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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千军万马,熟悉中国的经济,遍读经史子集和马恩列斯,他们知识渊如海,业绩高如山。但是他们却这样自自然然地溶在革命队伍中,作为普普通通的一分子。伟人者,其思想、作风、境界、业绩已经自然地达到了一个高度,如日之升,如木参天,如水溢岸,你想让它降都降不下来,他当然不会再另外摆什么样子。1949年春的中国共产党,他的五大领袖,他的34名中央委员就这样平平静静地坐在北方小山村的这间旧伙房里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也决定着党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该怎么办。住了20年山沟,现在要进城了,党没有忘记存在决定意识这条哲学的基本原理,没有忘记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主观世界这个准则。在这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共产党通过了自己的“陋室铭”。毛泽东说:要警惕“糖衣炮弹”,“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本来会议开始时主席台上并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像,到闭幕时就不这样挂了。会议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并通过五项决定:不以人名命名;不祝寿;中国同志不与马恩列斯并列;少拍巴掌;少敬酒。这真让人吃惊了,党的中央全会竟决定如此细小的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心之诚,其行之洁,皇天可鉴。当年袁世凯筹备登基,光龙袍上的两颗龙眼珠就值30万大洋。而共产党为新共和国奠基却只借用了一间旧伙房。我们常说像真理一样朴素,只要道理是真的,裹着这道理的形式是不须多讲究的。这话是用镀金的话筒说出来的还是扯着嗓子喊出来的,关系并不大,真理不要过多的形式来打扮,不要端着架子来公布,它只要客观真实,只要朴素。清皇室册封嫔妃是用金页写成,每页就16两黄金。可她们的名字有哪一个被后人记住了呢?红毛线、蓝毛线、二尺小桌、石头会场、小石磨、旧伙房,谁能想到在两个政权最后大决战时刻,共产党就是祭起这些法宝,横扫江北,问鼎北平的。真是撒豆成兵,指木成阵,怎么打怎么顺了。其实那时使用什么都已无关紧要了,因为我们的心早已到了,任何一件普通东西上都附着我们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真诚。心诚则灵,天下来归,传檄而定,望风披靡。而蒋政权人心已去,好比一株树,水分跑光了,叶子早已枯黄,不管谁来轻轻摇一下都会枝折叶落的。
当参观结束后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到村口和五大领袖合影一张。五位书记昂首向前,似将远行。到哪里去?当年在村口毛泽东说了一句风趣的话:我们上京赶考去,要考好,不要做李自成。周恩来说,要及格,不要被退回来。40多年后新一任总书记江泽民来拜谒这个小山村,题词: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Number : 9654
Title :相约在书店
作者 :范用
出处《读者》 : 总第 190期
Provenance :文汇报
Date :1996。10。29
Nation :
Translator :
十多年前,我还在出版社上班,丁聪每星期必来,老远的从西到东,坐公共汽车,路上要换车。
丁聪老诉苦,不知说的真话还是假话,说“家长”(夫人沈峻则谦称是“高级保姆”)太怜爱他,不忍心看他横向发展,影响健康,早餐定量供应,一片面包,外加一个西红柿,或半根黄瓜。丁聪翘起嘴唇,说面包薄得风一吹就飘走,还用手比划。八三年,我们的朋友李黎从美国来,听了,随手画了幅漫画《丁聪先生随风而去的面包》:丁聪笑容可掬,盘腿坐在面包上,仿佛坐着飞毯,飘飘然,一点看不出在受苦受难。
丁聪也学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说“我有办法,到范用那里‘反饥饿’”。
他到三联书店,先看望《读书》杂志的五位女将——人称“五朵金花”,聊一阵,到中午,跟范用下小馆,东四一带的小馆子,几乎吃遍。那时候还不兴高档,两个小炒,一碗汤,外加四两二锅头,花不了几块钱。
丁聪最反感的是,范用总要叫二两米饭,而又吃不下。于是丁聪用语录教育我:“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代我把饭吃掉,一粒不剩。
