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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个发现的是天才。这天才绝不是我姐姐。我姐姐是中学教数学的，她只对等号两边的数字最敏感，对人稀里糊涂，不然也不会二十六七岁才谈恋爱。头一个发现我姐夫不会笑的是我姐姐学校的政工干部小魏。当他把这个天才发现告诉我那糊涂姐姐时，我姐姐竟然说：
你只在我家见过他一面，可我认识他快一年了怎么没看出来？要说他人呆板，不爱说，倒对。说他不会笑，胡说！人怎么能不会笑？”
那时，我姐姐正爱他爱得发狂，天天一下班两人就粘到一块儿。那些搞数理化的人，理性思维的人，一堕入情网，比咱们更海阔天空、神魂颠倒。初恋是人生中唯一的一段精神失常期，进入一种幻觉状态。小魏的话好像伸出根手指头把我姐姐从幻觉中捅醒。她认真一想，居然想不出他笑是副什么样子！她就决心试试自己的恋人是否当真不会笑。赶巧那天是我姐夫生日，他属猪。我姐姐还真有办法，跑到商店挑选了一只滑稽透顶的小肥猪，屁股上有个笛儿，一捏吱吱叫。她用彩纸包好，揣在衣兜里，当晚两人约好在海天门公园会面。她领他走到一盏葵花灯下，为了能看清楚他的脸。她说：“我想送你一件特别的礼物。”说完紧盯着他的脸，心想他照理应该露出风趣的或者好奇的微笑，反问她：“你要送我一个什么好宝贝？”
他确实也是这样说了。但我姐姐头次发现这家伙的脸皮就像结冰的河面，没一丝笑的微波漾动。
我姐姐沉住气，打衣兜里掏出礼物，还尽量装得挺高兴，说：
“给你，自己打开看吧！”
如果这家伙看见小肥猪再不笑，完了！世界上一副最不可思议的面孔就叫我姐姐拿命运撞上了。
后来我姐姐告诉我，当时她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好像他打开那包里装的是颗定时炸弹。难以想象的事终于出现了这家伙剥开那美丽的花纸时，神气好比在拆一个陌生人寄来的信封。小肥猪露出来，他手一捏，“吱”的一叫，任何人都会给这玩意逗得大笑，但这家伙只是连连说：“嘿嘿，嘿嘿，太逗人了，逗极了。”那张死脸就像两扇关得严严的门，一动不动，门上还挂把大锁，贴封条，千真万确是表情的残疾人！
我姐姐回家大哭一场。
我姐夫人很实在这是没说的了。他是个孤儿。孤儿的感情世界好比一块荒地。上大学时赶上五七年的鸣放，据说他惹点麻烦，但那时政治决定人的一切，哪个姑娘肯沾他这块地又碱了。要不是因为他出身没问题，决不会分配到外贸公司工作。他是到我姐姐学校教英语补习班时，无意中和我姐姐碰上的，两人之间一下就爱上了。这爱，就好比一颗种子落到他这块光秃秃、遭殃的大碱地里，他便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出来。他对我姐姐的感情好像是种感激报答的激情；我姐姐在这家伙身上得到的便是双倍的爱，双倍的关心和体贴。
我姐姐发现他不会笑之后，几次想和他分手，但每次下了决心，不出三天就坐不住了，鬼使神差地打电话找他，约他。当两个人下狠心也离不开时，那就必有真正的爱情存在。我悄悄问那家伙：“我怎么很少见你笑呢？”我问很很巧妙。
不料他惊奇地一扬眼皮，没笑，却说：“嘿嘿，你问得真有趣。”
二
六八年文革大揭发时，各单位不都在搞“忆、摆、查”吗？“忆”叫“忆怪事”，就是发动所有的人回忆平时遇到过什么值得怀疑的人和事，揭出来，好抓住线索，“深挖隐藏最深的反革命分子”。浆糊厂有个老工人平时跟人打招呼，习惯将手斜举到额前，很像旧军官行见面礼的姿势，被人“忆”了出来，再经专案组调查，真的查出是个一直隐瞒身份的伪满军官。这事被当做先进经验在全市传达，一时人们的精神头儿全提起来了，大忆怪事，掀起高潮，人人恨不得都能从自己床铺下面挖出颗炸弹。忽然一天，我姐夫单位有人给他贴张大字报，题目是《他为什么从来不笑？》。祸找到头上来了！
这张大字报比一宗上百万美元的出口买卖更强烈震动了整个公司。全公司二百多人一同从记忆里搜寻我姐夫平时给他们的印象，果然，没人见他笑过。专案组悄悄出动，查遍我姐夫的朋友和邻居，也没人能证明他笑过。问题就大了。后来他们专案组还来找我，我说：“我也没见过他笑，他在家里也从来不笑，可能不会笑吧！”专案组的人说：“你别包庇他，不会笑的除非是死人。他不是不会笑，这里边有政治原因！”
