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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么说呢？
顾颉刚先生及“古史辨”的学者是受当时的科学主义、清代的实证风气及流传下来的公羊学传统的共同影响，虽然客观上也有瓦解历史传统的意义，但不同于后现代历史学，应该说，还是属于现代性的史学范围之内的。第一，古史辨派毕竟相信历史有一个本身的存在，他们的看法是，历史学的目的是要剥开层层包装的伪史而呈现真实的历史。可后现代史学是“无心”的，是“空心”的，认为所有的历史都只不过是层层的包装。古史辨派的重要原则，是“去伪存真”，后现代历史学则将叙述的历史和真实的过去分开，把过去的真实悬置起来不去讨论，而是讨论一层层的包装是怎样建构起来的。也就是说古史辨寻找“真实”如何，而后现代只是追问文本的“叙述”如何。
第二，正是因为以上的差别，古史辨派的中心目标是“辨伪”，剥掉的东西是随口编造的废弃物，它们与本真的历史构成了反悖，所以要寻找本真的东西，其他的可以甩掉不要。后现代好像对“垃圾”特别感兴趣，特别关注那些层层作伪的东西，它的主要目的是清理这一层一层的包装过程，好像马三立相声里说的那个止痒药，“剥了一层，又剥一层”，最后只是两个字“挠挠”。也就是说，当古史辨派把一些东西当做废物去掉时，后现代史学者将它们拣起来并做细致的分析。
第三，古史辨派的历史学方法基本上是针对“过去”的存在，“过去”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当时，确实瓦解了传统史学，而且与当时反传统的激进主义吻合与呼应，在广义上实际算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方面，他们有符合现代性的一面，使传统史学发生了松动，使旧资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使历史的重写成为可能。他们讨论什么样的历史资料是真实的，将经、史、子、集各种文献放在同一个起点上，追问其真实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它仍然是在“六经皆史”的延长线上，把所有资料当做历史资料嘛，而历史资料是要求具有真实性的。可是，后现代则直接从“六经皆史”走到“史皆文也”，这是很不同的。
我并不认同后现代历史学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的漠视和瓦解。尽管这种思路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历史研究者总需要有一个最后的边界。说实在话，我并不认同后现代历史学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的漠视和瓦解。尽管这种思路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但是，我觉得，历史研究者总需要有一个最后的边界。佛教说“一切是空，空亦是空”，空到最后还有什么呢？后现代历史学说一切都只是叙述，但是，我们怎么能相信“过去”这个巨大的存在，只是一种被描述出来的东西呢？因此，对于后现代史学，我们需要问几个问题。
首先，历史学是否承认那个“过去”始终在制约着历史叙述的边界，是否承认那个真实存在过的历史始终在限制着历史的书写？我们不能把这个隐约的制约力一概抹杀，总不能面对着巨大的殷墟遗迹，说它只不过是一个叙述吧。历史在很多时候，的确是被叙述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不错，但毕竟还有一个山峰在那儿，否则又如何横看成岭侧成峰呢？特别是当我们做历史叙述时，过去存在的遗迹、文献、传说、故事等等，始终制约着我们不要胡说八道。如果是文学叙述则可以随便想像，文学是一个开放的天空，有什么不可以想像的呢？哈利·波特也可以被随意写的嘛。可是，我们能说夏、商、周是外星人搞出来的吗？所以，我们要质疑后现代历史学，是否承认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是在制约着和规定着历史叙述的边界，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就不可能是文学式的“散文”。
《思想史课堂讲录》 后现代历史学的洞见与不见后现代历史学的不见或局限（2）
其次，是否承认不同的“叙述”只是各个不同视野的历史观察。尽管后现代非常深刻地揭露出叙述和书写的意义，但它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种叙述和书写，只是代表了个人，只是某一个片断、某一个角度，它本来并不应当把这种叙述和书写放大，当做普遍性的东西。你看，后现代历史学在进行自己的叙述时，它也希望别人承认它是“历史”。这就有矛盾了，因为，你在强调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和书写的时候，应该承认它只是个人视野中的历史，不能宣称自己已经叙述了历史，甚至叙述了真正正确的历史，也不能强迫别人服从这种叙述。有人关于《中国思想史》采访我，我一开始就讲这是我个人视野的作品，我没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书中的观点，只是希望读者可以了解我对思想史的理解和思路。
再次，接下来要追问后现代历史学的就是，它是否承认自己的历史书写也是一种权力，也是隐含了权力的话语，隐含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书写。而且需要追问，是否承认在某个阶段，权力话语下的写作，是有意义和必要的。比如安德森，他说国家只不过是“想像的共同体”，但这个想像体一旦存在，它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否就具有了正当性与必要性？
