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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你只带了两名战士，可你是副司令员，是那次行动的总指挥……”
“你是说我没必要亲自冒那个险？那其实没多大危险！当然啦，如果是今天，我也可能派个别人进村去，可当时那个劲头，那个想法，跟现在大不一样啊！那时候的想法，用今天的话来表达，叫着：最能保证打胜仗的位置，就是指挥员的最好、最安全的指挥位置。”
广场上空响起隆隆声。一队“银燕”编队飞过。那是苏联制造的米格17型战斗机。这种飞机曾在朝鲜战场上空击落过美国的“佩刀式”和“黑寡妇”，被空军战士以至全国人民赋予了“银燕”的美称。可是牛东贤和项河都知道，这种机型正在变得陈旧、落后了。
差不多整整十四年以后，牛东贤在那个秘密地点与项河分手时，空中也有一阵隆隆声掠过。那是我们刚刚研制出来的歼8型机在试飞。这种机型总体上只比米格19先进一些，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
“有什么困难吗？”牛东贤问项河。
“没有。”
“有什么要求吗？”牛东贤又问。
回答还是：“没有。”
第九章文攻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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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八。六惨案”的起因，绝对不可能搞清楚了。它肯定将和“八。六惨案”的直接原因——谁先开的第一枪——一样，成为千古难解之谜。不过，作为一种“闲言碎语”瞎听听，倒是有人听见过一种流传在极小范围的传说；但这种传说不仅从来、也不可能得到证实，正相反，倒是一再被郑重宣布纯属反军谣言。这传说的基本内容是：有一次，米军长曾经召集手下几个负责“支左”的干部讲话，批评他们工作不得力，对中央精神缺乏深刻的领会，对斗争形势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估计，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提到那次送饭游行事件，说这次事件曾在上面引起震动，使“大院里那帮人”很有一段日子不好过。然后，他用了至少一刻钟谈了筹建“革委会”和“三代会”的问题，联合筹建和一派单方面筹建的可能性都谈到了。最后谈到武斗问题时，他强调武斗绝不是目的，同时又指出：马上就使武斗停下来也不现实。他指示说：关键是“文攻武卫”，你们要抓住这个题目，好好做一篇像样的文章！
后来军政委在辟谣时断然表示：根本没开过那样一个会！就是说，米军长不仅没讲过这个话，连讲这个话的时间、地点都不存在。
其实，即使退一万步，就算真讲过那个话，您能把责任推到米军长身上吗？历史地，也就是把具体事物放到当时的具体环境中来分析，这些话并没有重大错误，完全没出大格。下面的理解是下面的问题。
又据说那一段米军长的心情不大好，那倒是较有可能的。他从一些微妙的迹象察觉到，上面对康平问题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变化，原来明确支持他的那些上层人物，说话的口气、措词有点儿让人捉摸不定了。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危机感，担心在他所不知道的高层，为了某种平衡正在进行讨价还价，最后把他作为一个交换条件而放弃。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种预感未必全无道理。那么，他不愿意被轻易“放弃”，也在正常的情理之中。
但是，这与“八。六惨案”之间根本谈不到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我们还是只说事实吧！
八月六日下午三时许，“联司”派调集了二十辆卡车，把本派的六百名群众送进了“红旗”派控制的地面。同行的一辆广播车，用高音喇叭反复呼叫：“我们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们不是来武斗的！我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一辆接一辆地停在路边。人们纷纷跳下车，提桶的提桶，拿纸的那纸，然后是刷浆糊，铺纸，写大字。六百人闹闹哄虹地挤在不长一段街面上，刷写着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要求停止武斗的大标语。街道两旁的所有大门都紧紧关闭着。“红旗”派的人一时搞不清怎么回事，都退回到屋里或院里，紧闭门窗。当然，在屋里院里，他们迅速地“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事后调查时他们对此并不讳言，并强调这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一伙人开始敲供电局的大门。他们要到院子里去刷大标语，宣传毛泽东思想。院里有人隔着墙回答：我们这儿有足够多的毛泽东思想，用不着你们多此一举。外面的人更起劲地敲门，还有人高呼：“毛泽东思想无往而不胜！”里面则发出了警告：你们胆敢挑衅，就杀你们个片甲不留！
