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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医生和他的同伴确定希特勒系服毒自杀。在法医鉴定书上还写着:“经过解剖,主要的发现是镶有大量假齿桥、假牙齿、牙套和填齿科的上下颌,这能作为这具尸体是希特勒本人的物证。”
一只深红色的盒子
5月8日这一天,戈尔布申上校把我找去,他递给我一只盒子,并说里面装的是希特勒的一副牙齿,要我用脑袋担保负责保管好。
这是一只深红色的旧盒子,里面垫了一层用缎子滚边的软衬布。这个盒子是用来放化妆品或是廉价首饰的。
眼下,这只盒子里放的是举足轻重的证据确定希特勒死亡的不容置辩的物证,因为世界上决没有两个人的牙齿是完全相同的。再说,这处证据还可以长期保存。这只盒子要交给我,是因为再没有别的人可托付了,我们小组的成员已缩减到三个人了。
这一天充满了胜利在望的气氛。我整天揣着这只盒子到处跑,真够累赘的。一想到可能无意中会把它忘在什么地方,我就感到不寒而粟。
深夜,我锁上门上床睡沉,但心里老是在担心这只盒子怎么办。把它放在自己身旁我感到恶心,可是总得把它放在可以看到的地方,在我每次醒来时,都能确信盒子还在。要不我把它放在柜子里?……可是就在这当儿,我听到有人喊我,我抓起盒子,沿着陡直的木楼梯登上二楼,那里传来呼唤我的声音。
房门敞开着。军官们紧张地伸长着脖子站在收音机旁。
我紧紧的夹着盒子,沿着陡直的木楼梯来到楼下。突然好象什么东西撞了我一下,我抓住栏杆,站稳了脚。这一令人激动的时刻使我终身难忘。
天哪!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吗?在这德国投降的时刻,手拿一只盛放着希勒身上留下的东西的盒子站在这儿的难道是我吗?
5月9日,柏林的布赫镇上沸腾起来了,呈现出一片异乎寻常的、只有在庆祝胜利节日时才有的隆重和兴高采烈的气氛,人们载歌载舞。
寻找希特勒的牙医
这天早晨,我同戈尔布申上校驱车出去执行新的任务寻找希特勒的牙医生,可是,在这座被战争破环了的城市里到处是一片混乱,能否找到随便哪一个牙医呢?
我们找了好久,终于来到“沙里丹”大学医院的大楼前。有人告诉我们,卡尔·冯·艾肯教授主持的一所耳鼻喉医院给希特勒治疗过。
我们驱车来到医院,艾肯教授就在这儿。他是个又高又瘦的老头。确实,他在1935年时给当总理的希特勒治过咽喉病。1944年7月,希特勒遇剌后,艾肯又给他冶过病。
在希特勒的私人医生中,艾肯提到了莫勒教授,但艾肯不知道那个牙医生姓什么。我们要找的正是这个医生,于是,艾肯派人到一个牙医院去找。
从那儿来了一个大学生。他知道希特勒的牙医生的姓名布拉施克教授,并自告奋勇地要带我们到那个教授家里去。
库尔费尔斯滕丹是柏林上流社会的人居住的一条街道,它也象其他街道一样遭到破坏,可是那幢门牌213号房子的一间侧屋,却完整无损,那是布拉施克教授的私人工作室。在门口台阶旁边我们碰上了一个人。他作了自我介绍:布鲁克医生。
当知道我们是来找布拉施克教授时,他告诉我们,布拉施克随同希特勒和副官乘机离开柏林到伯希特斯加登去了。
我们一起上了二楼,布鲁克医生把我们领到一间窗户很多、宽敞明亮的牙医室。戈尔布申上校了解到布鲁克医生在这件事情上是个不相干的人后,就问他是否认识布拉施克教授一起工作的人。
“当然认识!”布鲁克医生喊了起来。“您指的是克特亨吗?她就在离此不远的住宅里。”
大学生又自告奋勇去找她。
“帕里泽尔街39…40号1室,”布鲁克告诉他说。
他让我们在沙发椅上坐下,在这以前,这儿是纳粹头子布拉施克教授的病人常坐的地方,从1932年起布拉施克就是希特勒长期的私人医生。
布鲁克也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我们从布鲁克那儿了解到,他是个牙医,以前在省里居住和工作过,而大学生去找的那个克特亨是布拉施克教授的助手。
布特勒牙医的助手
一个体态苗条、面貌妖娆的女人这时走进屋来,她身穿蓝色大衣,裹着头巾,露出一束浅色的头发。
“克特亨,”布鲁克对她说,“他们是俄国人。有事要问你。”
可是她不等布鲁克把话说完竟哭了起来。
“克特亨!”布鲁克窘迫地双手一拍,说:“克特亨,这些人是我们的朋友呀。”
我们同克特亨作了一次谈话。她三十五岁,未婚夫是个教师,现在挪威的某个地方当军士,目前音讯全无。她从1937年起在布拉施克处工作,她最后一次看到希特勒是在4月初。
戈尔布申上校要我问她,这儿有没有希特勒的病史记录。
克特亨作了肯定的回答,并立即取出一只卡片箱。我们紧张地注视着她翻动卡片的手指。希姆莱、赖伊、报界巨头迪特里希、戈培尔……的病历卡一张一张地闪过。
布拉施克教授的办公室里一片寂静。
终于找到了希特勒的一张病历卡。可是没有找到X光片。
克特亨谈了自书的推测,这些X光片会不会在布拉施克教授的另一间办公室里就在总理府里呢?前些日子做好了几只牙套,还没有来得及为希特勒装上去。
我们告别了布鲁克医生和大学生,同克特亨又重新驱车返回总理府。
