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芏唷耙缓舭儆Α钡摹拔幕⑿邸保裁矗恳蛭蠹一故潜冉弦恢碌难健Ｋ�80年代会有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当年文化史研究很热闹，寻根小说很红火，西洋的新理论新方法也很受欢迎，连三联书店出版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也能印几万册，不管看还是不看，先买了再说，因为摆了“这个”就意味着反对“那个”，热衷于“西”就意味着冷淡了“东”。
可是到90年代以后，这好像有些让人怀疑了，知识阶层原来“心往一处想”，可这会儿也不往一块儿想了，“文化热”戛然而止，历史与文化、传统与现实要重新来评价了。李泽厚有一次说，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他说的学问家，就是王国维、陈寅恪在90年代被重新提起，而且成了一种象征。现在的思想界，好像朋克、嬉皮、雅皮、怀旧时装、最新时装、民族传统服饰、太空服装同时上了街一样，没有共同的标准和时尚，使得过去的评价标准一下子发生了混乱。李泽厚有一次说，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他说的学问家，就是王国维、陈寅恪在90年代被重新提起，而且成了一种象征，学术史也有一阵儿几乎成了“显学”。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更深刻和更明显的倒是“分化”，思想的资源不同了，思想的取向不同了，思想的阵营也统统分化了，好像没有主流，没有方向，现代和后现代、普世主义和民族主义、左和右，西方不同的时髦一拥而入。打个比方，过去有个话剧叫《街上流行红裙子》，能流行，而且成了主流时尚，说明那时还有主流，大家穿一样的红裙子都很自然。可是现在呢？现在的思想界，好像朋克、嬉皮、雅皮、怀旧时装、最新时装、民族传统服饰、太空服装同时上了街一样，没有共同的标准和时尚，使得过去的评价标准一下子发生了混乱。我们看到，不仅对于当下的判断已经分化，对于学术和思想的评判也已经分化，为什么呀？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角度不同了，各自开始从经济、政治、文化的不同视角来关注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经济学家可能关心市场与公平，社会学家可能从社会分层来看社会，文学家常常从个人感情和生活来观察，历史学家则注意历史延续性，注意到历史残存的问题；第二，阶层不同了，由日渐分化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感受、不同立场来评价这个社会和政治，那判断也不会一样的，就像林妹妹不爱焦大，穷人想像皇帝只吃红烧肉一样；第三，学科的自觉使立场不同了，从人文学科、社科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的学科，来设计对应现实的不同策略，策略也就不一样了。比如人文学科萎缩，人文学科的人就对人文精神的讨论最重视。经济学家可能并不这么看，觉得在实用和效率面前，你那空谈精神只是画饼充饥。而法学家可能会觉得谈精神、谈经济，不如谈法律制度的完善。有时候学科背景很能影响人的意见；第四，看问题的位置不同了，从本土的历史连续性的角度出发，和从全球经济联系性的角度出发，当然也是不同的，从本土政治和社会历史的连续性出发，觉得仍然需要继续启蒙和批判，应当大力提倡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从全球化的考虑出发，就容易看到全球资本的压迫和西方话语的笼罩，觉得要对启蒙话语有所警惕。以上这些不同，都导致了知识界、文化界和思想界的分化，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到思想和学术领域，使得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了。
这个变化太大了，涉及面也太广了，今天在这里讲的“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新变”，也不包括整个学术界，主要只是围绕着传统的文史研究领域来讲。
《思想史课堂讲录》 总 序关于重建学术研究的基础
二常识的变化：关于重建学术研究的基础
今天重点要讲的是有关学术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常识”的瓦解和“基础”的重建。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是90年代后，随着世界的变化，很多过去被认定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发生了动摇。所谓“天经地义的东西”，平常有许多词来形容，比如“预设”，比如“共识”，比如“前提”，比如说“基础”，归根结底都是一回事，就是在文史领域中，研究者开始不断反省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常识”和“基础”，大家都在不断检讨，到底这些过去不需要讨论、可以现成使用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儿可疑。