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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美后，他就读于世界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专攻航空工程，同样以优良的成绩毕了业，而且入了研究院，他的勤奋有了收获，得到了博士学位。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二十多岁的周先生当时的心境是多么快乐呵。
他本来是打算回国的，无奈当时国内的局面非常不安，军阀互相攻杀。他站在太平洋的彼岸，遥望这一片喧嚣和烽烟，却步了。他沉恋着彼邦的科学环境，他挚爱着他的师友和学校，他留下了。这一留，便是长长的近二十年。
他先后担任教授和工程师的工作，后来取得了“注册工程师”的资格，在一家飞机制造厂内任工程师，负责重要的工程。
他和一位美国姑娘结了婚，先后生了三个孩子，建立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在长期异国情调的感染中，他的生活习惯全部“美化”了。长期科学工作的浸渍，使他变得出奇孤僻。他疏于（甚至从不）和国人来往，家信也懒得写了，在华侨中也绝少交游。他学会了提琴，在弓弦的旋律中，遣送工作的疲劳。
虽然如此，周先生并不曾一刻忘怀他多难的故国。抗战前，中国向美国一次次订购飞机，经办人员往往不懂飞机机械，于是就近请周先生义务代为检查。他率领着技术人员，拿着试验的仪表，细心地探测飞机各部的结构。他抚摸着每一架飞机的机翼和机身，象叮咛一群远行的孩子；他想象着那些螺旋桨不久后将搏击着祖国蓝空上的白云，座舱内乘坐着祖国年轻的飞行员，他那被激动了的心，便随着喧腾的马达声，不止一次的回归到久别的祖国。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位科学家恬静的心田沸腾了！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热情地向异国的夫人倾诉一个被凌辱民族的一分子胸中的积郁，如何坚决地对他的孩子们诉述祖国抗战必胜的信心。那时的周行功，沉浸在天真的兴奋中；他强烈地作着回国献身的打算，憧憬着祖国光辉的远景，希望明天……然而因为家庭的顾虑，迟迟未能成行。
正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有位高级官员，不知“养病”呢，还是“考察”，也到了美国。酣游之余，便顺便发表了一通谈话之类，说什么祖国需要科学家，海外青年皆应投奔祖国抗战神圣大业，云云。堂堂皇皇，慷慨激昂。天真的周先生听到了这些“号召”，马上增添了勇气，打消了心中一切迷茫和矛盾，决意回国了。
他把这些意图全盘告诉了他的妻子，说要只身回国。无疑地，她最初的反应是阻扰和挽留，甚至索性劝他申请加入美国籍；他坚定的意志却丝毫不受撼动，柔情牵不住他的归思，眼泪浇不熄他报国的烈火，他毅然抛弃了他许多年来幸福和安祥的生活。这一决定，就是周先生生命的分水岭。
分手的日子，周行功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对祖国的冀望，向他的妻子庄严地宣称：
“中国是有希望的，比你的美国还有希望，将来和平了，我再来接你们，到美丽而可爱的中国大陆上生活去……
“祖国将以神圣的工作来欢迎我，我将努力于飞机的制造和装配工作……
“勇敢的中国空军将驾着我亲手制造的飞机去和日本人作战……”
……
于是，我们年轻的工程师，辛勤的科学工作者周行功先生，便抱着满心的兴奋和希望，回到他的祖国，可爱而又可哀的祖国！
二
回到祖国后，一切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样，他得到的一份工作就是坐办公室。他担任了航空委员会（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的空军指挥及管理机构）的顾问，到月终就可领到一笔不小数目的薪金。这在旁人，也许以为是最难得的幸运，最上乘的“清福”，但对于一个实际工作者的周先生，却如坐针毡。他失望极了，也痛苦极了。但他却有更多忠厚的原谅，把这一切怪现象都归罪于战时的失常。他想，以后总会好一些吧。他一天天等待，随后便是一次次的失望。初始，他忍耐地将痛苦深藏在心里，很少发泄出来，屡屡给他妻子写信，骗她说，这里一切都好，叫她不要挂念。但到了后来，从日常处事的交谈中，他处处表现出不安和愤懑了，同事们都把他看作狂人，或者以为他有意摆洋架子；他毫不介意这些嘲笑和冷眼。面对这一切恶意的奚落，他有点后悔，但倔强地坚持着。他怀念工厂，怀念机器，对于连老虎钳也没有一把的办公室，无可奈何地感到厌倦。他就这样不通“人情”和“世故”，多次请求调换岗位，都没有获准。他终于被激怒了，时常在办公室内拍桌怒骂，即使是他的长官也不留情；长官们也是不好惹的，不久以后，这位顾问就被免职了！