专案组以他五七年留在档案的右倾言论为根据，断言他不笑的根由是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但他们必须有现实依据，才好把他定成反革命分子。可是从他日常的工作和言论中找不出新的问题，看来他真属于“隐蔽很深”的那种，便把他列为运动重点关在单位里，逼他交待思想，同时抄家。把他家里的私人信件、工作笔记，连同我姐姐的数学教案都搬去，派一批人从中查找。但他的所有文字除去记事就是谈事，连一句谈感情甚至谈天气的话也没有。最后只好用压力挤他的口供。他呢，居然不承认自己不会笑。他们叫他笑，他还是我见过的那样，咧开嘴，“嘿嘿”两声，根本不能叫做笑！一到批斗会上叫他笑，他就这样。他没笑，反而逗得大伙想笑，成滑稽剧了。眼看着运动搞不下去。专案组里有个机灵鬼儿，想出个挺绝的法子，问他：“你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情怎么样？”他说他从小是孤儿，党把他养大，从小学到大学都拿助学金，当然对党和毛主席充满感激之情。那机灵鬼儿就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
“你对他老人家应该笑，还是应该哭！”
“当然应该笑了。”
“好，你笑吧！我们看看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姐夫面对着毛主席像要笑，大概他自己也不知自己怎么笑的。听说他当时一咧嘴，牙花子都龇出来，样子像很疼，很痛苦，又像吓唬人。专案组的人朝他唬起来：“你就这样对待伟大领袖？这是笑吗？是哭！是刻骨仇恨！”罪证这就有了。现行反革命，批斗，批判，运动也就推向了高潮。人人义愤填膺，恨不得吃了他。
那一年多里，我姐姐成了反革命家属。我姐夫单位还总去人到她学校，逼她揭发我姐夫。学校待她还不错，虽然尽量保护她，但她也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饶薄的滋味，整天灰头灰脑，回家做饭都没心气儿。一次我去看她。儿子问她：“我爸爸为什么不笑，呵，妈妈？”她突然“啪”地给儿子一个耳光。然后她娘俩全哭了。这是我见她第一次打她心爱的儿子。
等到落实政策时，我姐夫这案子成了难题。写材料的人说，单凭一个表情怎么好作为反革命罪证上报，又不能叫他再表演一次，拍张照片放进档案，又不是杀人现场照片。过了半年多，上边派一支工宣队帮助他们公司搞政策落实。专案组就把我姐夫这案子作为“老大难”推给工宣队解决。
工人比干部有办法。琢磨个办法，土法上马。把我姐夫叫去，进门就叫他脱衣服，直脱得只剩一条三角裤衩，我姐夫以为要挨揍，吓坏了。谁知他们上来一个人，让我姐夫举起双手，像投降的姿势，然后拿根扫帚苗子，搔我姐夫的胳肢窝，脖子和脚心，只见我姐夫嘴一咧一咧，嘿嘿出声，胳膊腿乱摇乱蹬，叫着：“不行了，我不行了，痒痒死了，痒痒……”可是他一点不笑。这工宣队员把扫帚苗子一扔，说：“专案组怎么搞的，这人哪是不笑，他根本不会笑！”
经过这次鉴定，罪证被否，我姐夫被被平反落实。由于不能否定前一段运动的成绩，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政治上平反了，可是他又从“不笑的敌人”变为“不会笑的人”，成为全公司人好奇和注目的对象。一个不笑的人，反成了人们的笑料。他依然不动声色，内心却变得十分敏感，时时觉得有人不客气地拿根针刺他，那张脸就更无表情，有时看上去像块冰冷的岩石。一天，他忽然对我姐姐说：
“你能教我笑一笑吗？”
我姐姐流泪了，对他说：
“你就这样吧，我喜欢……”
从此，我姐姐自己也很少有笑容了。大概她有意控制住自己的笑，怕引起姐夫的自卑。
三
自从文革被历史一脚踢开，生活又换了一套新解释，包括对我姐夫的不笑。
领导们的能耐，从过去表现在揪出多少人，改为现在能赚多少钱。外贸公司的书记兼任起经理来，还要干个外向型“子公司”，搞引进、出口、合资和海外投资。这子公司需要一名能干的人挂帅。原先那帮红人都过时了。人到用时方恨少，于是想到了我姐夫。第一他精通业务，第二他外语呱呱叫，跟外商交往得心应手。
我姐夫走马上任，没一年，天知道这公司怎么就叫他干得热火朝天。原来跟外商谈生意并不需要笑，需要本领。外商也不管你笑不笑，有生意可做就行了。
几年里，我姐夫已经俨然一个大老板。企业创汇相当于全公司的两倍。我姐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头版上，被选为市人大代表，天天出入各大豪华宾馆和市领导的高宅深院。时不时出国一趟兜生意。在公司里人人都投之以赔笑。因为人人想求他出国捎洋货，更因为他是个有钱的大经理、有权的领导；领导就不能总笑，愈不笑，下边的人就要愈哄他笑。他像上帝一样活在人间，可是恐怕连上帝也不知道这个人怎么一下子如此显赫！
下边就要讲到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怪诞的事了
昨天晚上他和我姐姐，我外甥在客厅里看电视。24寸大屏幕上是两个人说相声，相声说得平平，并不特别可笑。可是忽然间他喉咙里“咕”的一声，就像母鸡下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