大家都知道，人们互相交流，共同讨论问题，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基础，有没有共同的常识。越是熟悉，越是常识较相同的人，讲话可以越简单，沟通也就越没有问题。比如我们熟悉的人，交流时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话；可是陌生的人，很多话只有加上很多解释才能理解。常识就是不必说出来的东西，不必说出来的东西，就是大家可以不必怀疑，不必去想，这就叫“默契”。“默契”的意思就是心照不宣。心照不宣的那个意思，就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常识”、“基础”、“预设”。大家在这个同一的平台上就可以交流和讨论，而没有这个平台，那就成了三岔口摸黑打架，互相不是一个口径，不是一个语码，说也说不到一起，看上去乱吵，其实连吵都是莫名其妙的，好像一个用英文，一个用中文，一个用拉丁文，互相只看到张嘴，却不知道什么意思。
事实上，在文史研究中，有许多不加讨论的，好像是不言自明的常识，是有许多问题的。刚才我们讲，在90年代以前，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一种共同的思想、感情、观念支持下，似乎根本不需要想这个“基础”是否合适，是否正确，大家觉得这是“常识”。可是，90年代后，这种同一性已经被瓦解了，所以大家都得去不断反省常识，可是，平常我们对常识总是“日用而不知”，不觉得它的存在，就好像空气无处不在，却最容易被忽略一样。打一个比方说，凭什么你会相信飞机那几十吨重的金属东西能在天上飞而不把你摔下来？你要讲清楚这点，需要懂得空气动力学，需要懂得各种各样学问，但我们大家都不必具有这种疑问，就是相信它可以飞起来，是安全的。于是在这点上，空气动力学之类的知识就是“常识”，谁也不去怀疑飞机会飞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讨论怎么坐飞机，坐哪一趟飞机。再比如说，很多人都有信用卡，可是，我要问你，你凭什么相信那张信用卡能把你的财富都搁在里面？那不过是一张卡嘛，就好像我们大家现在兜里揣的钞票就是纸嘛，你为什么相信那张纸呢？可是谁也不问，也觉得这是“常识”，要是倒退回去一两千年，鬼才会相信这些硬片片或纸片片呢。一样的呀，关于古代中国文史，很多知识也是有预设和前提的，而这些预设和前提，就是一些讨论的基础，过去，这些基础是不需要讨论的。
我们在历史研究的方面举三个小小的例子。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特别是李学勤先生，在1992年前后，在我们一些朋友的小型聚会上，他讲了这个题目。这个说法影响很大。这个要走出的“疑古时代”是针对顾颉刚讲的。第一个，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特别是李学勤先生，在1992年前后，在我们一些朋友的小型聚会上，他讲了这个题目。后来由北京大学的李零先生整理出来，发表在《中国文化》第七辑上面，这个说法影响很大。这个要走出的“疑古时代”是针对顾颉刚讲的。过去顾颉刚的《古史辨》，怀疑古代的很多文献的可靠性，它的预设是什么呢？就是凡未经证明的历史文献，可能都有问题。但是，现在来看，这种前提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好像法律上的“有罪推定”，先预设这些文献都不可靠，然后再一一甄别平反。可是，如果一时半会儿你找不到证人怎么办？你就只有坐班房下大牢，这些文献就被判定成“伪”。以前张心徵的《伪书通考》就把一大批书都算成了伪书。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这种“无证就伪”的有罪推定，就是我们对于历史文献的“常识”。大家看看张心徵编的《伪书通考》就知道了。可是，现在考古出土的资料证明，这里面冤假错案很多。可是，尽管是这样，现在要问的问题是，是不是换个方式就行了？既然“有罪推定”不行，那么咱们来“无罪推定”，凡不能证明它是假的，都算成是真的。如果这样一来，一大批可能有问题的家伙就纷纷逃出大牢，无数文献就都进入了历史，可能也有问题。以前历史学家他们千辛万苦重新考证的历史文献，就要重新翻案，这可能也不对。就像美国那个著名的运动员兼演艺明星辛普森，大家觉得他明明杀了人，可是就是因为“无罪推定”的前提，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就能让他逃脱惩罚。现在，因为这两个不同的基础，就产生了种种问题，究竟考据应当有什么样的基础？这显然还是很麻烦的事情。另外，我在文学研究方面再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真还是假？如果它是晚唐司空图的，那么文学批评史和古典美学史就可以在9至10世纪写上一笔，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环节”。可是，我的一个朋友，复旦大学的陈尚君，很善于做文献考证的学者，就说它是假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一直到元代、明代，也没有人引用过它，按照“有罪推定”，那它可能就是作假的。但是，也有人反驳，按照“无罪推定”，你拿不出证据证明它是元人、明人伪造，那它就是真的。这成了一大公案，你看，是不是讨论和考证的预设、前提、基础很重要？
第二个，最近有人再次提出元稹笔下的崔莺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