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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鸟队的大人们不高兴了：“你们这些孩子太没有纪律性，我们捕鸟队在全国那么多人，有3个冷库，我们抓这些鸟是要卖到国外，给国家赚大钱的。”
孩子们一看自己无力阻止，就立即给国家环保局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发出一封特快“鸡毛信”，“鸡毛信”转到县长手里，县长出面阻止了捕鸟队的行动。
汪永晨不平地说：“人都说，富裕之后的人才会想到环境，可大余小学的穷孩子经常吃不饱饭，随时都可能辍学，雨雪天还不忘给小鸟投食送饭，甚至把过年才能吃上的饺子省下来给小鸟吃。在那儿，护鸟小分队、小鸟医院、红领巾气象站、饲养小组样样俱全，他们节假日给小鸟过节，繁育季节在树上挂鸟巢。他们的校长，住在夏天漏雨冬天透风的房子里；老师5个月发不出工资，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两角五分。就这样，他们还一直带着学生向社会做爱鸟宣传。他们后来又救了一只天鹅，就因为没钱找车送到徐州动物园，眼睁睁看着它死在怀里了。”
我问她：“他们为什么这样做？”
“朱校长小的时候，曾打下一只猫头鹰，他拿给老师看，老师没表扬他，告诉他说猫头鹰吃田鼠，是保护庄稼的卫士。这件事给他触动很深，在他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后来他成了老师当了校长，他说他要把这颗种子播到每一个学生心里。”
“那这样做有什么效果？”
“当然有，大余村树上的叶子总是绿绿的，早晨起来，到处都是小鸟的鸣叫声。每家屋顶上，都能看到几窝小鸟，而邻村不少树的叶子都让虫子吃光了。大余村的粮食总产量在不断增加，而农药的使用量却逐年减少。”
汪永晨跟我讲朱校长的故事，讲时一直含着眼泪，几次说不下去。
大余小学不仅自己爱鸟，还向全国发出了《爱益虫、鸟、兽倡议书》。300多个学校在上面签了名，学校的名气大了。全国第四届鸟类学术研讨会向朱以勋校长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参加会议。
朱校长拿着邀请信去找县长，县长一看：“好事！”也批了张条子——经费由县教育局解决。
朱校长拿着条子来到县教育局，教育局一看：“嗯，好事！”也批了张条子——经费由邱集乡解决。
朱校长又拿着条子到乡里，乡里说：“好事！经费由大余小学解决。”
可当时，大余小学一个老师一个月的办公经费是3块钱。于是朱校长自己也写了张条子：经费由朱以勋自己解决。
兜里揣着几十元钱，朱校长就这样动身了。到了会上才知道，开会是要交会议费的。人家都是教授、专家、学者，惟有他在登记表上填了个小学教师。农村人爱面子，他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自费来的。
会上，朱以勋的发言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大家都想知道他和他的学生是怎样保护环境的，可谁也不知道，他兜里还有几个钱。
饭钱没有了，吃回去的路费，路费吃光了，就以水代饭。整整3天，他饿着肚子参加会议。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就只好到街上转悠，想找吃的。角落里，一盒长了绿毛的月饼救了他。这位中国农村的小学校长，就是靠着这盒长了绿毛的月饼，开完了这次全国性学术会议。
会开完了，大车小车接专家教授们走了，朱校长没钱回去，他举目无亲，脱下身上穿的衣服，卖了当路费。
当他风雨兼程，带着会上专家学者对大余小学的肯定和希望赶回校园，一眼看到，学校那棵枝繁叶茂落满小鸟的大树，趁他不在，被人砍了，他一下愣在那里，“树都没有了，我还活什么！”
那天晚上，夜深人静。朱以勋拿着一瓶农药，站在那树坑旁，从午夜到黎明，他守着树坑，跳下去，爬上来，爬上来又跳下去，一粒突然落在他手上的鸟屎救了他。他难过地对汪永晨说：“我呀，还是舍不得这些小鸟，舍不得这些爱鸟的孩子！”
我想成为人和自然之间的桥梁
那天坐在汪永晨家的地毯上，她激动地对我说：“这些农村孩子对小鸟的感情，实实在在打动了我，我一定得搞个农村孩子城市孩子手拉手的活动，让大余的孩子来北京看看，告诉城市孩子他们怎样热爱大自然。”
要想搞活动，首先要有钱。干记者十几年，她交了许多朋友，于是她专门找有钱的朋友，大讲大余的孩子每天都在做什么，讲保护环境从孩子抓起的意义，讲现在独生子女缺少的爱心。
“朋友都说我煽情的功夫可以。”汪永晨说。
她成功了。
那年7月，大余小学的5名老师带着30名小学生来北京了。汪永晨高高兴兴地接站。可当孩子们下车时，她发现这些孩子一个个都蔫头耷脑，像病了一样，怎么了，钱不是都寄去了么？