我们有一条不成文法:以西单到西四这条马路为界,上路西的馆子,丁聪掏钱,路东的馆子,范用付。有时多几个朋友,就远征到丁府楼下的馆子吃烤牛肉;碰上叶浅予,那就吃叶老的。
我退休了,没有了地盘,丁聪不来了,说:“不好玩了!”只好两地相思。
现在又好玩了。三联书店在美术馆东侧盖了楼,开设门市,附设咖啡座。我们相约今后在三联见面,看看书,喝杯茶,然后“反饥饿”;我也反,买不起书,饱看一通,也是“反饥饿”。当然,有好书,也还是要买一两本。
以往,丁聪吃完饭,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上王府井新华书店,用他的话说:“送两个钱给书店才心安”,买本书,不能空手而返。实在没有可买的,就买张北京市街道图,家里已经有七八张,还买。书买重了,送给范用。书店欢迎这样的买主。
我在出版社,接待过好多位鸿儒,作家,学者,画家。王世襄、费孝通、黎澍、王芸生、萧乾、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郁风、黄宗江、卞之琳、吴甲丰、戈宝权、梅朵、方成、韩羽、姜德明……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严文井、孟超、李季、许觉民、绿原,一个楼办公,他们也随时过来坐坐,孟超总端着茶杯。香港三联送来的咖啡,正好用来招待客人。我的出版社小伙伴闻到煮咖啡的香味,也来喝一杯。不过老年人还是习惯喝茶。
黄裳自上海来,请他在出版社食堂共进午餐,他吃得挺开心。食堂归我领导,雄心勃勃想办成馆子似的,我带领食堂人员到闻名的《文汇报》食堂取过经,那时报社还在圆明园路。
有一年,艾芜先生要率团到朝鲜访问,打成都来,七十多了,还爬上五楼到我办公室。三十年代他就是三联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的老朋友,我们是一九四二年在桂林认识的,他住在郊外观音山,生活清苦。初次见面,他杀了一只自己养的鸡招待我,那一年我刚满二十岁,他长我十八岁,我叫他“汤先生”(艾芜本名汤道耕)。
另一位老朋友戈宝权,每回来,只谈书,不谈别的。我们谈书,谈了四五十年,从重庆谈到上海,又谈到北京。现在,他住到南方去了,夫人贤惠,生活很幸福。
卞之琳先生从干面胡同到东四邮局寄信,走累了,没有地方歇脚,也来爬五楼,走进办公室说:“你忙你的,我抽支烟。”楼公(适夷)说:“北京没有茶馆、咖啡馆,街上找不到坐一坐的地方,不像上海。记得上海南京西路的一个拐角,有家用球状玻璃器煮咖啡的小店,路过我总要进去喝一杯,十几年前还在。北京老舍茶馆,不是我们说的那种茶馆,也喝不起。”
“文革”期间,七二年我“解放”了,袁水拍还靠边站,没有事干,一个人在家里推敲毛泽东诗词英译,有时也来,无可奈何的样子,有点颓唐。他知道我爱看书法,送我一张从苏州园林拍摄的康生题写的匾额。后来他当上文化部副部长,就忙了,没有时间来我这里泡。再后来……世上的事,真难说;不过我至今还是怀念他,诗人马凡陀。
我办公室对门是洗手间,朋友封我为“文史馆长”。“文”者“闻”也,我如入芝兰之室,久闻不觉其香,客人陪闻,我很抱歉。最近,我还给人民出版社提意见,一要办好食堂,二要修讲究的卫生间,一进一出,乃关系职工利益的大事,为什么会议室倒舍得花钱一再装修?他们说因为要接待外宾,还是外宾吃香!
有一天,真文史馆长启功先生来了,老人家居然登高,赠我一书一画。我从不敢跟人讨字画(王世襄、郁风例外),更不敢向启老讨,看他吃力的样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三十六年,在520办公室三十年,三分之一的人生在这里度过,由中年到老年。五八年“大跃进”,六六年“大革命”,歌于斯,哭于斯,不堪回首,还有一些可悲可喜、刻骨铭心的事情,留下回忆,难以忘怀。
说是退休会有失落感,我的失落感是再也不能在“文史馆”接待我尊敬的先生、朋友们,向他们讨教,取得他们的帮助,或者随便聊聊,这种闲聊对我也十分有益,增长我的知识,使我知道如何待人接物。他们的乐观精神,更是感染了我,做人很快活。
半个多月前,丁聪住进医院,上星期动手术,到今天还只能进流质。楼公、君宜大姐住院一年多了,我去看望,他们说了许多,可我一句也没能听出来讲的什么。卞老下不了楼,宝权兄出不了房门。我多了一条腿,三条腿走路还不如两条腿。老了,都老了!只有方成,仍骑车到处跑,宗江还飘洋过海,不服老。
如今,《读书》还在出版,三联门市开张,都是叫人高兴的。十五年来,冯老、小丁为《读书》付出不少心血。冯老每期一篇,为写这篇海外书讯,他每年花一两千块美金订购书刊。小丁画版式,画漫画,从不误时。许多作家都愿意在三联出书,夏公说,他的文集在三联出版。这都是对三联的支持和鼓励。
丁聪出院,恢复健康,我们每月一定到三联相会,然后下馆子。不过现在得爱惜自己,自觉一点,不大块吃肉,不大口喝酒,让我们的“家长”放心。
十月一日,北京举办“丁聪画展”,丁聪书面答谢说:还可再画十年,也就是说画到九十岁,那真是读者的福音!到那一天,八十四岁的老弟,我一定敬他一杯。
Number : 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