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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国家或种族单独和邪恶为伍。
第三部分 教育应学术和品格并重第29节 教育时应注重均衡
对真理的献身精神往往转化为对均衡的注重。《召唤英雄主义：更新美国对伟大的看法》的作者，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彼得·吉本（PeterGibbon）认为最近在看待美国历史以及一些特殊的历史人物时，我们明显地缺乏均衡的感觉。
如果我们试图忽略或掩盖我们国家的过失和失败之处，譬如转移和杀死印第安人，对黑人的奴役和后来的隔离，二战期间扣留美国籍的日本人，以及支持反政府力量的外交政策等，那么我们将得不到真理。但是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反面，对我们国家的美德和成就不予重视，那么我们仍然无法获得真理。实际上，爱国主义被定义为对国家高尚之物的热爱，这一美德要求我们不仅仅认识到我们国家的缺点，更应该认识到我们国家民主主义的理想，这个理想一直在激励道德的进步——至少在某些领域——并且正在缩小我们的言行之间的差距。
吉本说，当他在全国范围内旅行，和学生们谈论美国历史上的人物，如乔治·华盛顿时，他们往往显得愤世嫉俗，吹毛求疵——譬如，事实上，华盛顿本人就拥有奴隶（华盛顿虽然不像本杰明·富兰克林似的，从一个奴隶主转变为一个废奴主义者，但是他在死前确实释放了他的奴隶）。吉本提醒学生们华盛顿仅仅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他父亲死的时候他才11岁。他看着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劳伦斯死于肺结核，他的继女死于癫痫症，他自己的脸由于天花而留下了伤疤，他的身体则由于疟疾而不断衰弱。当美国革命到来的时候，他不愿意担任指挥官。他的士兵很少，没有接受过训练，在18世纪的超级大国——大不列颠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这些无疑都是事实。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放弃。他学会了躲避、撤退以及利用荒野。他强迫他自己显得信心十足，尽管他正感到沮丧和疲劳。
吉本说：“我告诉学生们，华盛顿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显示出了非凡的勇气——不仅仅是面对子弹的勇气，还有无论成功的可能性如何都坚持一项事业的勇气，以及摆脱失败，战胜痛苦，勇于冒险和成长的勇气。”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华盛顿想要退休，在芒特弗农照看自己的花园，过平静的日子。但是新生的国家很脆弱，需要他担任第一届总统。他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幸福之前，为国家服务了8年。作为总统，他是一个专横的行政长官，一个谨慎的政客，也经常把荣誉置于政治之上。“华盛顿不像汉密尔顿那么有才气，也不像杰斐逊那么雄辩，”吉本总结说，“但是我们的第一个总统具有品格。”彼得·吉本：《召唤英雄主义：更新美国对于伟大的看法》（纽约：亚特兰大每月出版社，2002年）。
在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时讲求均衡和公允
均衡同样要求学校在处理有争议的问题时表现出自己的特点，无论是对人工流产、死刑、同性恋，还是反对伊拉克战争等等问题。对于这样一些在学校里以及学校周围的社区存在的道德问题，出于对不同观点的尊重，公立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有争议的事件，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对待有冲突的观点，或者根本不去处理这些矛盾事务。
举例来说，在攻打伊拉克的战争开始前，芝加哥沃尔特·佩腾高中的一批学生要求批准表演古希腊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利西翠坦》，这是一部反对战争的剧本，在剧里妇女们发誓禁欲，直到男人们不再作战。学校校长盖尔·沃德同意了，但是坚持表演之后必须有一个小组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包括那些支持武装行动的人。小组讨论会后，那些参与了喜剧演出的学生说他们认识到了倾听不同观点的重要性。萨姆·狄龙：《当学生们参与战争辩论时，学校应寻求正确的平衡之道》，载《纽约时报》（2003年3月7日）。
辩论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机会，可以表现出自己对复杂的道德问题如何进行思考。为了培养一种见多识广的判断力，一个人应该寻求哪种信息来源呢？在特定的消息来源里，我们又在获取什么样的观点呢？一个人应该如何敞开心胸接受可能改变自己思维的新事实呢？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历史上道德哲学家们曾经提出了怎样的标准来评价一场“正义的战争”呢？相对于外交努力而言，军事干预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长期和短期后果呢？为了让她的学生在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进行合理的辩论，来自阿尔布开克（Albuqnerque；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城市。——译者注）一所高中的一位教师在课堂上组织了一次辩论会，辩论双方是她自己（强烈反对对伊拉克的战争）和她的一位同事（支持武装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她不仅帮助她的学生获得了更多对战争做出判断的知识，而且还给他们上了一堂有关思考的完整性方面的意义深远的课。