就在这时，有人打了一枪。如前所述，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打的这第一枪，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您就当它是走火吧。
而实际上这一枪不折不扣起了信号作用。转眼之间，屋里、院墙里的轻重武器一起开了火。这儿，我深感重要的不是描写六百人挤在街面上夺路而逃的惨状，而是必须立即告诉我的读者：我们的人民是极好的人民！按当时的势态，这六百人确实真能被杀得片甲不留、就地全歼。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逃掉了；许多人还是逃上了卡车，而卡车是一辆接一辆地发动、开走的。
当然也有倒楣的。三分钟以后，一度闹哄哄、乱糟糟的街面上，变得静悄悄、空荡荡了。“联司”派撤离时带走了全部轻重伤员，但是留下了十二具尸体。
“联司”总部的宣传班子忙碌起来。因为找不到项光，阎绍直接主持笔杆子们起草了《向中央告急电》和《告全市人民书》。因为十二名死者中有俩人经调查出身成分不好，阎绍决定不予宣布，所以在第二天广为散发的《告全市人民书》上，加黑框的死难烈士遗像只有十幅。
“红旗”派也赶印了大量传单，题为《揭穿一个大阴谋》，指出“联司”派以刷大标语为名，行武装挑衅之实，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有行动的蓄谋已久的大阴谋。我方予以迎头痛击，是天经地义的正当防卫权利。再敢来犯，依然照此办理！
由两军混合组成的执勤部队清理了现场，并在街面上搭起帐篷住了三昼夜，以防再起事端。由“两军”派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则从一开始就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九七七九部队的代表强烈要求必须得出“‘红旗’派向徒手群众开枪”的结论；而军区的代表坚持认为事端是由“联司”派挑起的，“红旗”派自卫无罪，证据是供电局院墙外侧有新弹痕数处，显系“联司”派人员射击所致。双方后来总算取得了惟一的共同点：关键在于谁先开的第一枪，这一点必须查清。双方之所以能取得一致意见，是因为心里都清楚永远查不清。果然，查了半个多月。便再无下文。康平老百姓从此再没听人说起过这个联合调查组，也不知道他们是几时解散的。
其实老百姓本来就对这种联合调查没抱什么希望，甚至对于事件本身也没多大兴趣。多数人只是把它当个谈资，听听说说而已。部分人——他们要算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的——把两派的传单都找来看看，再不加评论地扔在一边，顶多以一种高瞻远瞩的派头说：这问题到运动后期就清楚了。不愿或不敢参加武斗的人，自然更没有力量制止武斗。而武斗既然发生了，有人受伤，有人殒命，便也全在意料和情理之中。他们不再因红的血或白的脑浆而震动了。他们见惯了，变得麻木、迟钝因而冷漠了。他们开始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一切，或者干脆把自己看作局外人，对那一切看都不看、想都不想了。
然而——当局者迷。
赵反不是局外人。当了一年多的总部武装总司令，他的心里、感情也越来越强烈地滋生出一股首领意识——当然，他不是政治首脑，而是一位“将军”。他心里丢不开放不下的就是两件事：一是保持本派武装力量的强大，武斗时要打赢；二是保护本派的群众，不使他们吃亏，吃了亏要替他们出气报仇。他想：做不到这两条，还要我干什么？
供电局门前街道上枪声大作之时，他正在医院里听取范侠生的报告。而在此之前，他又是被人从应文礼家叫到医院来的。
从早上起，他在应家待了一上午。如果不是必须马上去医院，他本来要在应家待一天。自从应文礼死于非命以后，他每个月里总要有两天在应家度过。他深深感到，应文礼的死即使不是为了他，也是因为他。如果“九。一”那天早晨他找的不是应文礼或谁都没找，不管毛主席在北京怎么发号召，应文礼都不会“出来”，现在自然也就好好儿地活在家里。他觉得有义务“替一替”死去的徒弟，便自作主张地管应文礼的父母叫起了“干爹”、“干娘”，而过去他是管他们叫“大哥”、“大嫂”的。应文礼那一群弟弟妹妹，从前都叫他“赵师傅”，现在他命令他们改称“大哥”。这天也和往日一样，来到之后，他就动手干那些粗重的家务活：劈柴、挑水、修理院子里一小片菜地的篱笆，把院子彻底清扫一遍。然后，他率领着七名娃娃，浩浩荡荡开进了附近一家冷食店，给娃娃们每人叫了一份冰激凌。他自己要了一杯用糖精和香精兑成的不冒气的“汽水”，一口气倒进肚子里，然后就坐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娃娃们吃冰激凌。他们都吃得极慢，生怕自己比别人先吃完。不幸的小八才五岁，缺少足够的克制力，别人的冰激凌还剩下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他已经舔光了自己的盘子。他那怯生生而又热辣辣的目光，依次把哥哥姐姐的冰激凌看了一遍，最后落在了赵反的脸上，目光中有懊悔和歉疚，也有乞求和期望。赵反心头一热，想给小八再叫一份冰激凌，可是马上又有些犹豫，不知道这是不是有娇纵之嫌，而应家的孩子是不应该、也娇纵不得的。这时，大姐姐应文华似乎已洞察一切，不动声色地把自己剩下的冰激凌分了一半给小八。问题圆满解决，赵反竟暗暗出了一口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