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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美国没有人知道如何制造这种发电机，也不知道如何生产输送交流电的导线。斯泰因梅茨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了。
1894年，“总电”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建成了一个交流发电站，试验能否把电输送到26英里之外的布法罗。试验完全成功。这是美国第一次在一个大城市用上从远处送来的电能。
从此，电就跨越整个大陆，从几千英里以外的地方送来。国家的电气化开始了。
青年的挚友
斯泰因梅茨非常喜欢青年人，也喜欢各种娱乐。当孩子们来拜访他的时候，有时他会主动地建议说：“呶，怎么样，做点儿焰火好吗？”于是就从柜子里取出一瓶白色结晶，往水桶里一撒。结晶产生了大量气体，形成许多气泡，在水桶里劈哩啪啦地作响，接着就变成了五光十色的火焰。孩子们欢喜得又笑又叫又跳。
斯泰因梅茨还在联合大学里授课，教电工学。他是学校里最平易近人的教师。不仅如此，通过他，整个“总电”也变成了一所“大学校”。他成了点燃工程师们智慧的火焰。
斯泰因梅茨虽然献身于科学，但他对斯克奈塔第市的教育事业也十分关心。在他做市政府官员的两年中，就新建了8所学校。
闪电的主人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斯泰因梅茨又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他征服了电力工业上的一个大敌闪电。
当时，每次雷雨来临，都会造成送电事故。而闪电的力量是如此巨大，来临的时间又如此不可捉摸，使他的研究试验几乎无法进行。
1920年夏季的一天，大自然帮了斯泰因梅茨的大忙：湖边他的一幢小木房被雷击中了。他高兴极了，这下他不但可以找到闪电经过的路线，而且还可以算出它的力量了。
闪电撞上了木房门口的一棵树，又击破窗户射向室内的一个金属灯具，再沿着电线穿过墙壁，碰在一面背后镀银的大穿衣镜上。“这面镜子是我们最重要的线索了。”斯泰因梅茨对他的助手埃梅尔说。
这个周末斯泰因梅茨是在手上和膝盖上度过的。他搜寻玻璃的碎片，把它们一块一块对在一起，象在做一个拼板玩具。然后，他把对好的板块架在两块玻璃中间，用带子把四周加固。镜子的背面立刻显出了闪电烙过的花纹。
“看，埃梅尔！”看见闪电击在哪儿了吗？这是被烧熔的痕迹，它一直延伸到镜子的边沿。量一下从击点到熔带末端的距离，就可以算出闪电的力量。”
从这入手，斯泰因梅茨整整钻研了两年。1922年，他邀请了爱迪生和其他一些人来看一个实验。客人们看到一架奇怪的机器，有两层楼那么高。有两个玻璃架搁，一个在一个之上。架搁都覆盖着金属薄片，以便聚集电能。旁边还有两个圆形铜帽准备接受喷发的闪电。
当斯泰因梅茨进来时，客人们小声的议论停止了。为了增加一点戏剧性，这时又抬进来一个村庄的模型，放在两个铜帽之间。斯泰因梅茨点了一下头，启动了电闸。搁板开始聚集电能，发出嗡嗡的叫声。客人们的神经有点紧张了。就在这时，一道耀眼的紫光在铜帽间豁然而过。闪电来了！接着便是轰击的雷声。村庄消失了……斯泰因梅茨开始平静地给客人们讲解发生的事情。
斯泰因梅茨实验了人造闪电并发展了避雷器。这个设计使闪电可以无害地逸入地下而不进入供电系统。
一年之后，勤劳的斯泰因梅茨逝世了。斯泰因梅茨的天才为科学事业、对电的用户、对他的学生和斯克奈塔第市的少年儿童们，留下了一份厚礼。
Number：1703
Title：杂谈外交语言
作者：靳文
出处《读者》：总第62期
Provenance：世界知识
Date：1986。10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委婉含蓄
外交语言是一种温和婉转的说词（GentleUnderstatement）。有人说，它“即便是辱骂，听起来也令人愉快”。直言快语，虽属坦诚，然常为外交家所忌。
三国时，曹操率军83万南下征吴。未动干戈，先致檄文，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不说征讨而言“会猎”，寓威胁于堂皇的辞藻之中，可谓古代外交语言的佳作。某些外交语言所包含的内容，有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例如：某政府说对某事“表示关切”或“表示严重关切”，这意味着该政府将采取强硬的步骤；说对某事“不能无动于衷”或“不能置之不理”，这是向对方暗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该政府将予以干预；说“将不得不仔细地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就包含着友好关系即将变为敌对状态的警告；说会谈是“有益的”，弦外之音是会谈并未取得具体成果；说某外交官“进行不符外交身份的活动”，这是指控对方搞间谍活动……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和越南曾进行秘密谈判。当时，基辛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有一条长长的隧道要穿过，但在遥远的尽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丝亮光。”他以此来比喻谈判的艰难复杂的进程。