一问才知道，孩子们把一些养好病的鸟带来了，想和北京的孩子一起放飞。在车上，他们舍不得买吃的，把家里给带的干粮都喂了小鸟，自己饿得晕乎乎地到了北京。汪永晨一阵心酸，她发誓，一定要让这些孩子在北京过好！
于是，她和一些朋友尽可能地为孩子安排较好的食宿，带他们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看升旗仪式，所到之处，他们一直讲这些孩子是怎么爱小鸟，怎么保护环境，为此感动了各处的领导，给他们免去了门票。
就在大余的孩子将要离开北京时，一个退休老太太急急忙忙地赶来了，她拿着自己的200元退休费和30块小毛巾，对汪永晨说：“北京人不能让孩子再饿肚子回去了，这小毛巾给孩子们路上擦汗用。”
一席话，说得汪永晨热泪盈眶。她对我说：“搞这次活动，我得不到任何好处，也不是为出什么风头，是大余的孩子感动了我。从那以后，我一直有意识地跑自然保护区，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我想成为人和大自然之间的桥梁。”
环保是老百姓自己的事
1995年，汪永晨获得一次去美国开会的机会，那里的许多见闻，深深地触动了她。
在美国的一个动物园，她采访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许多年来，一直拿一个鹰爪和一个老鹰翅膀的标本站在那儿。孩子们来了，他就把鹰爪放在孩子们胳膊上，告诉他们，鹰落在身上，就是这种感觉，他让孩子们摸鹰的羽毛，让他们用手感觉鹰的翅膀。
在美国的一所小学，她讲了大余小学的孩子们。这些美国孩子一个个热泪盈眶，当场向大余小学捐了钱和一架望远镜。
在旧金山，街道加起来总长约1300公里，其中有600多公里街道两旁的树是由社区居民参与选择和种植的。旧金山还有个民间组织，在市区管辖着60多个花园，所有的面积加起来，也不过100多公顷，这些地都被分成双人床那么大的块块，居民们一年付50美金，就能租一块，在上面栽种自己喜欢的植物。
一位心理学教授说，她每个周末都要开车两个小时，到她租种的地上工作，在这里她可以和更多的人接触，了解他们。
一位从事广告宣传的妇女，排了3年还没租上，至今才排到第34名。不过她还是每星期必到花园来看看。
环境保护只有被老百姓当作是自己的事才能成功——这是汪永晨赴美归来的最强烈的感受。
没人养的树就像
没人养的孩子一样
回国后，汪永晨就兴致勃勃地忙开了。
她和女友金家满，找到北京十三陵林场。
林场场长说：“没人养的树就像没人养的孩子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树要比造林更重要。”
既然如此，好，汪永晨和她的朋友们就发起了一个“领养树”的活动。
第一次，她们号召了100多人，男女老少，有的还一家三口，没赶上车的，就从城里自己骑自行车来。那天，原只想让大家先看看，谁知人们到了山上就自己选好干上了，有的挑橡树，有的挑油松，还有选黄栌的，真像是领养孩子，有人一下选了十几棵。
一个女孩看了说：“我怎么也不能把舒婷诗里面的橡树，和眼前这个皮包骨的小树联系在一起。”
一位教师带着她6岁的儿子来了，她说：“儿子可能还很难懂什么叫志愿者，也可能把来这儿当出来玩儿，但就从游戏开始，他会慢慢懂得这件事的重要性，感受到大自然，并且懂得很多东西来得不容易。”
一位带着学生来的校长惊讶地说：“我怎么也没想到，这些平时做值日都捏着鼻子的学生，到这儿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
汪永晨告诉我，有些孩子的父母一听说孩子要去领养树，就全家一起设计挂在树上的牌子，一个男孩儿的牌子是用旧乒乓球拍做的，上面除了写着树种、领养人姓名、领养时间，还写着——请保护树木，保护大自然。这个孩子说：“等我长大了，小树也长大了，这牌子还要在上面挂着，我要拉着爸爸妈妈来，告诉他们这棵树是我养大的，以后我还要像他们对我那样，照顾我的树。”
几个老人一边刨土一边接受汪永晨的采访，他们说：“一个人一辈子能攒多少财富？而且财富越花越少，人活一生，能给后代留一个好环境，才是老人的幸福，我们今天的环境是从后代那借来的，我们还给他们时，仍然应该是美好的。”
我发现我并不孤独
汪永晨说，每当一次活动之后，她就觉得自己和自然越来越近了，周围人也和大自然越来越近了，可是在她当初倡议大家做这件事时，并没想到这些。
汪永晨在美国的动物园看鸟时还发现，自己对鸟的了解，还不如人家七八岁的孩子。而在我们的课本里，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很少。我们的动物园，笼子旁边只有简单的介绍，没有有关动物生存环境面临威胁的东西。
于是汪永晨和金家满找到北京百鸟园，告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