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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星期天，爸爸召开家庭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我们都很自觉地围着桌子坐下来。爸爸觉得气氛有点特别，这使他忍不住想笑。到了要我们提出新的议题时，他简直要笑出声来了，但他还是强忍着板起了面孔。
受过严格的个别训练的玛莎站了起来。
“理事会成员们已经知道了，”她开始说：“副理事长（爸爸封给妈妈的头衔）打算为餐厅购置新地毯一块。鉴于所有成员都将天天看到这块地毯，而且将坐着椅子在上面休息。因而我提议理事会应在任何地毯购来之前进行协商。”
“附议。”安娜说。
爸爸不知道这里会有什么花头。“讨论吗？”爸爸问，意在拖延时间以便策划反攻。
“理事长先生，”莉连说，“地毯要我们擦洗，也应该要我们来挑选。”
“我们要一块上面有花的，”玛莎插嘴说，“有了花，污迹就不容易看出来，就省掉不少动作，不用老是擦洗。”
“我确认副理事长发言。”爸爸说，“归根到底这完全是你的主意，莉莉，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哎，”妈妈犹犹疑疑地说，“我计划买一块平织的紫色地毯，计划花一百块钱。但是如果孩子们认为太贵了，而且要有花，我愿意服从多数。”
“我提议，”弗兰克说，“花钱不得超过九十五块。”
爸爸耸耸肩膀。如果妈妈不在乎，他当然随便。
“赞成花九十五块钱的说‘赞成’。”
会议一致通过。
“有什么新议题吗？”
“我提议，”比尔说，“我们用省下的五块钱去买一条小牧羊狗。”
“嘿，慢着。”爸爸说，地毯的事多少有点像开玩笑，但是小狗的问题就严重了。我们想小狗想了好几年了。爸爸认为，任何不下蛋的小动物对一个勉强养得起十二个孩子的人家来说都是一种奢侈浪费。他觉得如果他在小狗问题上投降，那末下一次理事会的投票结果就很难说了，孩子们会没完没了地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从小狗厌恶地联想到挤满小马的仓库，摩托车、游泳池，而最后呢，恐怕是贫民院或者是债户的监狱，如果仍然有这种地方的话。
“附议。”莉儿的声音把爸爸从联翩浮想之中猛拉了出来。
“一条狗，”杰克说，“会成为大家的宝贝。家里人人都喜欢它，我将做它的主人。”
“一条狗，”但尼说，“会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它会吃掉剩饭剩菜，它会减少我们的浪费，而且节省倒垃圾的动作。”
“一条狗，”弗莱德说，“会看家，它会睡在我的床边，它身上一脏我就会给他洗干净。”
“一条狗，”爸爸模仿着说，“是最讨厌的东西，它会成为大家的主人，它会吃得我倾家荡产，它会把地下室和阁楼都撒满跳蚤，它会大模大样地睡在我的床头，没有人会去洗它那又脏又臭、让跳蚤咬得不死不活的身体。”
他恳求地看着妈妈。
“莉莉，莉莉，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吧！”他恳求说，“都到这种地步了你还不管吗？接下去他们就会要小马、摩托车，要去夏威夷旅行，还会穿丝袜子、涂胭脂，剪鸭屁股头发的。”
“我想，亲爱的，”妈妈说，“我们应该相信孩子们的觉悟，再说，五块钱的小狗也不是到夏威夷的旅行。”
我们投票表决，只有一票反对爸爸反对，妈妈弃权。过了几年，小狗老了，掉毛掉到家具上，咬邮递员，而且真的啃了爸爸的床脚。我们有一次听见理事长对副理事长说：
“我每天每夜都赞美我的主，使我没有赞成投票弄来这么一个又懒惰又不要脸、脾气又坏的畜生到曾经是我们家的地方来。我很高兴我有勇气留下一个反对这个非法无耻的跳蚤包占据我的床铺和柜子的纪录。你这个弃权者，你呀！”
莉儿的旱冰鞋
家庭理事会也像爸爸妈妈的大多数新办法一样，基本上是成功的，虽然有时候吵得接近歇斯底里，然而很有效果。家庭购买委员到时候选出来负责买进食物、衣服、家具和体育器材。设备委员负责征收浪费水电的每一分罚金。计划委员监察工作是否按时间表完成。理事会有权决定谁的零花钱可以多一些。奖赏和处罚也由理事会执行。
莉儿八岁那年，为争取油漆后院里的一条又长又高的栅栏，她投标要价四毛七分钱，这是几个孩子中要价最低的，因而她得到了这个任务。
