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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项光低声纠正，“他们那个部门是个特殊系统，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更不知道它的名称。”停了一下，“我父亲就在他们手里。”
45
牛威到达机场四十分钟以后，为他紧急安排的飞机起飞了。尽管中途两次降落加油，还是在天亮前把他送到了北京。两小时以后，他已经站在他供职的那个部门的首长之一、同时也是他的父亲牛东贤的面前了。
牛东贤沉静地吸着一支奇大的烟斗，听牛威报告。
“前天我给您发了一封电报——从邮局发的普通电报。这是出于迫不得已。”
“你说明理由。”
“简单说，我认为原来的系统不可靠。详细理由请允许我在后面说明。”
牛威说完，看了父亲一眼。牛东贤皱了皱眉，但没说什么。他相信牛威这样做可能是必要的，但仍有些不满。利用邮局电报在这个部门一般说是禁止的，除非事先经过批准，或有待珠目的。牛威的情况不在此例。如果他不是牛东贤的儿子，恐怕理由再充分也不敢这样做。牛东贤很注意这个，不愿儿子有特殊意识。这是个绝对不允许讲关系、讲感情的部门。即如此刻，他明知儿子一定很累了，但按照部门的惯例，下级向上级当面报告工作时必须站着，所以决不发话让儿子坐下。
“我的案子有了突然变化。”牛威说。
这—点，牛东贤收到那封电报时就估计到了。那电文是：
二姨旧病发作拟用新药如有起色当飞京面告故清订机票若三天内不到即为有变可问三哥
这电报曾使牛东贤很不安。这里，他也不能不承认有私人感情在起作用。“三天内不到即为有变”的是他的儿子（单从工作上讲，牛威承担的案子说不上特别重要。即使完全失败，对全局也没多大影响。与外界想象的不同，牛东贤的工作充满了失败和挫折，有时候一个较大的成功，甚至是在许多失败和挫折的基础上取得的。使牛东贤不安的，主要还是担心儿子的安全。电报表明牛威正在采取—些事先没有安排的、危险的步骤，如果三天内没有消息，就是发生了意外，必须动用一个备用的系统去寻找或解救他。但是，由于他的行动不在预定计划之内，几乎不可能很快找到他，解救他。目前牛东贤无法给他任何支援或帮助．只是下令“订机票”。一份绝密电报拍到了六八四八部队：如果有人自称已由北京代订了9l827354号机票，就立即以最快速度把这个人送到北京。
现在儿子已经站在面前，向他报告了。
“二姨接到了新的指示——怎样得到这个指示的，暂时还不知道。武胜山区出了几股土匪，其中的一股，有—条也是我们暂时还不知道的渠道，与台湾挂上了钩。台湾要二姨把这股土匪接过来并加以领导，让这股土匪设法联合或吞并其它几股土匪，逐步建立一个武胜山游击基地。”
牛东贤把他那奇大的烟斗重装了一斗烟丝，点燃了慢慢吸着，听牛威讲下去。
“武胜山的位置的重要性在于：第一，它的西北方有我们个战略国防基地；第二，它的周围有十来个国防工厂，像康平市的七四一五厂等等；第三，它的南面三百公里是国境线，边境的另一侧有国民党的残匪，而这三百公里全是人迹稀少的山区。”
“嗯，说下去。”
“二姨派我去山里找到那股土匪，任务是接上关系，了解情况。”
“二姨有什么打算？”
“暂时看不出有什么具体打算。这个人做事很稳，目前好像只是想多了解些情况。”
“是不是还有点儿不想动？”
“有这种可能。潜伏了二十年，没有任何活动，自以为很有本钱了，要干自然就得干件值得的大活儿。二姨对武胜山区位置的重要性是怎么估价的，我还不知道，但另外一点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二姨不怎么相信那股土匪成得了多大气候。”
“这就是说，短时期内不会有大举动。”
“如果我向二姨报告情况时再打点折扣，几乎可以肯定会这样。”
“既然是这样，你完全可以按正常系统报告情况嘛！”
“问题是我临时采取了一个行动。”
“你说吧。”
“武胜山虎牙峰一带共有四股土匪，它们的人员组成和政治态度互有差别。和台湾挂上钩的那股，成员中地富成分比例较大，为首的是个越狱的反革命罪犯。且不谈另外两股；还有一股，活动地区与刚说的那—股邻近，而它的组成，除了—部分刑事犯，大部分是邻近省份因派性斗争而逃出来的人，领导权也在这批人手里，为首的叫叶军，可能是化名。”
“你想利用这股土匪？”
“是的，因为我认为这是当时当地可能找到的最有利的办法。部队显然暂时顾不上管土匪的事，我们又不能听任那股与台湾挂钩的土匪活动、发展。那样将来清剿时就得付很大代价。您可能不了解那里的地形……”
“不，我了解一些。”
“那我就不再说明这一点了。”牛威将信将疑地瞥了父亲一眼，“我当时想，我的计划是必要的．但是也涉及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需要上级批准。我觉得原来的系统不会立即做出决定，而我也不能等待……”
“你认为你的直接领导没有决断能力？”
