迫离开的长城。
逃离
我拟了一个计划，请中国国际旅行社替我买一张到北京的火车票，中途在大同停留一站。这两人城市都已在我的通行证上列出，因此没有取得批准的问题。
上车后，我立即走进自己的包房，锁上门，拉下窗帘，从背囊中取出蓝布衫裤和那顶中国军帽，匆匆换上，又将灰白头发尽量塞进军帽，然后戴上墨镜，背起背包，走到车上的走廊上。
慢慢的，车厢里挤满了男女和儿童，他们和我穿得差不多一样，携带的行李也很相似。火车猛地一晃开动。我把蓝帽子再拉低一点。
时近午夜，火车到达银川。我步下火车，尽量走在人群中间。
两天后，我搭乘一辆日本游客的汽车，来到榆林。步游长城再一次开始了。我踏着每分钟128步的标准行军步速前进。长城时常中断，然而不管它坏到了什么程度，我都不改变路线去跟着它走。
第一天傍晚，我随长城的颓垣来到一条小河边。不远处，炊烟从一泥屋升起。我把背囊解年，向小屋走去。小屋是用造长城同样的黄泥造的，一个男人在屋前汲取井水。小屋四周种着几种农作物，一处腰高的土围墙里养着鸡和猪。我走上前去向他亲切地挥手，并用中国话说：“我要买瓜。”我在中国大陆到处都吃瓜，知道它足以使我支持下去。
那个男人显然听不懂我那有美国南部口音的中国话，于是我一面指着他菜园里种的瓜，一面挥动几张钞票，表示我想买。可是那人不肯收我的任何东西。他弯腰从瓜地摘了一只瓜给我。我再三用中国话谢谢，然后回到我的“营地”。
我从河里取水，用几块木柴生火，煮了些茶。茶和几片瓜，这就是我的晚餐。然后我从背包中取出了一包麦片和一些我在亚利桑那州按自己的食谱烘制的巧克力小甜饼，这就是我的饭后甜品。吃完后，我取出铺盖，将身子裹好入睡。
接连数天，都没有看到长城。古时候，长城是抵御北方敌人的东西屏障，但另有些段落建筑于一些封建国之间，而且其中有许多是南北向的。根据我的地图，前面不远应有一段这样的城墙。它是明朝初期修复的一大系列内墙的一部分。一天中午走到了那里。我离开那条穿过城墙缺口的道路，愉快地探察，兴奋的心情每分钟都在增加。这是用砖石砌建的真正长城，高七米半，阔也大致相若。我高兴极了，便从背囊中取出小刀，用一块石头作槌，在城墙上刻下我的中文名字，另加上“1980”字样。
那天下午我到达朔县，租到了一辆汽车。第二天驱车向北65公里，又到了石砌的长城干线。城墙上有许多距离相等的了望塔，修复得几乎和北京以北的长城一样好。在其中一个保存得最完好的了望塔上，我再次抵受不住引诱，又将我的中文名字粗糙地刻在一块蓝灰色的石头上。
这一天的其余时间，我都饱览风景，在城墙上漫步，并拍了无数照片。当天晚上，我们抵达大同。这时我已在中国大陆游览了将近5；000公里，最后300多公里是徒步游览的，我觉得我该享受一次沐浴和一两天的休息了。我把证件交给中国国际旅行社。到了第三天，我已获得充分休息，而且急于继续我的行程。就在我进入该社办事处时，有个穿着白色警察制服的人正在那里等我。
我被怀疑为间谍而接受审查了近一个星期。
审查
其后几天，我几乎从未停止过回答问话。我承认我有兰州上火车后便改换装束并在中途下车，解释我这样做别无居心，目的只想看看长城，以及因为长城改向才离开火车等等。
我的地图引起了安全官的注意。在地图上，我曾用红笔在几处地方作了个“x”号。我解释说，这些是我将我的中文名字凿在长城石头上的地点。因为在北京以北那希修复好的长城上，我曾经看见所有的女儿墙上都涂有乱七八糟的中国字。
第二天我一早便被叫醒。翻译员叫我随安全官和他坐进一辆军用的黄褐色汽车。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