最后也是最麻烦的问题，就是如果缺少了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不通过某种理性的构造，先确立一个秩序，历史能被叙述吗？缺乏了理性的秩序和框架，历史还是不是历史？历史本真的存在，可能是散漫的、漫无秩序的、庞杂的、丰富的，怎么能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如果没有一个理性的框架及历史预设的话，又怎么确定如何去书写、书写什么？历史如果真的可以被“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断”的话，那么，什么是历史呢？我阅读后现代的著作，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聪明的，不经意地就可以瞄到一些历史的漏洞。就像下棋，不是按照定式一步步的来，而是有一些天才的想法，招数虽凌乱，却杀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后现代者真的有很多天才的想法，不过，它也常常给我一种感觉，就像南宋人说的，七宝楼台，拆成了片断，虽然绚丽多彩，却不知如何再重构一个新的七宝楼台，到最后自己把自己也给拆了。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应当说，后现代历史学有很多聪明的地方，也有很多不明智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洞见”与“不见”。
【建议阅读文献】
何伟亚（James L。Hevia）《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詹京斯（Keith Jenkins）《历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贾士蘅中译本，麦田出版，台北，1996。
詹京斯（Keith Jenkins）《后现代历史学：从卡耳和艾尔顿到罗逖与怀特》（On“What is History”：From Carr and Elton to Rorty and White），江政宽中译本，麦田出版，台北，1999。
萨义德（Edward W。Said）《东方学》（Orientalism），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巨流图书公司，台北，2000。
郭慧英《“‘反’欧洲中心主义”世界体系论战里的中国与世界》，《新史学》13卷3期，2002。
韦思谛（Stephen Averill）《中国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研究之若干新趋势》，吴哲、孙慧敏译，《新史学》11卷3期，2000。
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
《思想史课堂讲录》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今天讲的内容
第四讲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
第四讲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今天讲的内容，有一些在前面几次课上谈到过了，可能会有重复。不过，今天重复地讨论“资料”的问题，可能，一方面因为我是文献专业出身，比较重视资料的搜集范围、使用方法和解释策略。不过，另一方面，我想，这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偏好，大家一定要注意，有时候，使用历史资料的范围如何，不只是一个“史料学”的问题。
回顾一下20世纪的学术史，在历史学里面，很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历史学的整体的、本质的改变，也常常可能因为使用什么样的历史资料而引起。大家可以回顾一下20世纪的学术史，在历史学里面，很容易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历史学的整体的、本质的改变，也常常可能因为使用什么样的历史资料而引起。台北的王汎森先生曾经在《新史学》上面发表一篇文章，叫《什么可以成为历史的证据》，他讲到，20年代傅斯年、顾颉刚、胡适、李济这一代历史学家在史料拓宽上的努力，而且具体地说到了明清档案、殷墟发掘，在“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取得治学材料的方法产生了变化，传统的读书人那种治学方式不再占支配性地位”，他引了傅斯年的名言，这句名言，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证明那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和他说的“传统的读书人”，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
“传统的读书人那种治学方式”是什么样的呢？就以清代的学者来说，他们主要还是使用传统的十三经、诸子加上注疏、二十五史、十通、《通鉴》、《续通鉴》加上野史、笔记，有的学者能够使用《道藏》、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