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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爸爸决不是一个坏人。从道理上很难讲清楚……〃
〃但是可以用心感觉剑。〃
〃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不管是多么权威的机构做出的结论…一能给爸爸做结论的，当然不会是一般的机构，也不管他能拿出多少证据，我都没法相信爸爸会是什么高级间谍！〃
〃我们不要管别人怎么讲……〃
〃可我们还是得认真想一想：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党，或者说上面的某一个部分，某一个环节，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不然为什么会硬把好人说成坏人？我不是单指爸爸的事。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打倒多少人？从小学教师，直到将军、元帅，以及所有的当权派。这样一哄而起，怎么分得清好人坏人？说是要解放一批，可是两派都只同意解放站在自己一边的，又怎么分得清好人坏人？这样搞是不行的……〃
〃怎么？〃迟丽中吃惊地坐宣了身子，〃你这不是要从根本上怀疑运动的大方向了吗？〃
〃不，我不知道。我只是刚开始想这些。最起码，我不能认为别人都该打倒，惟独自己的父亲受了冤枉。从逻辑上这也讲不通。〃
〃你不觉得这些问题太大、太危险吗？〃
〃是的。我确实常常想着想着自己就害怕起来。可是我又无法回避不想。或许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幸。〃
〃你说是不幸？这不对吧！大家都说，在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在大动荡中增长才干，正是赶上了好年代呢。〃
〃我知道大家都这么说。我可能是受了爸爸的影响。爸爸不反对我和妹妹当几年兵受受锻练，可是不主张我们非长期留在部队不可。他说他打了大半辈子仗，就是为了儿孙们不用再到枪林弹雨里去出生入死。他说，如果他打完了儿子还要打，儿子打完了孙子还得打，那就一定是他自己这一辈没有把仗打好。或许他这种想法不全面，在世界范围内根本消灭战争还相当遥远，但我觉得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人不应该总是向往于战争啊，动荡啊，革命啊，这些虽然有时是不可避免的，毕竟还是非正常的。照我看，人，还是应该过正常的生活，在安宁、舒畅的
环境里从事有价值的工作，工作之余有丰富多采的娱乐，有忠实的友谊和幸福的爱情。我们现在得不到这些，我们得在大动荡里经受危险和痛苦，我觉得这不是幸运，而是不幸。如果说我们碰上了，无法逃避，至少我希望我们的儿子、孙子不用再动荡了，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了。人得住这上面想啊！不然我们也就是白动荡了一回！〃
迟丽中沉默了，只是轻轻地把项光的手拉过来，握在自己的手里，搁在她在膝上。她感到还不能充分理解他的话这些话太新鲜，太陌生，可是又觉得她自己在某一个时候其实也这样想过。她意识到她将会被他捞上一条前途未卜的、大概会有种种危险的路；如果不是他，她多半不会走上这条路，可是既然上苍把他赐给了她，她得乐意跟随他去定完这条路。走完？是的，走完。虽说完全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可是她当然会一直跟着他。被称作〃路〃的那种东西，或许都没有终点，至少是走着的时候都看不到终点；那么，走下去就是了。
第六章硝烟
唐业明受伤住院，估计至少得两三个月才能出院。根据他的提议，核心组决定让迟丽中负责与学校方面的联络工作。核心组里分管这方面工作的是4号勤务员高子超，但找她谈话，把这个决定通知她的，却是6号勤务员屈耀武，而谈话的重点，则是劝她“不要有其它想法”。屈耀武是唐业明的心腹，以权威的口气向迟丽中保证“小唐对你绝对信任”，替你打了保票。他还以一种与什么人辩论的口气说：“你是迟丽云烈士的亲妹妹，是军区魏4号亲自安排到总部工作的，谁能说别的？”这倒恰恰使迟丽中明白有人说过别的。担负新的工作以后，她不再能参加核心会议，不再能接触最高层的材料。不过，也确如屈耀武所说，新的工作具有独当一面的性质。这又似乎是某种微妙的平衡。迟丽中欣然接受了。
她的办公地点从四楼搬到二楼。四楼已经完全划归作战部，是总部目前最繁忙、最紧张、最重要的地方，楼梯口昼夜有人把守．即使是总部里其它部门的人也不能擅自通过。那儿的灯光经常彻夜通明。频繁而匆忙地来往于那儿的人，大都带着一种严肃的、深感自己非常重要的神情。迟丽中虽然再没去过那儿，但是不难从种种迹象猜出，某种重大的行动正在积极准备之中。毫无疑问．那将是一次大规模的武斗，只是猜不出将在什么时候发生，会有什么结果罢了。