在祖国的土地上，他觉得生疏了，一切都变得如此格格不入。免职后的周先生，第一次感到失业的威胁，度过顺利的半生，才真正体会到彷徨和失意。他无可避免地想到了美国的家。回去吗？不能。他不能在妻子面前证明他和他的祖国如此无用。他想回家乡，而山东的老家，早隔断在层层的烽火里！
周先生正痛苦地泅泳在矛盾的漩涡中，却接到一份聘书，武汉大学请他作航空工程系的特约讲座。因为战火的逼近，国民党政府又西迁了，周先生并没有与之同行，原因是一股强烈的乡愁袭击了他。山东的家人知道他回国以后，无论如何要他设法回去一趟，周先生也觉得离家二十年，确想回去看看，但事实上又无法办到。正犹疑间，武汉保卫战展开，他只好狼狈地移居四川。
其实，他是可以重入武大执教的，然而他不。一方面他是一个实际的工作者，他的服务场所应该是工厂而不是学校；一方面因为他写中国字讲中国话已很生硬，教书颇多困难；再说，他又哪里有本事去为自己钻营自荐呢！
他只有闲住在家里。
到了这时候，周先生才真的恐慌了！
也许是饥不择食的缘故吧，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秋天，周行功登上成都县立中学高三毕业班的讲台，讲授物理课。他的脸庞已经比以前瘦削多了，失却了往日的光泽：稀疏的白发，就是他两年来屈辱生活的标志。他以生硬的腔调，连缀着他所能搜集到的汉语词汇，许多专有科学名词只有借助于英文来表达。因此、作为一个中学生，听他的课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他的教学法也是失败的，他喜欢在黑板上画各种复杂的图形，又喜欢举机翼剖面或空气动力为例，弄得学生不知所云，对这位博士从一开始就非常不谅解。但他的态度是诚恳而热情的，不象其他镀金博士似的故弄玄虚。及至学生了解到他可悲的处境以后，便十分同情和尊敬他了！
等到他教的那班学生毕业以后，也许这校方发现了其他班级并不能接受他的教学方法的缘故，也许是一些别的什么原因，周行功便被成都县中解聘了！
他没有能耐去参加那“六腊之战”（解放前四川各地学校每逢六月、腊月向教师下发聘书，广大教师为了生计而紧张地活动以求获聘任书），也许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一行买卖，周行功这下子可真失业了。他寄居在成都一家“鸡鸣早看天”之类的三等旅馆中，噙着泪水，按捺着激跳的心，向太平洋彼岸的妻子撒着瞒天的大谎：“一切都照计划进行，不用挂虑的！”可怜他的妻子，哪想得到那封来信的邮资，竟占了丈夫当时财产的三分之一！
不幸中之大幸，周先生又接到了四川省立高级工业专科学校的聘书。对此他感到欣慰，立刻搬入东门外多宝寺校址，重操粉笔生涯。
成都县中有些同学偶尔也到多宝寺去探望他，有人回忆当时的印象说，周先生因为受刺激太深，神志已经有点失态，麻木而且憔悴，眼睛呆滞无光，头发和衣服也懒于整理，房内凌乱不堪，那把提琴已经不知去向；他还不间断地抽着劣质纸烟……
一个学期以后，他又离开了多宝寺。无疑的又是学校将他解聘，那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秋天。
这时的周行功，真的绝望到底了。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立身之所，他艰苦地和饥饿作了几个月的搏斗，失败了。他的矜持已经动摇，理想已经烟消云散，寄居在一个同事的家里也渐感不便了。更大的困难迫使倔强的周先生不得不向他的夫人投降，决意再度赴美。正当他准备向万里外的她作呼援的绝叫时，太平洋之战（1941年12月）爆发了。
三
像一个疲惫的善良生灵躲不开猛兽的追扑，周行功实在无力跨越这黑暗现实为他预设的陷阱。他举目无亲，无力反抗，只有逃避。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竟吸上了鸦片烟。
他想用这强度的刺激来麻木自己的创伤，在烟雾的缭绕中得到片刻的恬静。这害人的毒物，却被周行功看成是一个柔善的抚慰者！
从此，周先生的生活全部越出了轨道，蓬头垢面，半痴半狂，随身的衣物全部送进了拍卖行。
蒙在鼓里的周夫人，由于久久得不到丈夫的信息，日益加深了她的怀念和疑虑，抵不过这些情绪的侵扰，她安顿好孩子们，便决定到中国来寻找他！
经过许多周折和奔波，她跑了许多路，问了许多人，终于找到了周行功。
站在她面前的、早已不是昔日的周行功了。他像一个才出狱的病囚，一个将死的乞丐。眼屎和牙垢，乱发和长须，一副憔悴的病容上，浮现着呆滞和麻木……这一切现实的迫害在他身上留下的创痕，标志出他数年所受的折磨和灾劫之沉重。长久的对望以后，两人都悲痛地哭泣了。但当他下意识上前与她握手表示亲热时，她退缩了，变得尴尬和难堪。一种倨傲民族的优越感，在她的潜意识中迸发了。假若在当时，她想重温过去的日子，给予周行功以足够的照顾和同情，也许周行功会从此逃出罪恶的囹圄，恢复生命的活力。然而，她不，她竟吝啬于向行将没顶的丈夫抛下一个救生圈。她有比怜悯更多的憎恶，认为有一个吸鸦片嗜好的丈夫，对她是一种耻辱，正象一个庸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