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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泄愤。可是既无凶器，如何能够割下人头？知县就叫书吏把现场勘察笔录改为那具女尸的头部是被野兽咬掉的，无可追寻。退堂后就要师爷草拟判决：按故杀妻亲尊长罪，定温司礼“凌迟处死”。
那位师爷是个精明人，见了这份供词大起怀疑，无论如何不肯结案。师爷化装成游方郎中出署暗访，到附近几个村庄打探，得知树林附近村子里有个叫麻子成的无赖，也就在那几天里夫妻双双失踪。回到衙门里，师爷再三劝告知县先压下这件案子，派捕快追查麻子成夫妇。
县里的捕快扩大了搜寻的范围，不久就在边远山区找到麻子成，而和他住在一起的女人就是林氏。原来麻子成一直嫌自己的妻子强悍不从，那天在林间见林氏独自一人行走，就持刀绑架，回家杀死自己老婆，换上林氏衣服，砍下脑袋扔到河里，当夜就挟持林氏远走他乡。麻子成被捕后立即承认罪名，按清代法律故杀妻子是斩立决的死罪。温司礼无罪释放，温司敬夫妻团圆。
刑名师爷日日处理司法审判案件，从传统观念来看，自然也要和法官一样，为所处理案件的正确与否承担阳间和阴间的双重责任。处理得公平合法、合情合理，就是积德；而处理得偏心，尤其错杀人命，就是积怨，就是灾祸缠身，或者影响子孙。再进一步言，官是“流官”，是因为上司差遣，不得已而行审判，但师爷专习此道，自然更容易遭报应。清代纪昀说：“幕府宾佐，非官而操官之权，笔墨之间，动关生死，为善亦易，为恶亦易，是必冤谴相寻”。（《槐西杂志三》）
造孽积福端看个人
由于刑名师爷“冤谴相寻”，很多正直的人欲操此业都犹豫不决，即使是绍兴人对此也常常心怀忐忑。如汪辉祖的父亲年轻时读书不成，转而习幕学“法家言”，跟一位绍兴同乡见习刑名。可两年不到他就辞馆回家，因为“惧损吾德也”，最后以捐纳得为县典史。汪辉祖成年后当舅父的书启师爷，后见习刑名六年，颇有名声，决计正式当刑名师爷，遂回家向生母徐氏、嫡母王氏辞行。
两位母亲听说他要当刑名师爷，同声劝阻道：“我们汪家三世单传，你父亲因为这一行不祥而不敢入幕，你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一行呢？”汪辉祖赶紧跪下，发誓说：“儿无其他长技，不从事这一行就无以为生。儿发誓绝不负心造孽，使母亲担心。只要不是自己应得的报酬，绝不用来祭祀父亲，也绝不做任何不利于子孙的事。”两位母亲这才转口，反复叮嘱他：“你要牢记这项誓言。不仅你父亲听着，天地鬼神也都记下来了。”为此，汪辉祖在当刑名师爷时，总是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洁身自好，尤其对人命案件更是慎重——作幕二十六年，一共才办过六个死刑案件。在《佐治药言》中，他也再三强调办案应以“求生”为原则 ，并说这两个字“实千古法家要诀”。
除了汪辉祖外，其他名幕也都主张平恕求生为刑名幕友的办案要诀。万枫江在《幕学举要·总论》中说：“法律要宽一分，所谓‘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然非轻纵之谓也，情真罪实自当置之重典。”不过，他又引谚语“上官清而刻，百姓生路绝”，说：“古今清官子孙或多不振，正坐此刻耳。”“刻”即“刻薄”，指严格依法行事——不用天理人情加以调剂，就会流于死板刻薄。所以他认为：“凡事留一分余地，便是积阴德于子孙也。”清末名幕张廷骧也说：“平恕二字，为千古治狱要诀。”
辣手须防人不堪
清雍正年间，绍兴萧山有位姓丁的师爷在河南总督田文镜幕下当刑名师爷，很得田文镜的赏识。有一次丁师爷回乡探亲，到同乡汪家拜访。汪辉祖的爷爷牵着才十岁的汪辉祖与他交谈，其间问他为什么会名气这么响亮，丁师爷便笑着列举了几件事。哪知汪辉祖的爷爷听了直摇头，说：“你这样做不是太辣手了吗？”丁师爷大不以为然，辩称：“不这么办事怎么得了？”
丁师爷走后，汪辉祖的爷爷摸着汪辉祖的头，说：“刚才丁师爷的话你听见了吗？他这样辣手，恐怕造孽不少，焉能长久？ 他财钱再多，名气再响亮也不值得羡慕。”汪辉祖懵懵懂懂地回答：“我懂了。”后来丁师爷果然在河南暴毙，他的儿子才十五六岁，只爱赌博喝酒，不几年就把家产挥霍一空，终日流浪，不知所终。
汪辉祖成年后做了刑名师爷，想起爷爷的那番话，就写下一副对联：“苦心未必天终负，辣手须防人不堪。”以此自励。这副对联后来一直挂在他的房间里，凡办案件，他总要反省是否太“辣手”。汪家三世单传，也没有过功名，而汪辉祖则中了进士，育有三个儿子，且皆有秀才功名，重振了汪家世业。这在当时人看来，确实是他办案谨慎的善报。（《佐治药言》）