有时外交语言的含蓄性还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会谈中，双方在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就对尼克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俄罗斯农民，徒步跋涉前往一个荒僻的乡村。他知道方向，但不知道距离。当他穿过一片桦树林时，偶然遇到了一个枯瘦的老樵夫，就问他离该村子还有多远？老樵夫耸耸肩说，‘我不知道’。农民吸了一口气，把褡裢换了换肩，便撒腿走了。突然，老樵夫大声嚷道：‘顺着道儿，再走15分钟就到了。’农民感到莫名其妙，转身问道：‘那你干吗刚才不说？’老樵夫徐徐答道：‘我先得看你步子有多大啊。’”在这里，勃列日涅夫把自己比作“老樵夫”，要尼克松这个“俄罗斯农民”在谈判中先走一步。
多边外交所使用的语言，更注意含蓄和婉转。联合国文件使用的语言，多采用中性名词，如不说“敌人”而说“对手”。在国际会议上听别国代表滔滔不绝的发言时，不要被前面一大串客套话所迷惑，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但是”所引出的真意上。例如，“本代表团对这个建议有着最大的同情，但是愿意指出……”，“我对某国杰出的代表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认为……”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拒绝”、“否定”、“不同意”的委婉表述。
“伟大的废话”
对外交官来说，善于说“废话”或许也是一种本事。有人把某些外交语言戏称为“伟大的废话”，并非全无道理。
外交官肩负维护本国利益和促进与外国友好关系的重任，说话自然必须字斟句酌。正如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所说，一位外交大臣“讲起话来既要避免陈词滥调，又要避免言词失当”。而在不能说或没得说但又非说不可的情况下，外交官就只能说起“废话”来。说的本是“废话”，但让别人听起来又不像“废话”，有一个办法，便是“新瓶装旧酒”。外交官说话，有时讲究说得笼统，说得一般。于别人，似乎是“废话”，但于外交官本人，这可能是经多年磨练而成熟的标志。古代威尼斯的使节所得到的训令是：“使节应该用对任何事都不承担责任的一般性词句来表达一切。”
联合国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它文件成灾，“废话”充斥，这个致命弱点也为人们所公认。在每一次联合国大会上，一个代表团总要把同样的话在各种场合重复好几遍。有些会议老手常以瞌睡来抵制这种“折磨”，但又怕被摄入镜头，于是就闭目养神，似睡非睡。有一回，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因其进入了梦乡，未能请下一个代表发言而引起哄堂大笑。
避免“直接说谎”
外交语言常被滥用，其等而下者就是谎言。为了本国利益，某些外交官有时把外交语言同谎言等同起来，不择手段。
在所谓的西方“传统外交”时期，外交官说谎几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十七世纪时，英国大使亨利·沃顿就曾赤裸裸地承认，“大使是一个被派到国外为了本国利益而说谎的诚实人”。十九世纪时的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甚至说，“就我的策略方面来说，说真话是对自己的不忠”。
在现代外交中，一些资产阶级外交官继承了说谎的传统，也发展了说谎的技巧。现在他们讲究的是避免“直接说谎”，也就是技术上不说谎。
1961年4月13日，即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前5天，肯尼迪曾公开保证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决不插手、干涉以促成卡斯特罗的垮台，他将尽一切可能“保证美国人决不卷入古巴周围的反卡斯特罗行动”；同时他反对“从美国”发动一次攻势去反对卡斯特罗。肯尼迪的这番话说得很妙。从表面上看，他并未说谎，4月18日在吉隆滩登陆的没有美国人，而且这次攻势也不是从美国而是从尼加拉瓜沿岸的岛屿发动的。但从根本上说，肯尼迪是说了谎的。因为这次反卡斯特罗的入侵行动是在美国支持和策划下进行的。
粗俗不可取
外交语言一般是温文尔雅的，但也不是没有例外。且不说当年拿破仑是如何当着奥地利全权代表的面怒骂奥地利“是个老婊子，已经习惯于被人强奸”，即是今天，在外交中脱口说出粗暴鄙俗的语言也不乏其例。
1959年7月，尼克松以副总统身份前去苏联出席美国一个展览的开幕式，同赫鲁晓夫作了一次著名的“厨房辩论”。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说，美国国会通过的那个有关被奴役国家的决议，“臭极了，臭得像刚屙下来的马粪，没有比马粪更臭的东西了！”尼克松知道赫鲁晓夫青少年时期当过放猪娃，就反唇相讥地说，“我想主席先生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