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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名气更大，据说南美诗人PabloNeruda，即因仰慕这位捷克诗人而用了“Neruda”这个名字。20世纪捷克最有名的作家是Karelapek（1890—1938年），他在二次大战前曾被提名竞选诺贝尔文学奖（鲁迅也曾被提名，但自谦不够资格而拒绝，据说赛珍珠才因此而得奖）。我个人对这些作家很陌生，但根据史维耶考斯基教授的谈话，后来我又参阅了一本捷克文学史的专著（ArneNovak：CzechLiterature；transPeterKussi；AnnArbor；1976），才知道这些作家都同时是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们一方面受到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又从这股浪漫思潮的一支——对于民粹文化和民俗歌谣的重视——来重新发掘捷克的乡土气质，而创造了一种具有捷克民族风格的文学。这一个倾向，不仅限于文学，在音乐上也几乎席卷整个东欧和俄国，从捷克——当时称为波希米亚——的德沃夏克和斯美塔纳和匈牙利的巴托克，到俄国的所谓“国民乐派”，皆是如此。
塞浮特在捷克文学上所扮演的角色，也许可以说是身兼德沃夏克和巴托克的特长——既是民族性的，又是现代性的。他的心路历程，不是从民族主义过渡到现代主义，而是从现代派的国际主义回归到乡土性的民族主义。这一个回归的过程，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特色：第一是城市与乡村的问题，塞浮特早年向往的城市就是巴黎，而且翻译过Apolliaire的诗，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女人”、“情欲”、“异国情调”，都是重要的意象（这使我不禁想到中国三十年代的李金发和戴望舒），而这些意象背后的文化背景，显然是国际化了的欧洲城市。现代主义歌颂城市——从城市建筑的宏伟动态到城市生活的颓废和虚无都包括在内。一个现代主义的作家从城市回归乡土之初，往往对乡土的单纯质朴有一种理想式的憧憬，塞浮特也不例外，不过，据史维耶考斯基教授说，塞浮特的民族主义，并没有把城市拒于千里之外，他不但歌颂捷克农村的纯朴，并且同时拥抱他热爱的布拉格。
第二个特色是：塞浮特虽然从城市回归乡土，但在文学语言和对语言功能的看法上，仍有他的一贯性。他早期的“前卫式”（avant…garde）的作品，较重视文学本身的结构，由“语言的游戏”——字句的组合和排列——来创造诗的新意象。但当他在二十年代末期开始回归捷克乡土的时候，并没有忽略原先他对诗所持有的语言技巧。他进一步从诗的语言中，使读者体会到捷克人民的生活价值。他相信诗的创作可以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是有益于人民大众的，但绝对不是为任何政权或意识形态服务的。
塞浮特一生尊重诗的艺术性，反对政治教条，他虽然在二十年代向往过社会主义（据史维耶考斯基教授说：二十年代捷克知识分子对苏维埃革命后的真相所知甚少，以至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抱有一种理想式的憧憬），但同时极力支持一个由左翼诗人组成的“纯诗”（Poetismus）运动，这个运动和中国三十年代的“左联”有一个显著的不同：这一群捷克左翼诗人并不认为文学必须是“普罗”式的或文学作品是政治的宣传；恰好相反，这个“纯诗”运动的出发点是，文艺和政治是两回事，但是如果一个诗人能够把社会里存在的现实因素“诗化”——也就是说用诗的语言和形象表现出来——他就对人民和社会作出了一份贡献，这是一件有意义的社会工作。
从三十年代起，塞浮特写过各式各样的诗；他的题材和灵感取自生活的各面：从酒吧里的歌谣到中古教堂的颂诗，他都有兴趣，因为前者也许是“粗犷”的现实，而后者是“崇高”的现实，但二者都是现实里发展出来的艺术。所以，当塞浮特从法国的空中楼阁回到捷克的社会现实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艺术的信念，反而更从捷克文学和历史中得到更多的滋润。他开始研究19世纪的作家和作品——尤其是Neruda和女诗人Nmcova——并且由此追溯到中古世纪的宗教文学——特别是对圣母形象的描写。他甚至可以把布拉格街头所见的女郎和教堂中的圣母像，在诗作中都以“美女”的意象表达出来。他描写女诗人Němcova，就像是写他的情妇一样。
总而言之，塞浮特在变成一个民族诗人的过程中，仍然坚持他早期对于艺术本体的自主和尊严的现代主义观点，把诗的语言和政治的语言截然划分开来，诗人的义务只在于创造诗的艺术，而不是作为政治的传声筒。
《大家》 第三部分《大家》 现代民族诗人塞浮特（3）