治狱仁恕救人救己
清代人相信做刑名师爷如能处处留心，行平恕之道，就会得到福报。康雍年间，有个萧山籍的绍兴师爷叫韩其相，年轻时考取了秀才，可是以后一直考不中举人，结婚后也一直没生儿子，只得出外当师爷。由于他为人谨慎，东家卫哲治称：“在幕十几年，无刻不以息事为念。偶罪一个，则彷徨周室行，食饮不怡，真仁人也。其后必大。”判一个人有罪就坐立不安，老在房中打转，饭也吃不下，这当然是平恕之极了。
雍正元年（1723），韩其相正在湖北公安县当师爷，某天晚上梦见一位神人对他说：“你前世的笔孽很多，所以今世不当有仕禄及后代。不过你十几年来治狱仁恕，得以补救，还你儿子与科举及第为官。你可以赶回浙江参加乡试。”韩其相梦醒后半信半疑，何况当时已是七月下旬，要赶上八月中旬的浙江乡试，早已来不及。
第二天晚上，他又梦见这位神人对他说同样的话。于是他问神人：“我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神人告诉他：“你只管打点行李，我会助你成行。”当下韩其相不再犹豫，赶紧上路往杭州去，果然走水路时一帆风顺，八月初二就抵达杭州，正好赶上学政主持的“录遗考”（取得参加乡试资格的最后一次考试），顺利补入乡试试场。发榜后，他也果然中举，第二年在家用心读书，又喜获麟儿。最后他活到八十多岁，无疾而终。（《佐治药言》）
第三章仁恕忠厚的底限
师爷为了积阴德，不惜篡改案情，大行仁恕之道，这种现象虽然降低法律的残酷性，却也造成了枉法擅断的弊端。
做刑名师爷以“求生”、“平恕”为本，可是不能仁恕过了头，否则一样会遭遇到“阴谴”。
传说有一位余师爷，做刑名幕友四十余年，后来得了重病，总觉得自己周围鬼影幢幢。他自己安慰自己说：“我存心忠厚，誓不敢枉杀一人，不会有冤鬼来缠我。”可是晚上做梦，梦见好几个人满身血污地围着他，并指着他骂道：“你只知道刻薄残酷能积怨，不知道忠厚也能积怨！我们这些小人物被人强暴杀死，都希望终有一天仇人遭到严惩，一申积愤。可是你只见到活着的人可怜，不知道死去的人可悲，竟舞文弄墨，曲法开脱，改重伤为轻伤，改理曲为理直，改有心为无心，纵容坏人逃脱，使我们不能伸冤雪恨，还自以为是积有阴德！我们这些冤死的人不找你算账，还能找谁呢？”说罢纷纷上前找余师爷索命。余师爷吓得从梦中醒来，猛然坐起，把儿子叫来，叙说了刚才梦中那些人的话，接着举起手猛打自己几个耳光，连连喊着：“我看错了！我看错了！”之后，一头倒在枕头上而亡。（《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
恻隐之心不可用错
类似的传说在清代还有很多，也不一定是死到临头时才有冤鬼前来索命。福建某县有刑名、钱谷两位师爷，分住东、西两房，中间隔一间共用的办公书房。某天晚上，东家有喜庆事，大摆宴席请客，晚上还请朋友们在内衙看戏。钱谷师爷正巧得了疟疾，一个人躺在床上。到了半夜，他觉得浑身热不可耐，便挣扎着站起来走几步以发发汗。结果当他硬撑着走到门口时，突然听见隔壁办公书房里有的声音，便从墙缝中张望。只见书房里燃着一盏灯，灯火才豆粒大小，半明半暗，有个人借着这一豆灯光，正在翻阅桌上的卷宗，并连连发出叹息声。
钱谷师爷再定神一看，赫然发现那人肩膀上竟没有脑袋，顿时大吃一惊，脚底一软，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由于房间铺着杉木板，倒下时声音很大，看戏的人都被惊动了，赶紧跑来问出了什么事，但钱谷师爷只推说自己头昏眼花、站立不稳，把这事遮掩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他把刑名师爷叫来，问他桌上堆着的卷宗是哪一项案件。刑名师爷说是一个抢劫杀人案，“我觉得此案应枭首的犯人太多，想开脱几个死罪。”钱谷师爷赶紧把昨晚的情景告诉他，并劝道：“那个无头鬼，肯定是被害人，他不满意你的拟稿，恐怕你的拟稿不妥。”但刑名师爷却说：“我从来只听说办案要‘求生’，没听说要‘求死’的。我自用我法，你别来打扰。”仍旧以原稿交给主人。可是当天他就得病，不到一个月就莫名其妙地死了。（《折狱奇闻》卷二）
怜悯歹徒即是姑息养奸
像那位刑名师爷这般固执的人毕竟不多。大部分的传说都会描述，当师爷见到鬼来显灵，就赶紧补过，从而保住了性命。
山东清平县有位四川江津籍的刑名师爷，名叫毕梦花。毕师爷在山东作幕多年，有一定的知名度。某天晚上，他正在办一件因奸伤命案，见被告应被处死刑，不禁心中起了怜悯之心，于是想动笔把案情由强奸改为和奸，以寓好生之意。
正踌躇间，只听远方谯楼敲鼓三声，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