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趾笙执托侣矸绺竦模嵌胁簧僬夥矫娴慕淌凇Ｔ谡獠渴榛窠钡囊涣侥旰螅檬橐鹆舜用拦街泄舐郊案厶ǖ恼郏缏鬯礁髦匆淮剩腥怂岛茫腥怂祷担鹨┪妒恪�1999年，大陆的《读书》与《历史研究》上又分别发表了人民大学杨念群和四川大学罗志田的两篇讨论文章。我总觉得，这标志了20世纪末，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开始要面对后现代历史学理论，而且开始不得不回应它的挑战了。
第二部书是《白银资本》（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这本书是美国学者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著作，在2000年由北师大刘北成教授翻译出版，在《白银资本》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前后，曾经引起过学术界的一场激烈讨论。首先挑起争论的是伯克利大学的刘禾。她在《读书》上发表文章赞扬弗兰克和《白银资本》的思路和取向，这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同意见，包括徐友渔、秦晖、雷颐等等学者，都写了文章质疑弗兰克的历史分析和刘禾的说法。应当说，《白银资本》这本书也具有一定的后现代、尤其是后殖民色彩，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后现代历史学提出的问题已经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并成为讨论的话题。
这里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两本书的内容。
先说《怀柔远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首先，它重新解读了18世纪末，大约是1793年吧，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朝觐乾隆皇帝的一些史料。在这个问题上，过去通常的说法是，当时中国清朝的政府和皇帝固守“华夏中心”的观念，坚持“朝贡”体系，傲慢地拒绝了英国及西方的合理要求。在这个说法背后有一个大判断和大背景，就是18世纪以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因为中国没有及时回应，所以近代中国落后。何伟亚对历史资料进行了重新解读，而且他想证明一个和过去不同的说法，就是清朝政府对外国使团并没有坚持朝贡体系和天朝大国的态度。其次，何伟亚要证明，清朝的宾礼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灵活地采取了适应时代的变化。过去总是说，中国的宾礼中很强调天朝大国的地位，认为外邦均是蛮夷，不过是来觐见、朝贡的，有很多礼仪用来区分出等级的高下。而何伟亚的结论是，清代制度性的礼仪，并不是传统所说的那样，是“天朝大国”僵硬的表现，所谓的传统、高下、中边、等级的区别，是在“对话”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高下的价值。这种说法对不对，下面再说。接下去，何伟亚引申出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后来所有批评清朝天下主义观念的著作，都是“殖民主义”话语的表现。注意呀，他说这是“殖民主义”，自己就把自己放在“后殖民主义”的位置了。
这是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呢。以前，中国也好，外国也好，讨论马嘎尔尼的访华问题时，都认为在这一事件中，表现了乾隆及清政府天下中心的高傲自大、拒绝外来文化的态度，可何伟亚认为，这种看法是具有殖民主义色彩的，是前人的偏见，带有西方中心的权力话语和意识形态。何伟亚的目的是，通过重新解读马嘎尔尼使团的历史资料来破除东西方长期以来的一种观念：中华帝国晚期漠视18世纪末西方的冲击，继续闭关锁国，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衰落和中国后来的历史趋向。何伟亚认为，这些过去的传统对于历史的解释并非真如其实，中华帝国后来的没落，是西方侵略和殖民的结果，这个说法比较革命啊。
《白银资本》的英文全名翻译过来应该是《重新面向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这是一本经济史著作，由加州大学在1998年出版。这部书的中心意思，是说1400—1800年之间，亚洲，特别是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心，是建立在从中国出口丝织品、印度出口棉布，与欧洲和美洲的白银的交换上的。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处于大量的出超阶段，是贸易盈余而无赤字，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弗兰克认为，当时欧洲人进入美洲，进行大量的白银开采，同时通过掠夺，很便宜地获得白银，并以白银作为支付手段，从中国捞了很多商品回到欧洲。通过对这一过程进行的经济史考察，弗兰克说1400—1800年的几个世纪中，世界已经有了互相依赖的经济体系，而不是一个个孤立运作的单元。因为西方掠夺了美洲的廉价白银，并以此作为贵金属来支付中国的商品，好像“空手套白狼”一样，左边抢了美洲，右边骗了亚洲。欧洲就是依赖这一系列的剥削发展起来，具体说，西方的发展是依赖于白银的掠夺，和以此作为贵金属支付，实现对东方的剥削。