她专心致力于自己的工作。运动初期那种主要靠学生推动、冲击的局面已经过去了，现在工人是主要力量，加上各学校里“红旗”派的力量普遍比较弱，因而也就更加依附于“红旗”总部。所以，名义上说是“联络”，实质上带有很大的指导甚至领导的性质。她接手不久就发现，她的前任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前任是个优柔寡断却又刚愎自用的家伙，擅长夸夸其谈但不会思考，喜欢发号施令却缺乏思想上的一贯性。这使她接手后工作相当艰难，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有这个前任作对照，她的工作成绩不久就得到了普遍的好评。当然，她也确实很辛苦，一个平常的工作日至少是十小时。
忙完了，多半是夜里躺在床上的时候，她想念着、惦记着项光。开头，这使她感到幸福和充实，可是日子多了，便越来越多地搀进了渴望、焦灼甚至忧伤。他们相约不要过多地见面，以免在各自的组织里惹麻烦。她相信这是对的，必要的。可是怎么才算“过多”？是不是非得等他让小吕来叫，她才能去看他？从那次和父亲一起去医院，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不仅再没见过他，也没再听到过一点关于他的消息。他的伤势怎么样？会不会……一想到他可能截肢（她让自己对此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以致有时简直像在等待这厄运的降临），而她不仅没有在他身边，甚至连消息都不能及时得到，她的心就紧缩起来。
应该去看看他了，她想。
她有很多话要对他说，新的工作给了她很多新的印象、感想，也有不少的困惑。她离开学校还不到一年，而学校里的变化之大叫人吃惊：与武斗有关的人仍很活跃，但却显出一种病态的狂热，似乎是在有意寻求刺激，而其余的多数人却表现出厌倦和冷漠。在她的记忆里，学生们是很瞧不起逍遥派的，现在竟有越来越多的人公开表示“哪头都不搀和”。不少学生无所事事，整天东游西荡，惹是生非，干些诸如用弹弓把路灯灯泡挨个儿打碎，或是成群结伙到乡下去偷瓜果之类的勾当。迟丽中曾试图在几所中学组织学生搞大批判，费力不小但收效甚微，能应付差事地出几张内容空洞的大字报就算是好的。
她特别想跟项光谈谈吴政委。一天下午，核心组通知，军区2号首长到总部来了，让她去参加会见。她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一楼接待室。参加会见的有十几个人，都是总部一些次要部门的头头，核心组里只有4号勤务员高子超在场主持。吴政委坐在把头的沙发里，旁边是一位陪同前来的青年军官，迟丽中听人叫他张干事。
在康平，吴政委是个传奇式人物，据说他参加过长征，抗战时率领过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游击队。日本人、国民党、保安团都多次悬赏买他的脑袋，也多次宣布过他被“活捉”或“击毙”的消息，但每次宣布之后不久，又贴出告示以更高的赏格缉拿他。群众中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有的说他料事如神，有的说他身轻如燕，有的说他手使双枪百发百中，有的说他当过和尚，曾遇仙人指点，身怀绝技，有的说他出身望族，上过大学，熟读兵书战策，能知天文地理吉凶祸福……
但是，迟丽中所看到的吴政委，却是一个干瘪瘦小的老头，布满老年痣的皮肉松弛的脸上，泛着一种久病者的灰黄色，一双小眼深陷在多皱的眼窝里，眼泡有些浮肿，目光阴郁而混浊。最近都传说他病得很厉害，看来不假。会见开始时，张干事介绍情况：“吴政委身体不好，但是他很关心同志们，今天特意来看看你们，有些问题想跟大家一块儿商量商量……”
会见的气氛客气中透着拘谨。迟丽中参加过几次与部队首长的会见，有时来的不过是个级别不高的干部，但气氛总是亲密而热烈的，今天却显然不同。高子超在汇报情况时东拉西扯，光说些鸡毛蒜皮的事。吴政委插话提问，问的都是些“怪”问题：对大联合、三结合有什么打算啦，对康平的干部问题有什么想法啦，总部能不能削减人员，让更多的人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啦……在迟丽中的记亿里，别的部队首长到这儿来，很少问到这些。
“很多大的厂子，重要的厂子，都不生产了。”吴政委忧郁而不满地说，“市、局、厂各级生产指挥系统都瘫痪了。各级领导干部都打倒，都靠边站，不让他们工作，他们当中就没有几个是好的？毛主席说，干部中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把他们解放出来，让他们工作，不给他们别的权，让他们先把生产抓一抓还不行，不会么？我们曾经让胡思泰同志抓抓这个事，虽说成绩不大，我看他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结果不但联司派要批他，听说你们红旗派也有人要批他，现在他不仅没法工作了，连他的安全也没人管了。我知道今天我讲这个话实际上对他有害无益，可我还是要讲！我们革命几十年，革来革去，不能把最基本的道理都革颠倒了！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还是将来的事，我们这是一个国家，是个国家，老百姓都要穿衣吃饭；即使世界大同了，也不能靠别人给咱们种大米种棉花吧？可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我们是在争先恐后地砸自己家里的坛坛罐罐，这样砸下去不得了哟，我的同志哥！工厂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