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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烺光写《在祖荫下》，就是这么说的，可是，这并不能涵盖全部空间，在华北一些地方，甚至在华南的某些地方，析财而居的时候，父子关系可以相当恶劣，甚至诉诸官府。
其实用档案资料分析思想史上，尤其是一般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现象，在西方是很普遍的。其实用档案资料分析思想史上，尤其是一般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现象，在西方是很普遍的。像以前我们提到过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史学家勒华拉杜里写的名著《蒙塔尤》，用的就是审讯异教徒的口供。在这种口供的基础上，他重建了蒙塔尤这个区域几个世纪以前的生活、信仰的历史。而意大利历史学家，也就是《奶酪和蛆》的作者，有名的金斯伯格（Carlo Ginzberg，一译京士堡），他的名著《线索、神话和历史方法》（Clues，Myths，and Historical method）也充分利用了天主教留下来的口供。那么我们是否也能学一学这种方法呢？
第四，是类书、蒙书、手册、读本等等初级读物。这是另一大宗资料，我要特别提醒各位的是，其实类书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百科全书，放在图书馆或者书房的书架上等人去查的。有时候，它是一种常用的备问书、一种身边的知识手册，是很流行的。像唐代，我们看到敦煌就有《随身宝》、《经史问答》、《孔子备问书》等等，在中唐以后很流行很普及。什么原因呢？因为盛唐以后，一方面知识增多，书也增多了，一方面从小泡在文化和典籍里面的贵族社会解体了，博学的人少了呀。比过去多得多的文化人要进入上层社会，他们要讨论知识，要按照上流人的样子生活。可是那些从底层升上来的士人，没有谁的记忆力这么好，就连最高明的人也不行。所以，所有人都可能备有这样的东西，这样在回应问题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可能成为他们的基本知识储备，拿出来就可以八九不离十地应对自如。同样，蒙书也很重要，像《龙文鞭影》之类，曾经是每个文化人的童年经验，也是所有高明的思想的知识基础，哪一个高明的进士、举人，从小没有看过读过？何况普通人呢？后来的《万宝全书》，那真是万宝囊，什么都有，王尔敏先生就用这一资料讨论过明清民间庶民的生活，其实里面还有很多观念性的问题，为什么“万宝”是这万宝呀？什么东西最重要呀？里面有很多一般思想史的线索。我的意思是，从这些材料里面，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士人，普通的人最需要的一般常识。正是这些一般常识，给很多人提供了认识人生和社会、世界的基础，诸如什么好、什么坏、什么先、什么后、什么善、什么恶、什么重要、什么无关紧要、天是什么、地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生、为什么会死、死了以后如何、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遇到什么人，有什么礼节，等等。这样一些的最普遍的知识，难道思想史就不讨论这些东西吗？难道高明的思想不也是从这里出来的吗？这样一些的最普遍的知识，难道思想史就不讨论这些东西吗？难道高明的思想不也是从这里出来的吗？
不止是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就是关于现代文明的缘起，也要注意这些材料。比如说，我们总说现代文明，可是究竟什么是“文明”，“文明”在“现代”的具体所指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文明”在近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变化如何？这也是可以使用各种教材、读本、手册等等来研究的。1928年，高梦旦和胡适谈编小学教科书，就说，“癸卯以前，是无锡三等学堂编的《蒙学读本》时代，当时最传诵一时的句子为‘花下不可戏，伤花失母意’；甲辰以后，商务编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最风行，其中最传诵的句子为‘我问客姓，客问我年’”，可见这些东西很有影响。高是懂得出版的，所以他跟胡适说，二十多年前在日本听说，“福泽谕吉的最大影响，不在他的庆应义塾，而在他编的《西洋事情》，此书使日本人知道西洋的情形，于维新事业大有功”，尽管现在看来，“书中多错误肤浅的话”，但是在那个需要外国知识的时候，它就是能风靡一时，像中国当时流行的《泰西新史揽要》不也是这样吗？连当时的皇帝都看这些东西来考虑清帝国的大计方针呢。
《思想史课堂讲录》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不在过去思想史视野范围（3）