那时候我对这个大学生是一无所知的。可是过了将近二十年,我在西德《明星》画刊了看到他的一张照片头发鬈曲,面容温和,但外貌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了解到他叫米哈伊尔·阿尔瑙多夫,住在基尔。我读完了他那篇轰动世界的记者访问记,他真实报道我们这一次驱车寻找牙科医生的情况,可是搠下来他又夸口自书参与辨认希特勒这件事。
找到了确实无疑的证据
我们通过拱形前厅,往下走去。一盏暗淡的灯给我们三人照明。地下室内黑洞洞,空荡荡,令人感到恐怖。
这儿只有克特亨能够判定方向。她在柏林陷落前三天才离开了这座“皇陵”。克特亨把我们带到一个小仓库,暗淡的灯光在黑暗中照出了一只牙科椅,一只有靠枕的沙发和一张小桌子。屋里非常潮湿,散发出一阵阵毒味。
在克特亨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希特勒的牙齿的X光片和来不及为他装上的金牙套。
我们带着重要的发现离开了总理府的地下室。
关于希特勒的死,克特亨在她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这样说:
“请你好好看一下,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如果您知道的话。”上校命令我。
我把齿桥拿在手里,一下子就找到了无可怀疑的特征。我喘了口气脱口说出:“这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牙齿。”
Number:2552
Title:国际飞地
作者:李原
出处《读者》:总第27期
Provenance:科学24小时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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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or:
某国的一块土地“跑到”另一国的国土,就叫“飞地”。
地为什么会“飞”?
国际上这部分特殊的地理实体,历史成因相当复杂,但不外自然形成的和外来势力强加了。前者属于正常的“飞地”,后者属于侵略性的“飞地”。
在久远的年代,国境线没有明确标界,两国居民往往混杂而居,自由往来,一旦按照自然地形确定国界,难免出现“一刀切”的情况,将甲国居民聚居地划入乙国界内。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不愿放弃家园,又拒绝异国的统治,于是成了边界悬案。这块地中间被隔断,主权国必须借路而过。例如孟加拉国插在印度的丁·比卡飞地,比利时插在荷兰的巴勒镇飞地,都属于这个类型。丁·比卡同孟加拉本土隔绝,由印度提供一条长186米、宽85米的通道后,孟加拉公民及军政人员才能畅行无阻。但孟加拉每年要向印度缴纳一塔卡(孟币名)的象征性租金,以表示“走廊”属印度所有。
在“让大炮说话”的殖民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炮舰驶到那里,旗帜一插,那块地便算是它的殖民地了。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全部,亚洲的大部分,先后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根本用不着划针尖头那样大的小“飞地”。当然也有吞不下或分不平的情况。例如,印度先被葡萄牙侵入西海岸,后被英国占领全境,直至印度脱离英国独立后,葡萄牙仍不放弃三块“飞地”。西班牙在北非抢了多处“飞地”,英国却在它的老巢割去直布罗陀。
此外,个别发展中国家的领土互不衔接,疆界特殊,属于“飞地”的一种类型。阿曼隔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入口辖有一块“飞地”穆桑达姆半岛。文菜原来领有加里曼丹岛北半部,英国入侵后,将其东、西、南部全部割走,十九世纪中叶再从其小得可怜的保留地中间偏东咬了一口,切成互不相连的两半。
巴勒镇飞地
七百多年前,巴勒镇已经形成村庄时,荷兰、比利时丙个国家还没有诞生,封建公爵、伯爵领有这片土地。两国独立后,巴勒镇划入荷兰界内,但巴勒的居民大部分是比利时人,只好作为“飞地”交比利时管辖。
巴勒镇人口八千,距比利时国境线还有5公里,巴勒人要回国须借道荷兰的“走廊”。巴勒镇如果纯粹是比利时人,事情也好办;偏偏又有30%的荷兰人插在当中,混杂而居,使得比利时的巴勒镇之中又插了许多荷兰“飞地”,一个镇建立比、荷两套班子,各管自己的国籍、海关、治安经济、文教、交通事务。清洁卫生、自来水、煤气、保健,统一管理。电力、电话、邮政、教堂,各自一套。打电话过界当国际电话计费。各用自己国家的货币,但商店两种货币都收。门牌作了区别,荷兰籍的是红、白、蓝三色,比利时籍的是红、黄、黑三色,国庆时各人各挂自己的国旗。
镇内主街尽头的费乎斯克咖啡馆,国境线自房中切过,店前挂比、荷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