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60年代末期以后，整个法国年鉴学派开始了悄悄的转向——从关心人周围的东西转向关心人自身。60年代末期以后，整个法国年鉴学派开始了悄悄的转向——从关心人周围的东西转向关心人自身。有人把“恐惧”当做历史研究的主题，讨论不同时代人对大海、鬼魂、瘟疫的恐惧，不同时代恐惧的中心和边缘是不一样的，是在不断挪动之中的。还有人认为恐惧不仅是对大海瘟疫和饥荒，还投射到一些具体的形象上，比如对撒旦、犹太人和女人、女巫的不同恐惧，讨论恐惧的来源是什么，背后的心理因素和历史背景是什么。这与我们传统的历史学完全不同，而是有点半文学。同时，年鉴学派也开始转向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领域，比如集体想像、集体记忆、心态历史这样的问题。这使得历史学进一步与生命科学、心理学发生了关系。有人说，这时的历史学主流，应当叫“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关心的领域和以前不一样了，在他们所说的“文化”里，包含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主题，比起仅仅以经济、社会为中心的老派学者来，他们的路数已经大大变化了。
这个时候，回过头来再来看《年鉴》杂志，我们就会发现，现在和我们过去所看到的以布罗代尔为首的那个时代，真的很不一样。虽然，至今年鉴学派仍是法国历史学界很重要的学派，但是现在的年鉴学派已经看不出共同认可的边界，大家各自朝自己的方向发展，看不出是一个派了，惟一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年鉴》杂志本身，至今，它仍然被认为是世界历史学界最重要的杂志之一。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以《国王神迹》为例
四个案介绍：以《国王神迹》为例
前面，其实我们已经大体上讲到了这部著作的意义，这里再详细说一下。
这是布洛克的代表作。布洛克本身与布罗代尔是一代人，但这本书与布罗代尔的方法不太一样，乔治·杜比（George Duby）说这部书研究的是“心灵的气候”，它开创了历史人类学的方向。
这部书的内容是关于10世纪到18世纪早期，流行于法国和英国的一种普遍心态，相信国王的御触（royal touch）是可以治疗由于国王的邪恶（King’s Evil）而引起的一种病（scrofula），这种病是因国王的邪恶所引起的，但要治疗好则需国王的御触。布洛克自己认为，写这本书是对政治史的大贡献，后人则认为，它已经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过去欧洲政治史从来没有人把国王御触与王权联系起来。不过，布洛克在描述这个问题时，确实始终是围绕着政治，但这种政治无关司法，无关行政，无关经济，也无关军事，与传统的政治史完全不同。
他描述的基本是精神与想像，描述人民对国王或王权神圣性的想像。正因为布洛克抓住了国王御触在瓦解教会神权，特别是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Ⅶ）的时候，刺激了人民对神圣王权的想像，这种想像又支持了世俗王权，带有使世俗与神圣的宗教权分庭抗礼的作用。国王御触与国王的位置是一样的，必须经过教皇的加冕（crown）得到合法性，也是因为教皇加冕仪式，有了神圣性。于是，国王神性是双重矛盾的，一方面反抗了宗教神权，一方面又是通过教会的认可而得到神圣性，神权与王权一直处在互动的关系中。到了15、16世纪以后，渐渐经由世俗化和理性化，到17、18世纪理性逐渐占了上风的时候，起到了支持世俗政权反抗宗教神圣权力的作用，与近代化是相关的。正是在这样小小的问题上，布洛克描述了一个王权的观念史（History Idea of Royalty）和西欧历史政治的近代化过程。
当想像到处弥漫的时候，道听途说就构成了想像的结论，想像的结论被相信想像的人听到后，就被当做是真实的。《国王神迹》中处理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第一个问题是，结核病引起的肿疮怎么会因为触摸就治好呢？现代人肯定不信，如果回到那个时代，就会发现这实际是心理治疗。有了世俗的共同的想像，已经把患者放置在一个可以治好的心理状态里面。所谓“心诚则灵”是有一定道理的，17、18世纪由于很多民众通过神圣性的想像，感受到或真诚地相信国王御触是可以治好病，按布洛克的说法，实际上等于心理治疗的过程。第二个问题是，是否真的可以治好？有没有人真的被治好？有多少人真的被治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统计的数据，这构成的是一个想像式的结论，当想像到处弥漫的时候，道听途说就构成了想像的结论，想像的结论被相信想像的人听到后，就被当做是真实的。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国内流行鸡血疗法，就是从公鸡身上抽血打到人的静脉里面，有人治好过吗？没有。但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相信。在中国六七十年代，至少有几百万人相信过这个东西。接下来就是甩手疗法、饮水疗法、红茶菌疗法，谁也没见到这些能治好病，但在想像的共同环境里，大家认可这个结论。布洛克通过历史的研究指出了这一点，历史上有很多所谓的事实，实际只是想像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启发。第三个问题是，《国王神迹》利用了各种阶层人的资料，不仅仅围绕着国王，而是把政治史变成与民众相关的历史，没有这些民众，也就没有人会相信国王的神通。还运用了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如心理学和人类学。而且用了长时段的框架，在篇幅不长的书中，描述了九个世纪。