这一个看法，并没有什么深奥，但对于中国文学仍然有很大的启示：三十年代的中国诗人，当他们投身“革命”的时候，往往公开扬弃自己以前所接受的现代诗或印象派诗的影响，甚至斥为颓废不堪，好像自己在道德上犯了很大的罪，何其芳的“转向”，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以后，许多在中国大陆的作家，为了服膺政治的口号，就不顾文学艺术本身的价值，而强把外在的意识形态灌入文学作品之内，于是就形成了“主题至上”和“政治挂帅”的现象。这一个显著的不同，使我不禁想起东欧、法国、古巴等地的左翼作家（甚至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出类拔萃的独创精神和风格：他们都可以说是“革命作家”，但他们仍然尊重自己的艺术，甚至有人把自己的政治行为和艺术创作截然分开，也有人像塞浮特一样，从广义的社会层面来肯定文艺的功能。东欧作家同样地爱国，同样地受苏俄的压迫，然而他们的“爱国”文学并不庸俗肉麻，而中国大陆的有些作家，为什么就只能一味蒙昧自己的艺术良心，写出那么多“歌颂光明”的无聊八股作品？为什么塞浮特可以在歌颂祖国的同时仍然坚守诗的本位而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
这当然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捷克在1929年后，政府就开始对作家施加压力了：到农村去，向人民学习。五十年代初期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东欧各国变本加厉地强制执行，其手法和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如出一辙，塞浮特也受到批判，他的作品一时不能出版，于是他就改写儿童诗，并且约了一位名画家为他作插图，结果仍然大受读者欢迎。五十年代末期，东欧各国的“解冻”运动，作家纷纷要求创作自由，塞浮特也是运动中的一员。在这个“解冻”时期，他再度用“自由诗”（verselibre）的形式写作，不拘泥于格律和韵脚，似乎又重拾早年现代主义的余绪，但在哲理和思想上却更深沉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运动时，塞浮特已经成了众望所归的资深作家，被公举为捷克作家协会的主席，他抱病上任，目的不在向当权派靠拢，而是在“布拉格之春”失败后忍辱负重，为作家请命，保护作家的权益。
塞浮特的主席职位只坐了两年，就被迫辞职退休了。从1969年到现在，他完成了篇幅庞大的自传，题名为：《世界上一切的美好》，可惜此书尚未译成英文，不能洞察其“美”处。至少，从书名推测，塞浮特的自传是颇有诗意的，据史维耶考斯基教授的看法，这位诗人把生活上的一切细节都可以点石成金，变成诗，他的自传也是把诗和文、艺术和生活融于一炉的。如果说他一生作品有一个最重要的主题，那就是“爱”——对于女性、母亲、乡土、民族、大自然的爱。这种爱有一个强烈的“情欲”（erotic）的成分，我想到昆德拉的作品也是如此。但史教授认为塞浮特的欲和爱，是精神和肉体合而为一的，他甚至可以把中古寺院的圣母像，也在诗里描写出一个“erotic”的形象，而昆德拉的小说中，似乎把爱欲视做成人的游戏，一种在集权政治下无可奈何的举动。
据新闻报道，塞浮特目前身体不好，在医院养病，但他个人的情况尚可。“布拉格之春”以后的亲苏政府，比以前斯大林时代的文艺政策较宽，因为塞浮特在捷克国内广为全国人民爱戴，几乎成了20世纪捷克诗人精神的化身，所以当权者也不敢不尊重他。他此次得诺贝尔奖，是捷克有史以来第一个诗人得奖，虽然史教授也承认有政治考虑，但至少是对于捷克文学的一种肯定。在捷克文学史上，抒情诗和散文的地位，远较戏剧和长篇小说为高，后者更是“外来品”。塞浮特自己也译过诗，除了Apollinaire之外，他还译过俄国诗人布洛克（AlexanderBlok）的作品。据史维耶考斯基教授说，不少俄国知识分子和学者，在五十年代初期后，时常与捷克文坛接触，思想文化的交流也渐广，世界有名的“布拉格语言中心”（PragueLinguisticCircle），就是受到30年代俄国语言学上的“形式主义”的影响而建立的，而最主要的关键人物就是俄国的语言学大师耶可布孙（RomanJacobson），耶氏后来变成了塞浮特的忠实读者和朋友，移民美国后，曾数次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名，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这次塞浮特的获奖，不但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所有捷克诗人的光荣。当代捷克的诗和小说，终于由塞浮特和昆德拉的声誉而取得世界文学上的重要地位。
记得数年前法国也曾有学者提名巴金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而且据说呼声颇大。巴金在中国大陆的地位，也许和塞浮特相当，“文革”以后，他已经成了作家良心的代表，是一位真挚的作家和民族主义者，他的情操在近作《随想录》中表露无遗，颇足令人敬佩。然而，作为一个文学家，巴金的全部作品是否可以在艺术上和塞浮特相提并论，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1984年11月24日于爱荷华，12月26日修正
《大家》 第三部分《大家》 谈成龙
谈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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