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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医生发现他患的是慢性肾炎且已到了晚期。这种病与癌症一样令人恐怖。住了半年医院，病情没有任何好转。出院时，实际上是被判了“死缓”。正值英年的李成一已经完全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
妻子吴文看到一份登有天津中医院专治肾病消息的报纸，称该院副院长张大宁教授是“肾病的克星”。吴文像找到了救星一样，马上搀着丈夫，于1990年11月1日登上了刚刚开通的由长沙开往天津的154次列车。
躺在北上的列车上，李成一怀里揣着一瓶安眠药——倘若此行没有结果，他便用这瓶安眠药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实在不忍心再拖累体弱多病的爱妻了。
车开后，吴文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餐车上试探性地问乘务员，能不能提供一点低盐食品。“行！没问题！”正在餐车部值班的两位乘务员满口答应了。没多久，热腾腾、香喷喷的饭菜和专门熬制的稀饭就送到了李成一的手中。喝着热稀饭，李成一夫妇的眼眶潮湿了。
这时，列车长程士杰闻讯赶来。他一边安排工作人员为李成一增加一条毛毯防止感冒，一* 紧紧盯着李成一的眼睛，严厉地说：“你不能光往一头想，真没了你，你妻子怎么活？孩子怎么活？你要多为他们想想！”
面对程士杰的真诚，李成一这时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患难见真情”。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都能这么关心自己的生命，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活下去呢？李成一紧紧握住程士杰的手，哽咽着说：“列车长，我听你的！”
张教授终于找到了！张教授告诉李成一，他的病有治，可以依赖药物延续下去。但是，每隔45天必须看到他的化验结果，才能开出新的处方。听到这话，李成一的心一下子又凉了。长期住在天津绝对不可能；每45天从长沙至天津往返一个来回，对他们来说更是难如登天。站在一旁的程士杰，略加思索，果断地说：“我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每隔45天他把化验结果从长沙带回天津，然后再把张教授开的药给李成一捎过去。
谁知道，程士杰这么轻轻一许诺，就干了整整6年！还有这6年之后尚不知尽头的奔波辛劳！
于是，从这天开始，天津到长沙1500公里的铁路线上，架起了一座无形的生命桥梁。长沙火车站成了吴文和程士杰的“联络站”。每隔一个月，吴文就到长沙火车站等候153次列车，把化验单和钱交给程士杰。程士杰回天津后又把化验单交给张教授，然后将重20公斤左右的灌肠水和处方在下次南下时再交给在长沙站台上等候的吴文。
程士杰每次出车前，都提前打电话告知吴文接车时间。6年来，程为此付的长途电话费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程家住在天津王串场，往返一次中医院就是十几公里；有时赶上张教授不在，他跑的就不止一趟，在家休息的几天都搭在里头了。6年间，程士杰取药走的路，足抵得上从天津到长沙一个来回。
一次带20公斤重的药，6年来，程士杰给李成一带的药重量超过了一吨。
列车长默默地为长沙一个陌生病人送药的事悄悄地传开了，津广车队的3组、7组的乘务员以及后来的整个津广组都逐渐加盟到这条“生命通道”上来。有时，程士杰分不开身，同组的几位同志就去找张大宁教授，给李成一开药；153次列车遇上晚点，不能准时到达长沙，其他列车的同志就主动从吴文手中接过化验单带到天津交给程士杰。
程士杰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长沙人民。李成一夫妇所在的单位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长沙电子工业学校对李成一特别照顾，每月除发百分之百的工资外，医药费实报实销……
一月一月，一年一年，延续李成一生命的热能就这么在程士杰手中、在津广线上、在好心的长沙人民手上悄然传递着……
好好活着是对老程最好的报答
“我真要好好活着，要不然，太辜负程列车长的一片好心了。”李成一对妻子说。随即，李成一扔掉了那瓶在怀中揣了很久的安眠药。
心情一好，病就似乎轻了许多。“哎，今天天气真好，抓紧时间锻炼！”李成一不停地给自己鼓劲。
别看是休病调养，李成一却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锻炼、看书、听音乐……他说，时间一紧凑，病也不成其为“病”了，倒像是享受。