“让她一个人去漆栅栏，她实在是太小了，”妈妈对爸爸说，“别让她干。”
“胡扯，”爸爸说，“她能学到钱的价值，而且懂得说话一定要算数，让她去吧。”
莉儿正存着钱想买一双旱冰鞋，刚差这么个数，她想得到这笔钱，坚持说她能完成。
“如果你开了头，就要干到底。”爸爸说。
“我一定完成，爸爸，我能完成。”
“那么你这等于签了合同了。”
莉儿忙了十天，每天放学回来都干，还加上整整一个星期天。她的手起了泡，有几天夜里她累得睡不着。爸爸担心了，也有好几夜睡不着。但他要莉儿按合同干下去。
“你让她别再干了。”妈妈老是对爸爸说，“她会摔下来的，或者出别的事儿接下去你也会出事儿的。”
“不行，她正在学到赚钱不容易的道理，还学到如果开了头就必须完成的道理。她得完成，这是合同规定的。”
莉儿最后完成了这个任务，她含着眼泪到爸爸这儿来。
“漆好了。”她说，“我希望你满意，现在我可以拿到四毛七分钱了吗？”
爸爸数出了零钱。
“别哭，宝贝儿，”他说，“你怎么怪罪你的老爸爸都没关系，他是为了你好。如果你回去看看枕头下面，你会知道爸爸一向是很喜欢你的。”
枕头下面是一双旱冰鞋。
浴室中的外语
有一天，爸爸带了两个留声机和两盒子唱片回家。他一上台阶就吹起集合口哨，我们都跑上来帮他拿东西。
“从现在起，”爸爸说，“我们准备利用某些必不可免的延误。留声机就要放在洗澡间里一个放在男浴室，另一个放在女浴室。我可以打赌你们是城里唯一在每间浴室里都有留声机的家庭。当你们洗澡或者刷牙，或者忙别的事情的时候。你们要听唱片。”
“是些什么唱片？”安娜问。
“嗯，”爸爸说，“它是很吸引人的，是教法语和教德语的唱片。你们用不着专心一致，随便听听好了，久而久之就会有印象。”
“哦，我们不要！”
“住口，听我说，”他咆哮着，“这些设备我花了一百六十块钱，我是给自己买的吗？我要特别强调我不是为自己买的。碰巧我会说德语和法语，而且很流利，所以常常在这两个国家被当作本地人。”
这是爸爸一种不得了的夸张。他能勉强说两句德语，而法语一向很生疏，通常他到欧洲去办事，总要妈妈陪着他做翻译。妈妈讲外国语要自然得多。
“从事动作研究的人应该来得及在放一张唱片的时间之内洗完一个澡。”
这倒是真的，爸爸就坐在澡盆里，右手拿着肥皂，放在左肩上，抹下去到左手指尖，再由下面回过来到腋窝，再沿侧腹左腿外侧抹下去，从左腿内侧抹上来。然后左手拿肥皂在右边同样做一遍。另外在肚子和背上抹两圈以及特别注意一下脸和脚之后，就蹲到水里洗清，一个澡就算是洗好了。他召集了所有男孩子，在浴室里示范了几次，并且坐在起居室的地毯中间（当然穿着衣服），教会了女孩子们。
这样，在浴室里就没有必不可免的延误了。
不久，我们都能说一点儿疙疙瘩瘩的法语和德语了。十年来，我们蒙特克莱尔家里二楼上的唱机一直在教外语，而我们也都说得相当流利了。我们在餐桌上时常说外语，当我们说法语时，爸爸就被关在了谈话圈子外面。
“你们的德语语音还不错，”他说，“你们说的德语我大部分都懂。可是你们的法语语音差得只有你们自己才懂。我相信你们发明了一种自己的外语，跟法语毫无关系。”
我们忍不住偷偷地笑，他气冲冲地对妈妈说：
“你说是这样吗？莉莉？”
“嗯，亲爱的，”她说，“我想，没有人会把他们当作法国人，但一般地说，我能听懂他们是什么意思。”
“那是，”爸爸还在摆架子，“你是在我们美国学的法语，这儿人人都有点美国音，而我的法语知识可完全是从巴黎的街头得来的。”
“也许是这样的，亲爱的。”妈妈说，“也许。”
这天晚上，爸爸把男孩子浴室里的唱机搬到了自己房里。我们听到他在放法语唱片，一直放到很晚很晚。
墙壁上的电码
“我有办法让你们不花力气就学会电码。”他有次吃午饭时宣布。
我们说我们不要学电码，在秋天开学之前我们什么都不要学。
“不花力气，”爸爸说，“而且第一个学会的有奖，那些不学的也会想学。”
饭后他找了一把油漆刷子和一搪瓷罐的黑漆，然后把自己反锁在卫生间里，在里头他用电码的形式把英文字母抄在墙上。
以后的三天里，爸爸拿着油漆刷子忙开了，他在每一个房间的墙上都写满了电码。他把提示词写在我们卧室的天花板上，你仰卧在床上还迷迷糊糊的时候，那些词就会自己钻到你脑袋里来。
差不多每一天，爸爸都在餐室的桌子上留一张纸条，用莫尔斯电码写着电讯，翻译出来，是这一类的话：“第一个拼出这条秘密电讯的快去看挂在我房间里亚麻短裤的右边口袋。爸爸。”或者“赶快抢在任何人之先，去看缝纫机下面左边的抽斗。”
在短裤口袋或者缝纫机抽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