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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我们的信念有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无意识的、隐蔽的假设之上。要揭示这些假设并不容易，我们往往对这些假设的存在毫无察觉。就象流冰隐藏在海中一样，我们头脑里的假设十分之九都隐伏在意识之下。
对某些“家传的”假设追根寻源，会让人大吃一惊。一个丈夫看着妻子在做晚餐烤肉。她把肉放在砧板上，先切下一片，把它扔进垃圾桶。
“这是为什么，亲爱的？”丈夫问道。“我不知道啊，”妻子回答说，“我母亲一直是这么做的。”下一次，那位丈夫见到了岳母，就问她是不是每次做烤肉前都要先切下一片扔掉。“是啊，我母亲一直是这样做的，”岳母也这样回答。这位丈夫感到大为好奇，于是，他又打电话去问他妻子的外婆。“啊，正是这样，”那位老太太向他解释说：“我总是把肉扔掉一片，因为我的烤肉盘太小了。”
对事情的真相一无所知，就把长期接受下来的做法奉为理所当然，这种假设只能导致毫无意义、毫无收获的行动。
二
举一个有关隐蔽的假设的简单例子。如果有人问你：7月4日（美国独立节）这一天在英国叫什么？你也许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为你已经作了这样一个假设，即那人实际上是在问：“独立节这一天，在英国叫什么？”要是没有这种隐蔽的假设来干扰，你一定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就叫7月4日呗，此外他们还能把7月3日和7月5日之间的这一天叫什么呢！”
关于隐蔽的假设，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如果有人告诉你，他看见有个乞丐从某女士的房间走出来，你不会感到大吃一惊吗？你所以会感到吃惊，是因为你对此有一个隐蔽的假设：那个乞丐是个男人。然而那个人并没有这么说。正是这个隐蔽的假设，使你偏离了事实真相。
我们常常自以为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这真是屡见不鲜！几年前流传着这么个例子。一月里，寒冷的一天，一个43岁的男子宣誓就任本国的行政首脑。此人的身边，站着他的前任一位著名的将军，15年前曾在一次彻底战胜德国的战争中指挥过该国的军队。这位年轻人皈依于天主教。宣誓仪式之后，他花5个小时检阅了为他举行的游行，直到凌晨三点庆祝活动结束，他才离去。此人是谁？以上所说的这些事实，足以使一般美国人不假思索地断定，他是约翰·F·肯尼迪。其实，他却是阿道夫·希特勒。
在人类的信息交流系统中，我们的假设至关重要。我们每时每刻都得运用各种假设，去整理和努力理解我们受到的千千万万个含意不清的外界刺激。我们接收一个信息，对它加以解释，作出一个“初步猜测”即一项假设，我们以此作为行动依据，直到它被事实所否定。正如格式塔心理学派所说的那样，要探明一个洞，我们就先用一根棍子捅一捅，看看它有多深。我们可以把这句话解释为：要探索世界，我们就运用假设，直到它被事实所否定。我们必须记住，要驳倒一个简单的假设并不难，而隐蔽的假设，却不易察觉，难以纠正。
三
隐蔽的假设甚至还会使被吹得神乎其神的电子计算机处理问题的功能失灵。在一次国际通讯会议上，一位杰出的计算机专家报告了向计算机输入问题寻求解答时所遇到的困难，就提出过这种例证。他所在的公司承接了一项业务，要确定行驶中两辆汽车之间的适当车距是多少。他们把下述信息输入计算机：驾驶员作出反应的时间、气候条件、路面条件、轮胎摩擦系数、空气对汽车的阻力，等等。计算机对所有资料作了分析，输出如下公式：两车之间，每十英里时速得保持相当于一辆汽车车身长度的间距；例如，时速为30英里，得保持3辆汽车车身长度的车距；时速为40英里，得保持4辆汽车车身长度的车距，以此类推。
然而，专家们拿出这个公式时，并没有意识到已将一个隐蔽的假设寓于其中。直到他们上公路试车检验这个公式时，它才暴露出来。他们发现，只要他们与前面的车辆拉开四辆、五辆或六辆车身长度的车距，在旁边车道上行驶的车辆就会赶上来，超到他们前面，填满他们想要保持的车距。这个使该项公式完全失效的隐蔽的假设就是：汽车都在单车道的公路上行驶，而且不超车抢档。这是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条件。
几年前，有些计算机专家大吹大擂，说他们已经造出了一台完美的弈棋机器。哪怕是同世界上最伟大的象棋大师对阵，他们的计算机也能按照预先编制的程序，每战必胜。这个说法，到少也是一个假设。
计算机确是赢了几盘棋。接着，一位象棋冠军对计算机下的前几局棋作了一番研究，便坐下来对付这个电子对手了。开局一着，他把车前卒向前进一格；第二步，再把车向前进一格。这种着法真是荒唐离谱。这时，计算机的指示灯一闪一闪，举棋不定，再也没招了。因为，事先的假设是，人类象棋大师必定会合乎逻辑地下棋，所以，计算机中没有编入怎样对付不合逻辑的着法的程序。