当他从吴文手中虔诚地捧过老程千里迢迢捎来的药时，禁不住热泪盈眶。这药是老程的心血和汗水呀。他哽咽着对吴文说：“老程对咱实在太实心了，可他从不肯到咱家来坐一坐，喝喝茶，抽抽烟，我们欠他太多了，将来拿什么去报答他呢？”
1990年12月，夫妻俩一合计，由吴文作代表，带上特意为老程买的湖南特产，专程赶往天津答谢程士杰。
吴文的答谢是真心诚意的，也是执著的，可她碰上的却是更为执著的程士杰。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互相帮衬帮衬本就是应该的。再说，人命关天的事儿，摊上谁，谁都不会袖手旁观。而且，这是我手边儿的事，方便得很，还感谢什么？”程士杰的大嗓门不容你不接受。
“可是，您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我们不报答，说什么也过意不去，这个礼您非得收！难道还让我拎回长沙去？”
“快别提什么‘付出’，我这‘付出’呀远不比我收获的多。人哪，就需要做出奉献。你看，我们这个包乘组自从遇上了李成一，已经形成了助人为乐的好风气，得到铁道部好几次表扬哩，大家可高兴啦！这一切，还得感谢老李，是他，给我们创造了这些机会，让我们获得了荣誉。你看看我们这儿的姑娘、小伙子的劲头有多高，就知道老李的功劳有多大，我该怎么报答老李呢？”
结果是，吴文磨破了嘴皮，礼还是没有送出去。
吴文回到家后，讲了天津的情况。李成一听了之后是长久的沉默。
李成一笑着拉过了妻子的手：“行，你这趟没白跑！你是带回了老程的心愿呀！你想想，老程长年累月地为我辛苦奔忙，还不是希望我能够好好活着，把病养好再去工作，那样，老程就用不着为我们操心了，这不是我们对老程最好的报答么？”
吴文顿时豁然开朗，她握着丈夫的手使劲点头：“对，对！好好活着，好好养病……”
救助是有限的，内力却是无穷的……
1992年，吴文发现，丈夫的脸色红润了，精神开朗了，情绪也稳定了，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吴文知道，这一切变化都是源于天津的那位好心人程士杰给予的精神力量。
然而，正当李成一夫妇满怀希望向理想的彼岸奋力拼搏时，不幸又一次降临到他们身上。
1993年7月，李成一突发严重溶血性贫血症，生命危在旦夕，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
眼看着丈夫的生命在一点一点消逝，吴文心急如焚。百般焦急之中，吴文在护理丈夫时不慎摔倒，经诊断，胸椎摔成骨折，有高位瘫痪的危险。
李成一的心再一次被击碎了。夫妻双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禁悲从中来。
此时此刻，除了眼泪，这对饱经磨难的夫妻还能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压抑了几年的辛酸和委屈呢？
“这样活着真是生不如死。拖累老程，拖累单位，这种滋味实在不好受！”“咱俩的病怕是没什么希望了，早死了也可以少受些痛苦。”
夫妻俩抱着哭成一团，两个绝望的人有了一个共同的主意：双双结束生命，不再给社会增添负担。
两人商定之后，唯有两件事放心不下：一是儿子正上初中；另一件就是再过几天，老程又要捎药来了。那时候，吴文再也不能站在长沙车站亲切地叫他一声“大哥”，世界上也再不会有一个李成一令程士杰长年累月地为他牵肠挂肚了……
可是，那时程士杰该作何感想呢？难过？失望？惋惜？气愤？自己辛辛苦苦地为他取药、捎药，真心诚意地希望他好好活下去，他却自戕生命，这就是程士杰一门心思帮了两年多的李成一？
不，我李成一不是扶不起的破篱笆！
李成一擦干眼泪，坚定地对妻子说：“振作起来吧，吴文。我们不能总这么可怜兮兮地去接受别人的同情和施舍，这一切毕竟都是很有限的，最能救我们的实际是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自己打垮自己，勇敢一点，那么多得了癌症的人都能坚强地活下去，我们为什么不能？！”
李成一温柔地替妻子抹去眼泪，在病榻上躺了3年，听惯了妻子的鼓励和安慰的李成一现在成了妻子的安慰。这对患难夫妻互相鼓励着：再艰难，也要坚定地活下去。
不久，吴文顽强地战胜了病魔，很快就恢复了健康。李成一的病情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在这6年里，虽然李成一每隔45天就能听到有关老程的消息，收到他捎过来的药品，而他俩真正只见过两次面。第二次见面是在1995年12月，李成一夫妇被天津客运段邀到天津，参加北京铁路局表彰程士杰的大会。会后，程士杰将这次表彰大会奖给他个人的1000元统统塞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