讲授正义
甚至就是那些年龄很小的孩子对于公平都会有一种基本的意识。品德教育最主要的一个挑战是要把那种基本的意识培养成强烈的社会道德意识，培养成一种普遍的对正义的信念。
什么是正义？对待别人要像别人应得的那样。我们应该帮助学生们确认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尊严和价值——如果一个人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由上帝创造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圣的价值。没有哪个人的价值比其他人多一些或者少一些。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宝贵的，并且一生只有一次，不可能再来。每个人都有属于人类的权利，这些权利来自于我们作为人的尊严。这些权利当中有不止302页是在1948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声明的，包括谋生的权利，要求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生活条件的权利等，这些权利与人类的尊严是相符合的。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有数以百万计的我们人类的同胞不能享有维持自身发展和维护尊严的条件。《公民在行动》（www/civicsinactionorg）是一种关于品德和时事的网上课堂（从六年级到十二年级），这个课堂上了关于全球公民的职责和权利的一课，其中包括以下这些统计数据：
13亿人——四个当中有一个——缺少能保证安全的饮用水。
每年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将近1100万的孩子——比纽约市的全部人口还多300万——死于如痢疾、麻疹等疾病，而这些疾病通过简单的注射和基本的卫生条件就可以克服。五个孩子里面有一个在五岁以前就夭折了。
超过11亿的孩子虽然处于上学的年龄但却不能上学。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六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文盲。
一些全球性问题正慢慢步入悲惨的阶段。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市一所医院的儿科病房里，有一半的新生婴儿携带有艾滋病病毒。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用于防止母亲把艾滋病病毒传播给孩子的药物只能满足极小比例的妇女所需。一位到这所医院进行访问的人曾经这样问道：“这些孩子能活多久？”一个护士回答说：“不到一年。”
进行正义教育还必须调查在世界范围内富有的人和贫民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就拿美国来说，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而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也在日益扩大。举例来说，尽管富裕的西方国家每年的消费都在增加，但是现在有些非洲国家每年消耗的东西比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减少了25％。
我们的孩子所居住的世界，也正由于恐怖主义和暴力冲突而对全球的和平产生新的威胁。当被问及什么时候，或者是否该用武力对抗恐怖主义时，每个人的观点都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希望，所有怀有良知的人们都应该同意这条原则：“如果你希望和平，那么请为正义努力吧。”
学生们应该来读一读因不公正而遭受苦难的人的报道。在“9·11”恐怖袭击六个礼拜以后，《纽约时报》刊出了一篇由新闻记者彼得·马斯所写的文章，描述了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准备加入恐怖主义活动的情景。彼得·马斯：《安罗兹·卡恩糟糕的一天》，载《纽约时报》（2001年10月21日）。文章描写了21岁的安罗兹·卡恩，自从12岁后他每天工作12小时，每个礼拜工作6天，他的工作是用一个大锤和凿子分解汽车引擎。他每天挣125美元。在他的前臂的皮肤下面有一截管子，是他自己不小心弄进去的。这根管子已经在那里三年了。他说他没有钱去看医生，把管子取出来。他说：“我们每天就像驴一样地工作。我们的生命就像动物的生命那样不值钱。”
文章继续写道：“在这些年轻的男人生活的地方，全球化根本不起作用。他们相信，或者可以说被引导相信，美国——或者说他们的前美国政府（如果他们生活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应该为他们的悲惨命运负责。”
当然，孩子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些世界性问题。但是他们至少应该了解这些问题，即使当他们还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他们也应该接受挑战迈出一小步，使世界变得更公正，更有爱心。如《孩子探索具有影响力的孩子》、《孩子为工程服务的指南》等书籍，以及dosomethingorg、wwwkidscanmakeadifferenceorg、wwwpassion等网站为学生们提供了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的方法。一旦他们得知国内和国际上的问题，他们就可以发电子邮件给总统（president@whitehousegov）和国会代表，发表国家如何永远保持其影响力这种深思熟虑的观点，而当他们成为成年公民后就会更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最后，我们应该让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