“如果我们承认地球是圆的，那么欧洲就不该定为中心”，他一再强调，宋代以来中国是经济的中心，郑和以后，中国也并没有闭关自守，还是东南亚甚至全球贸易的中心和枢纽。只是鸦片战争以后，因为先前的骗，后来的打，是西方搞得中国落后了。大家注意，弗兰克所用的资料并非是新的，只是他的结论是新的。如果有人对经济史社会史有常识，就会知道，在这之前，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全汉升的《美洲白银与18世纪的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等等，早就已经把经济史上的问题讲清楚了。然而，《白银资本》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在观念上是崭新的，也一样具有颠覆性。
《怀柔远人》和《白银资本》这两本书在近年大陆都有了译本，它们被介绍到中国并引起中国学术界的争论，说明了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后现代历史学开始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
《思想史课堂讲录》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什么是后现代历史学的主要观念
二什么是后现代历史学的主要观念？
什么是后现代历史学呢？“后现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没有特别明确的边界，至今仍很难说清楚，连后现代自己也讲不清楚。那么，什么是后现代历史学呢？“后现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没有特别明确的边界，至今仍很难说清楚，连后现代自己也讲不清楚。这里只能简单地说，后现代历史学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把历史看成语言的虚构、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近年来，台湾翻译出版的两本书，英国历史学家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后现代历史学》（On“What 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又出版了一本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这三本书比较清楚地介绍了后现代历史学，在詹京斯的书里面说，历史学到怀特，已经形成了后现代最重要的观念，即历史只不过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和叙事散文体的论述。
这里只能简单地说，后现代历史学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把历史看成语言的虚构、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这可不得了。如果真像后现代史家所讲的那样，历史就变成了文学。这是一个好大的转变！各位都知道，中国的历史学在清代就有过一次很大的变化机会，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说，大家都知道的，其中就包含着一些颠覆性的内容：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历史上的任何著作，包括“经”，都没有绝对的权威性，它们和“史”一样，只不过是记载了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瓦解了“经”的地位。但是，当时这个命题的意义并未被充分的展开，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先是打倒传统的儒家和经典的权威，后是“古史辨”对古经古史统统的怀疑，才真的确立了“史”的真实性权威，打倒了“经”的真理性权威。可是，章学诚也好，后来的古史辨派也好，还没有到极端的地步，像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的《方志略例》中就说，历史和文学还是不一样的，他说，“一切文士见解，不可与论史文”，为什么呢？因为“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他说，文和史，“大本”首先是不同的，历史要言而有征，因为无征不信呀。可是，到了20世纪，怀特却说“史皆文也”这个观念，恐怕更厉害了，它进一步连“历史”也瓦解了，历史居然成了文学，也不是真实的了，那还有什么权威性？
我这里重复说一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经典的权威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经典为什么有权威性？因为经典拥有不容置疑的真理。历史的权威是建立在真实之上的，历史为什么有权威性？因为真实而人们必须相信它。如果经典没有了真理的权威，历史也没有了真实的权威，那么，经典算什么？历史还会剩下什么？如果经典没有了真理的权威，历史也没有了真实的权威，那么，经典算什么？历史还会剩下什么？在这里，我们要简单区分一下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观念差异：第一，在传统社会里，真理和权威是在经典那里的，西方有《圣经》，穆斯林有《古兰经》，我们有四书五经。第二，在现代社会里面，经典的权威不行了，真理要经过检验呀，所以要真实、准确，科学很重要。历史为什么有价值，是因为它确凿。它为什么确凿？是因为有“科学”。这里面有西方从18世纪以后建立起来的一套历史学观念。可是第三，到了后现代历史学，却认为这些历史学的看法暴露了“现代性”的误区。什么误区呢？后现代历史学家们说，首先，先前对历史的分期，比如把历史分为古代、中古、近代或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其实这种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是后来想像和设计的。其次，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