四
若干年前，我曾辅导过一班普通语义学的学生。为了向学生说明隐蔽的假设，我举起一件看上去像铅笔一样的东西，要他们告诉我，我手上的这件东西事实上不要假设是什么。他们多半是说，那是一支铅笔、是木头做的、里面有铅芯，等等。这时，我把手上的东西折弯了，让学生们看，这是一根橡皮棍，他们所说的“事实”，其实都是些假设。
约莫一年之后，我自己参加了由普通语义学研究所的邦特拉戈博士主持的一个讲座。在讲座中，邦特拉戈博士举起一件类似铅笔那样的东西，要求听众在一张卡片上写出有关这件东西的事实。我写道，这件东西看上去有六个面，呈黄色，等等。我的结论写道：我自己、也曾用这样一支橡皮笔，向我的学生解说同一个问题。
卡片都交了上去，这时，邦特拉戈博士把那支“铅笔”扔到讲台上。它没有高高地蹦弹起来，而是发出了一下金属碰击声。这支“铅笔”不是像皮做的，而是钢制的。
我们对他人的动机和行为揣着隐蔽的假设，有时，这会使自己陷于极大的被动。其原因之一，在于我们对他人的内心世界所作的假设都带上了我们自己观点的色彩。我们只喜欢听自己希望听到的话，而不是听一听别人究竟在说些什么。我们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就假设他们说的是如此这般的事情。有时，我们是如此自信，以致别人还没有机会开口，我们就断定他要说些什么。我们打断他的话头，对他也许要说的事情大发议论，却从来不让我们自己有机会听一听他究竟会说些什么。这样，我们就丧失了宝贵的信息。在听对方发言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世界观仅仅是个人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点也只是个人的价值观，我们的道德观只适用于我们自己。
Number：1357
Title：难为了妈妈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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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妈妈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爸爸因心脏病去世时，我才21个月大，哥哥5岁。她再嫁的那个男人如果不是烂酒鬼，本来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好丈夫。那次婚姻破裂后，她虽无一技之长，又没有受过教育，却毅然负起抚育哥哥和我的责任。
嗣后多年都是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我们在乔治亚州培根郡的小农场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之间搬来搬去。
妈在杰克逊维尔一家雪茄烟厂做工。她是卷烟工人，一天要卷6000支雪茄，赚的钱才够我们糊口。那地方的气味连死人都受不了，工作是又热又脏。
答案是因为别无他途，也因为她是个有勇气和自尊而不会要人救济的女人，而另外我认为绝大部分是由于神秘的母性。家境中落时，主持大计者往往是做母亲的人；在别人都丧气认输的绝望时候，做母亲的会单独挑起重担。
在我11岁，哥哥15岁那年，妈开刀动手术，身子上了石膏躺在床上，过了3个月才摆脱石膏模改用拐杖。再过3个月，她可以不用拐杖，回到卷雪茄烟机前工作。这期间我哥哥辍学到纸盒厂中去做大人的工作。他要到长大成人，从陆军中退伍后才能重返学校读书，然后进大学，但他从没抱怨。他的口头禅是：“别人最受不了的时候，对我可正合适。”他这种态度是从妈那里得来的。妈总是现实地面对世界，从不闪避。她从不丑化世界，但也不美化世界。
我记得我9岁时找到了一份在街上卖《杰克逊维尔日报》的工作。我需要那份工作是因为我们需要钱虽然是那么一点点钱但是我害怕，因为我要到闹市区去取报卖报，然后在天黑时坐公共汽车回家。我在第一天下午卖完报后回家时，便对妈说我决不再去卖报了。
“为什么？”她问道。
“你不会要我去的，妈。那儿的粗手粗口非常不好。你不会要我在那种鬼地方卖报的。”
“我不要你粗手粗口。”她说道，“人家粗手粗口，是人家的事。你卖报，可以不必跟他们学。”
她并没吩咐我该回去卖报，可是第二天下午，我照样去了，因为她自己就会这样做。那年稍晚时候，我在圣约翰河上吹来的寒风中冻得要死，一位衣着考究的女士递给我一张5美元的钞票，说道：“这足够付你剩下的那些报纸钱了；回家吧，你在这外面会冻死的。”结果，我做了我知道妈也会做的事谢谢她的好心，然后继续待下去，把报纸全卖掉后才回家。冬天挨冻是意料中的事，不是罢手的理由。
1967年的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妈说：“好消息。我刚卖掉第一部小说。”
一片沉默。她眼看我写作而没卖出一篇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