“他不缺少这个能力，我怀疑他缺少勇气。”
“为什么？”
“因为‘文化大革命’。”
“这样笼统的说明不行。牛东贤态度严厉而语气刻板。其实他对别的下级也不都这样。这种过分，实际上还是他偏爱儿子的一种曲折反映。
“我不能指责我的直接领导。再具体一点讲，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对每一个人的心理都会产生影响，即使我们这个部门的人也不例外。在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做出决断时，会怕犯错误，怕担责任，不敢果断做出明确决定，甚至不敢明确地向上级请示。这样就会使我失去一次不可再得的机会。”
牛东贤把烟斗从嘴角挪开一点。他心里承认儿子的话有道理．并且可以猜想到大概那个直接领导已经有过几次不敢负责的表现，只是儿子不愿明说罢了，但仍以挑剔的语气问：
“于是你就自己做出决断了？”
“当时是这样，但我留了余地，就是事后要得到您的直接批准。如果您不同意，我可以停止进行，并且取消已经达成的协议。”
“什么协议？”
“我看我还是按顺序讲。根据二姨的要求，我首先到了那股与台湾挂了钩的土匪那里，接上了关系，了解了一些情况……。
“这些情况日后你补一份报告来。”
“是。离开那里以后，我绕到了以叶军为首的土匪那里，并且和叶军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我使他相信了我是一个有权威的公安人员，但又不使他感到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只让他感到是个潜在的压力。做到这一点以后，我们的谈话就比较容易地产生了结果。就是说：叶军同意对那股台湾土匪加以监视、袭扰、削弱，如果可能就消灭他们。不过他说短期内没有这个力量。”
“你的交换条件呢？”
“承认他们这样做——如果确实做的了——是我们所希望的。”
“他们不会满足于这个笼统的说法”
“是这样。我要叶军自己提提，希望从这种‘承认’中得到什么具体好处。结果他提了三点：第一，他们希望在适当的时机能够不受审判地投降；第二，即使需要审判，也应从宽处理；第三，他希望理解他个人的苦衷。”
“当土匪的苦衷吗？”
“他说，他，还有他手下的一些人，本来都是普通群众，有的还是团员，后来参加了派性武斗，比较积极，有的打死打伤过对方的人，比如他承认他就打死过对方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对方武斗队里的头头。再后来，对方占了绝对优势，把他们这—派彻底打垮了。他和另一些人虽然当时侥幸逃脱，但对方四处追拿他们，扬言要向他们‘讨还血债’。他们也都知道落在对方手中断无生理。叶军说，对方有些人很残暴。武斗当中，你死我活，可以理解，可是对方有一次打赢了之后，竟把被他们打死的人的尸体吊在树上练习打靶。”
“你好像有点儿同情他？”
“不！我只是客观转述他的话。任何人走上犯罪道路都有他可以说明的原因，这是您教给我的。即使是那股台湾土匪，我接触了其中几个地富成分的家伙，其实他们本来也不一定是刁顽之辈，尤其是那些地富子弟，在生产队里干活，虽说待遇有些差别，只要过得去，他们也认头。我了解了一下，他们确实比较集中地来自几个地方，而这几个地方，正是运动初期横扫牛鬼蛇神斗得最凶的地方。有人告诉我，他所在的那个县，四五天当中就打死了‘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二百七十多人，包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大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有十几户人家被满门杀绝。被打伤的、致残的就更多了，‘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几乎没一个没挨过打的。这个人说，他如果不跑出来，肯定会被打死，因为他知道自己脾气倔，挨打时不会下跪叩头求饶。”
“你离开正题了。”
“是。叶军讲的那些情况，我都是听听而已，因为一时我无法辨别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或者有没有夸张之处。不过，他最后有一句话，我原则上表示了同意。”
“什么话？”
“他说，他既然把国民党的土匪当敌人对待，至少应该承认他是有爱国心的。”
牛东贤沉思了片刻，结论地说：
“好吧，尽管我不完全同意你的一些具体说法，不过我不反对给叶军一次机会。如果他真能做些好事，将来自然可以将功折罪。这是我们的一贯政策，即使没有什么协议，也会这样考虑的。当然，既然建立了这种联系，你可以把它保持下去，并且利用这种联系主动做些工作，比如劝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