高梦旦说得很对。我最近看了一些人的研究，就很有启发。像日本东京大学的渡边浩教授，他写了一篇《作为思想问题的“开国”》，里面提出，开国时期的日本有一种关于“文明”的烦恼，他在这篇文章里面就用了一些很普通的文本，包括教材、手册、读本等等。台湾史语所的陈弱水在《日本近代思潮与教育中的社会伦理问题》里面，也提到当时日本社会伦理的提倡和讲究，他引用了福泽谕吉译《童蒙教草》、明治五年颁布《东京违式条例》、明治十五年文部省颁布《小学校修身书编纂方大意》作为基本资料。从这些论述里面可以看到，正是这些看上去很平凡的东西，使普通民众在后来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所谓“文明”观念和行为，比如对于世界知识的一般把握、承认天赋人权、尊重个人自由、在交往中注重平等的礼仪、男女关系、清洁的生活习惯、新的宗教信仰观念、新的审美观念，等等。而Joan Judge在一篇叫做《改造国家——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文章中，也讨论了中国的近代道德教育问题，他说到，当时一些教科书和课本明确地题为“国民”，其中就有仿效日本大隈重信1905年《国民必读》的，陈宝泉、高步瀛的《国民必读》。还有一些则专门给女性阅读，显然针对的是未能成为文明社会公民的女性，这样“一方面将古典的文化理想注入新的文本形式中，另一方面则彰显了当时的社会与政治信念间的紧张性”，这篇文章发表在《新史学》12卷2期上，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第五，小说话本戏曲唱词。用流传的小说话本戏曲唱词，来讨论思想史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讨论观念的世俗化过程，将是很有效的途径。用流传的小说话本戏曲唱词，来讨论思想史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讨论观念的世俗化过程，将是很有效的途径。这方面例子很多，我们以宋代思想史为例。第一个例子是杨家将。杨家将故事的形成与流传，可以用于透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凸显的历程，余嘉锡当年所写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也做了相当精彩的考证。但是如果从思想史角度进一步追问，这种故事为什么会在宋代这个积弱的朝代形成？它和宋代石介的《中国论》的产生、宋代对异族和异国的警惕、很多北使文人的离黍之感、故国之思等等现象有什么关系？大家注意呀，在唐人的边塞作品中，即使是众口相传的名篇，一方面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王昌龄）、“匈奴破尽人看归，金印酬功如斗大”（韩翃）这样主张作战的立场相当清楚的，也有“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桃入汉家”（李颀）、“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高适）这样不那么赞成战争立场的。可见，无论倾向“战”，还是倾向“和”，政治立场并没有绝对的正确或者不正确。可是在宋代，坚持主战成了士大夫中惟一“政治正确”的立场，压倒一切呀，“爱国”主题占据了文学主流，诗里是“兽奔鸟散何劳逐，直斩单于衅宝刀”（陆游），词里是“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辛弃疾）。所以，需要想一想，为什么诗词要来反复讨论“中国”？而这种立足“中国”和讨伐“番胡”的悲情，为什么在宋代诗歌中也似乎成了惟一的正义？从这个角度考察，诗词就成了相当重要的思想史资料。第二个例子是“包公”，最近看到徐忠明所著《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这本书写得相当细致，他用了柯文（Paul Ahen）《历史三调》（History in Three Keys）的方法，对包公故事的三种叙述做了透彻的分析。其实，我们从这故事里面可以看出中国法律文化和思想的很多问题，比如法律条文和实际判案之间的关系、官员品质与成文制度之间的关系，等等。这样丰富的包公故事，就成了思想史的材料。第三个例子，是三国故事，它大量产生于宋代，并不一定仅仅因为宋代有城市、有瓦子，《东京梦华录》说当时京师有“霍四究说三分”，但是并不一定就是说书人在说嘛。我们看，自从欧阳修、章望之、苏轼、司马光讨论“正统”问题以来，这个关于“正闰”的话题下面，就隐藏了宋代文人对于国家正当性的焦虑，为什么是蜀汉？为什么不是曹魏？这背后可能是为什么是大宋，而不是辽夏金的问题。当然，这个话题是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以来的，但他当时也有偏霸和正统的紧张啊。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那么多人讨论，而且都几乎一致地帝蜀寇魏，像张九成批评郑如几《魏春秋》搞“魏绍汉统”；张栻作《经世纪年》干脆用刘备继承汉献帝，而且把它当做“东汉”的尾巴；黄度《通史编年》批评《资治通鉴》“于三国进魏黜蜀”的写法；朱黻作《纪统论》“述吕武、王莽、曹丕、朱温，皆削其纪年以从正统”；萧常写《续后汉书》四十二卷；开禧中李杞改修《三国志》，都是一样的“尊昭烈后主为汉纪，魏吴次之”。为什么呀？特别是大学者朱熹，在著名的《通鉴纲目》中郑重写下了“汉中王即皇帝位”，这就影响很大了。大家看，在《朱子语类》卷一○五里面有这么一段对话，“问《纲目》之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寇屡倒置，何以示训，缘此，欲起意成书。”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