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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小醉之后我骑着自行车见到一棵大树，便弃车扶树而俯身笑个不住。这个醉态该是美的吧？
有一次我小醉之后异想天开去打乒乓球。每球必输。终于意识到，喝醉了去打球，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喝醉了便全不在乎输赢，这倒是醉的妙处了。
最妙的一次醉酒是70年代初期在乌鲁木齐郊区上“五七”干校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家还丢在伊犁。我常常和几个伊犁出生的少数民族朋友一起谈论伊犁，表达一种思乡的情绪，也表达一种对于自己所在单位前自治区文联与当时的乌拉泊干校“一连”的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与揭发批判的厌倦。一次和这几个朋友在除夕之夜一起痛饮、喝到已醉，朋友们安慰我说：“老王，咱们一起回伊犁吧？”据说我当时立即断然否定，并且用右手敲着桌子大喊：“不，我想的并不是回伊犁！”我的醉话使朋友们愕然，他们面面相觑，并且事后告诉我说，他们从我的话中体味到了一些别的含义。
而我自己，大睡一觉醒来，完全、彻底、干净地忘掉了这件事。当朋友们告诉我醉后说了什么的时候，我自己不但不能记忆，也不能理解，甚至不能相信。但是我看到了我的受伤的右手，又看到了被我敲坏了桌面的桌子。显然，头一个晚上是醉了，真的醉了。
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花钱买醉，一醉方休，追求一种不清醒不正常不自觉浑浑噩噩莫知所以的精神状态呢？这在本质上是不是与吸毒有共通之处呢？当然，吸毒犯法，理应受到严厉的打击。酗酒“非礼”，至多遭受一些物议。我不是从法学或者伦理学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从人类的自我与人类的处境的观点上提出这个问题的。
面对一个喝得醉、醉得癫狂的人我常常感觉到自我的痛苦，生命的痛苦。对于自我的意识为人类带来多少痛苦！这是生命的灵性，也是生命的负担。这是人优于一块石头的地方，也是人苦于一块石头之处，人生与社会为人类带来多少痛苦！追求宗教也罢，追求（某些情况下）艺术也罢，追求学问也罢，追求美酒的一醉也罢，不都含有缓解一下自我的紧张与压迫的动机吗？不都表现了人们在一瞬间宁愿认同一只猴儿、一只孔雀、一只虎或者一头猪的动机吗？当然，宗教、艺术、学问，还包含着远为更高、更阔、更繁复的动机；而且，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而饮酒，则比较简单易行、大众化，立竿见影；虽有它的害处却不至于像吸毒一样可怖，像赌博一样令人倾家荡产，甚至于也不像吸烟一样有害无益。酒是与人的某种情绪的失调或待调有关的。酒是人类自慰的产物。动物是不喜欢喝酒的。酒是存在的痛苦的象征。酒又是生活的滋味、活着的滋味的体现。
《大家》 第一部分《大家》 我的喝酒（4）
撒完酒疯以后，人会变得衰弱和踏实——“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酒醉到极点就无知无觉，进入比猪更上一层楼的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的石头境界了。是的，在猴、孔雀、虎、猪之后，我们应该加上饮酒的最高阶段——石头。
好了，不再作这无病呻吟了（其实，无病的呻吟更加彻骨，更加来自生命自身）。让我们回到维吾尔人的欢乐的饮酒聚会中来。
在维吾尔人的饮酒聚会中弹唱乃至起舞十分精彩。伊犁地区有一位盲歌手名叫司马义，他的声音浑厚中略有嘶哑，他唱的歌既压抑又舒缓，既忧愁又开阔，既有调又自然流露。他最初的两句歌总是使我怆然泪下。“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我猜想诗人是只有在微醺的状态下才能听一声（何满子）就落泪的。我最爱听的伊犁民歌是《羊羔一样的黑眼睛》，我是“一声黑眼睛，双泪落君前”，现在在香港客居，写到这里，眼睛也湿润了。
和汉族同志一起饮酒没有这么热闹。酒的作用在于诱发语言。把酒谈心，饮酒交心，以酒暖心，以心暖心，这就是最珍贵的了。
还有划拳，借机伸拳撸袖，乱喊乱叫一番，划拳的游戏中含有灌别人酒、看别人醉态洋相的取笑动机，不足为训，但在那个时候也情有可原。否则您看什么呢？除了政治野心家的“秀”，什么“秀”也没有了。可惜我划拳的姿势和我跳交际舞的姿势处于同一水准，丑煞人也。讲究的划拳要收拢食指，我却常常把食指伸到对手的鼻子尖上。说也怪，我其实是很注重勿以食指指人的交际礼貌的，只是划拳时控制不住食指。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光阴须得酒销磨”、“明朝酒醒知何处”（后二句出自苏轼）……我们的酒神很少淋漓酣畅的亢奋与浪漫，多是“举杯浇愁愁更愁”的烦闷，不得意即徒然地浪费生命的痛苦。我们的酒是常常与某种颓废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的。然而颓废也罢，有酒可浇，有诗可写，有情可抒，这仍然是一种文人的趣味、文人的方式，多获得一种趣味的方式，总是使日子好过一些，也使我们的诗词里多一点既压抑又豁达自解的风流。酒的贡献仍然不能说是消极的。