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讲，介绍的是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影响。
【建议阅读文献】
柏克（Peter Burke）《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The France Historical Revolution：The Annals School 1929—1989），江政宽中译本，麦田出版，台北，1997。
《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张芝联《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载《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施康强中译本卷首，三联书店，1992。
顾良《布罗代尔与年鉴派》，载《法兰西的特性》，顾良等中译本卷首，商务印书馆，1994。
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特别是此书后面所附的《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史专业2000—2001年硕士核心课程》和《剑桥大学经济—社会史研讨课》书目，尤其值得参考。）
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新史学》13卷3期，台北，2002。
《思想史课堂讲录》 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新思路就是看准了旧思路
第二讲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第二讲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这些新思路就是看准了旧思路的空子来挑战的，它很偏颇，但也很锐利，一下子就从原来的理论的缝隙中插进来，把原来的常识搅得人仰马翻，你能不理它吗？这一讲要讲的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就是说，一个西方当代思想和方法，甚至是很特别很反叛的理论，可以怎样理解，并且运用到中国的思想史研究的实际中来。各位要记住，我并不是主张把西方理论特别是时尚的理论全面搬来，不过，我们得承认，有的理论是可以启发思路的，特别是像福柯的理论。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他正好就是思想史教授，而另一方面，他关于监狱、精神病院、性等等的研究，恰恰又对传统思想史形成了挑战。你不了解这些挑战不行，不回应这些新的思路也不行，这些新思路就是看准了旧思路的空子来挑战的，它很偏颇，但也很锐利，一下子就从原来的理论的缝隙中插进来，把原来的常识搅得人仰马翻，你能不理它吗？
好了，书归正传。进入正题之前，这里先介绍福柯。
1970年，经过激烈的竞争，福柯得到了一个法国最高的学术位置——法兰西学院的思想史教授。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在欧洲，得到一个教授的位子是非常之难的，比拿博士难得多，不像我们在中国，教授太多，也得来太容易。法兰西学院教授的位置，代表了法国人心目中学术成就的最高水平。1970年12月2日这一天，福柯作为新任的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发表了第一次讲演。当时有一大群学者来听他的讲座，其中，包括当时一些最有名的学者，像上次课上讲到的年鉴学派主将、大家都知道的布罗代尔，那时候布罗代尔已经年龄很大；还包括写过《忧郁的热带》、《野性的思维》的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我从来没看过一本人类学的著作，能写得这样引人入胜。福柯的这次讲座，后来被整理并出版，名为《话语的秩序》，这次讲演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这里回过头来简单介绍福柯。福柯是1926年出生，1984年去世。在1970年，他44岁。当年和他同时当选为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还有另外两位知名学者。一为雷蒙·阿隆（1905—1983），这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有一件事情很有名，在1955年，他出版《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批评知识分子迷恋左倾，觉得很过瘾很有劲，其实是自欺的幻觉，因此引起一场论战，主要的对手就是大名鼎鼎的萨特。还有一位是乔治·杜比（1919—），就是上次提到的年鉴学派的一个著名人物，他代表着上次我们提到的后期年鉴学派从经济史、社会史转向心态史的倾向，就是所谓“从地窖转回阁楼”的代表人物之一。
福柯和他们一样，在当时相当的走红。当了法兰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