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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额寒暄几句，对尚未正式会晤就仓促约见表示歉意，接着便话题一转。他说，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派人去出事地点了解了情况，多方证据表明，那架习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共9人，其中有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他紧接着说：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希望大使能转告中国政府，并希望你们在最近期内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
额的发言一结束，我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感谢他通知这件事情。我说：“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处于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我以提问的口气说：“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并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紧接着我提出：“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作了一些解释后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对于中国飞机进入我国领土的原因，相信大使会作出努力，使中国政府能在近期作出解答的。”
在我告辞的时候，额说：“希望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
当机立断启用专线电话
回到使馆已是9点半钟。我立即召集使馆的领导干部开会，介绍约见情况。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我指出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取国内指示，同时要注意搜集情况和各方反应。会后大家分头去办理有关事项。
不一会儿，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出，最快也得4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这样紧急的事，怎能耽搁？大家心如火燎，都瞪着眼睛盯着我。这时我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两年多，如能启用，岂不可解燃眉之急？这种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是一种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当时我也想到，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承担风险的。但事不宜迟，需当机立断。我决定开封启用。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台却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不给转接。我极力保持镇静，毅然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通知外交部有重要情况报告，要求使用专线电话，经部同意，专线电话终于接通，于当日中午12时20分报回了飞机失事事件。
后来听说，14日上午，在外交部的会议室里，姬鹏飞代理外长正在主持一个气氛非常严峻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叛逃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应采取的外交对策。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时尚未结束。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手持特急报告，连门也忘记敲便直奔姬鹏飞同志。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彻夜未眠。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他们悬浮在心头的沉重石块终于落了地。周总理对驻蒙使馆在不明事情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国内指示大使亲赴现场
14日中午12时左右，正当我们紧张地同国内进行联络的时候，蒙古外交部又来电话，称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催问使馆人员何时动身去现场察看。在蒙方催问时，我考虑去现场事情重大，在未得到国内指示以前，不能冒昧行动。于是便以尚未准备好为由，请求推迟飞机起飞时间。
下午6时许，终于盼来了国内指示，要大使偕随员亲赴现场视察。我顿感事情比我预想的还要严重。此时蒙古外交部已下班，我决定打破常规，紧急约见额尔敦比列格副处长。额当晚有外事活动，会见安排在晚8时半，地点仍在他的办公室。我表示奉政府之命通知蒙方：13日凌晨2时许失事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对此，我们表示遗憾。对蒙古政府原意提供飞机并指派领事司长陪同我们去现场视察，表示感谢。我将亲自率领有关人员前往现场，请蒙方予以帮助。
额听完后要我澄清：中国方面关于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的解释，是否可以认为是“正式答复”。我回答可以这样认为。他又追问是否是“最后答复”。对方紧追不舍的态度使我警觉起来。我思索了一下说：这是我国政府在得到使馆的第一次报告后给我的指示，是正式答复，但我理解不是最后答复。他又追问失事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往哪里飞？我坦率地告诉他，这个问题目前我无法答复，并反问他，蒙古方面是否有飞机失事的进一步材料可提供使馆。他回答暂时没有，但以后会有进一步的通知。
额对使馆未能及时派人赴现场有点抱怨。称飞机失事已有50多个小时，等你们赶赴现场大概要60多个小时了，如果尸体变化太大，我想你们不会就此提出更多的问题。看来蒙方急于处理尸体。
我回到使馆后即把约见情况报告国内，并请示如果尸体不能火化，可否就地埋葬，待将来适当时候再把遗骸送回国内。翌日凌晨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
机毁人亡的现场惨象
9月15日下午1时30分，蒙古外交部通知使馆，飞机半小时后起飞去温都尔汗。我同孙一先、沈庆沂、王中远三位同志急奔机场，蒙古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二司专员古尔斯德，边防内务管理局桑加上校，一些航空、法律、法医等方面的专家和新闻摄影记者，已经等候在一架伊尔14飞机旁。我们的飞机2时45分起飞，航程300公里，1小时后即抵达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的一个简易机场。肯特省一位副省长和机场场长前来迎接，寒喧几句后，大家匆匆忙忙改乘两辆嘎斯69和一辆大轿车向目的地进发。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草原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下午6时方抵达现场。
飞机失事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开阔平坦，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的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面的50米扩展至南面的200米，呈梯子形。我环顾了一下现场，看到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蒙古哨兵在高坡上游动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我们在蒙方人员的陪同下，由北向南进行察看。
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至200米处有一段带舷窗的机身，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个起落架。再向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9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辩认。我们把尸体由北向南编成一至九号，并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根据事后查证，5号死尸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林彪的老婆叶群，是唯一的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形状凶恶，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躯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裂挫，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坠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碳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肢胀似蜡人。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现场的情景使我越发感到问题重大复杂。我告诫自己处理善后事宜需谨慎小心，多加斟酌。
按蒙古习俗埋葬遗体
视察完现场后，天色已晚。蒙方陪同人员一再表示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并提出要马上选择墓址，连夜赶挖墓穴，明天就安葬。我表示同意。按照蒙古人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