至于电影《红高粱》里的所谓对于“酒神”的赞歌，虽然不失为很好看的故事与画面，却是不可以当真的。制作一种有效果——特别是视觉效果的风俗画，是该片导演常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而与中国人的酒文化未必相干。
近年来在国外旅行有过多次喝“洋酒”的机会，也不妨对中外的酒类作一些比较。许多洋酒在色泽与芳香上优于国酒。而国酒的醇厚别有一种深度。在我第一次喝干雪梨（些利、chery、dry）酒的时候我颇兴奋于它与我们的绍兴花雕的接近。后来与内行们讨论过绍兴黄的出口前景（虽然我不做出口贸易），我不能不叹息于绍兴黄的略嫌浑浊的外观。既然黄河都可以治理得清爽一些，绍兴黄又有什么难清的呢？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的葡萄酒要搞得那么甜。通化葡萄的质量是很上乘的，就是含糖量太高了。他们能不能也生产一种干红（黑）葡萄酒呢？
我对南中国一带就着菜喝“人头马”“XO”的习惯觉得别扭。看来我其实是一个很易保守的人。我总认为洋酒有洋的喝法。饭前、饭间、饭后应该有区分。怎么拿杯子，怎么旋转杯子，也都是“茶道”一般的“酒道”。喝酒而无道，未知其可也。
而我的喝酒，正在向着有道而少酒无酒的方向发展。医生已经明确建议我减少饮酒。我又一贯是最听医生的话、最听少年儿童报纸上刊载的卫生规则一类的话的人。就在我著文谈酒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感到饮之的愿望。我不那么爱喝酒了。文化大革命的日子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
这又是一种什么境界呢？饮亦可，不沾唇亦可。饮亦一醉，不饮亦一醉。醉亦醒，不醉亦醒。醒亦可猴，可孔雀，可虎，可猪，可石头。醉亦可。可饮而不嗜。可嗜而不饮。可空谈饮酒，滔滔三日，绕梁不绝，而不见一滴。也可以从此戒酒，就像我自1978年4月再也没有吸过一支烟一样。
1993年4月写，时居香港岭南学院
《大家》 第二部分《大家》 文明的存在和失落
余秋雨卷
世纪思考：文明的存在和失落
——“千年巡拜”演讲会总报告凤凰卫视为迎接千禧年来临，特别摄制《千禧之旅——从奥林匹克到万里长城》节目，并邀请余秋雨教授全程参与。1999年9月28日，余教授随着摄制队从香港飞往希腊雅典，在那里会合四驱车车队出发，途经埃及、以色列、约旦等文明故地，最后到达终点站万里长城的八达岭。“演讲会”于2000年2月24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我们千禧之旅的出发地也是归结地的香港，来给大家谈一下我们千禧之旅的概况和我参与的活动。
就我的写作过程来说，在千禧之旅中，我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状态，是在一种我完全不知道的旅行历程中，每天走，每天在车子上的时间是十五到十七个小时，每天还必须写一篇，一篇也不能拉，不能生病，不能脑子晕了，不能想睡觉……这种写作状态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这是一群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旅行，我说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指的是大陆、香港、台湾都参与了。整个旅行是由组织者——凤凰卫视，带动着这么一群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去拜访那些曾经和中华文明同时存在于世界历史上，但现在却已经衰落的文明故地。去看一遍的理由比较复杂，我可以作这么个比喻，一个马拉松运动员已经跑了几十公里，跑到最后不小心进入了一个百米短跑赛场，这时很多新的运动员加入，和这个已经跑了几十公里的马拉松运动员比赛，赛场的运作规则完全根据短跑项目的运作规则。中国在近一两百年里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我们经常和欧美作对比，和澳大利亚作对比，这个对比是需要的，在对比中显示出我们中华文明的各种毛病。但是在显示毛病的时候我们还感到有一点不公平——因为我们已经跑了很久很久，而你们才开始。我们跑的情况如何，只能以当时和我们一起跑的对手来作证明。但是那些对手却不知踪影了。
◎带着难言的委屈探寻文明故地
这种难言的委屈让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