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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会去的，”骆彤珍流着泪说，“而且我知道，你这一去，我很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啊，原谅我！”她突然把他的头抱在自己的胸前，“我不是故意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知道你很忌讳这个。可是我怕……我怕呀！”
赵反没有对她的巨大做出反应——没有拒绝也没有迎合。他只感觉到疲倦，一种不是凭理智，而是从内心深处宿命地预感到他该做的事都已做完，因而产生的从精神到肉体全都放松了的疲倦。或许是这种态度怂恿了她，她把他的头抱得更紧了些。他的头在搂抱的挤压下分明地感觉到那丰腴的、鼓胀的弹性。他很清楚那是什么样的诱惑。他本能地想抗拒，但随即就想都不去想它了。他太疲倦了，只觉得一切过于认真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反而是怯懦的。倒不如给她一个满意的回报，倒还能显出点勇气，因为她确实没少为他操心尽力，哪怕是一股痴迷吧，总是真的，因而也是有理由要求得到回报的。
于是他问：“你想要什么？”
“你知道。”
“好吧，”在一个紧张而短促的停顿之后，他暗哑而疲倦地说，“你去把灯拉灭……”
50
项光不慌不忙地走在寂静的街道上。康平市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安谥的夜晚了。听不到一声枪响，甚至两派范围交界处也看不见公开的岗哨。虽然如此，毕竟夜已太深，路上还是没有了行人，两旁建筑物里的灯光也都熄灭了。只有从云霞江上吹来的夜风在街上徜徉，驱赶着白天残留的炎热。
宁静的夜很适合于进行深细的思索。项光边走边想，却时有一种抓不住思路的苦恼、困惑。很快就要见到丽中了，他有很多话要对她说，有些话非常重要，可又总觉得不少问题自己还没有想透彻，自然也不可能说清楚。最近他读了不少书，分明感到自己正在充实和丰富起来，思想变得比前有力多了。他也观察了许多事物，同样分明地感到自己正越来越能够摆脱一派的狭隘，从更高的境界看这些事物，因而眼界、胸怀变得比前开阔多了。当然，他在看透了一些事的同时，也碰到了许多一时还无力解决的问题，不过他并不为此焦虑，因为他相信这是认识深化过程中的一个正常阶段。此外，他也意识到最近这一时期是他无所事事、缺乏行动的时期，尽管他决不想当一个单纯的思想家，他至少也能意识到目前的缺乏行动是迫不得已的。现在这一点已得到证实是对的，当康平市以两大派相争为核心内容的种种“行动”开始平稳下来时，他感到自己开始行动的时刻正在逼近。
可是他仍然弄不清楚他将怎样开始，怎样行动，目标究竟在哪里……
他实际上只不过感到一场凶险的风暴正在临近——仅此而已。
待会儿他将告诉迟丽中他已经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这个暂时还不能明确地告诉迟树诚，跟丽中讲时也得当心不要吓着她。但不管多么大逆不道，这个怀疑已经确立。两年了，运动还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成果，国家没有因它更富强，社会没有因它更进步，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因它更巩固，毛泽东思想与其说得到了普及还不如说受到了实用主义的阉割和歪曲。然而，在这两年的时间里，运动却给很多很多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了，运动不仅对挨整的人是灾难，对整人的人也是灾难，而且两者常常互换位置，最后使许多人既挨过整也整过人。或许只要黑五类和无权势的知识分子始终处在挨整的地位，但决不挨整的肯定只是极少数。一场“全面内战”，到处都是破坏，不仅没有建设而且禁止建设。尽管百般掩饰，财力的不支和物质的匮乏已触目可见。经济活动有它自身的规律，掩饰和干预都改变不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不怀疑再过一段时间（只是不知多久），运动可能逐渐产生一些积极成果，不在这方面就在那方面，也可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反正成果总会有的，辨证唯物论不承认绝对好或绝对坏的事物。可是，即使那样，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毕竟是太大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
是的，这曾经是一场难于逾越的障碍，推动项光越过这道障碍的是李逢春。项光至今没见过李逢春，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个人，只知道他是个现行反革命，“九。一一”以后某些方面故意把他跟“联司”的案子搅在一起，结果“联司”平反后，错中有错地把他也给放了，等到察觉后又去抓他，已是遍寻无着。把项光和李逢春联系在一起的，是狱中生活的一个黑暗的日子，他得到秘密传来的警告：“公安红旗”已上报一份材料，要求批准立即镇压怙恶不悛的“联司”分子赵反、项光、李逢春，以刹住愈演愈烈的翻案风。他们对于李逢春的案情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有一本日记，其中充满反革命言论，例如说刘少奇是全国人大选出来的国家主席，只根据几个人的那怕是毛主席的意见就打倒是错误的等等。这种说法最初曾使项光觉得好笑，猜测李逢春大概是个又幼稚又狂妄的家伙：如果全国人大开会投票，难道代表们会不听毛主席的话投票支持刘少奇？可是，当他想到李逢春就是为了日记里写下这样一些想法而可能被枪毙时，他“好笑”不起来了。他感觉到，而且细想之后确实发现，在李逢春这种幼稚想法的背后，包含着及其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只追求真理，不迷信权威，哪怕是毛主席。毛主席的智慧可能是无法企及的，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真理不会永远只在一个人手里，哪怕是亘古难觅的伟人。李逢春的结论可能终不免肤浅，但他的思想方法确实达到了一个境界，而这个境界却是他项光目前还没有达到的。这不全是，甚至完全不是智力问题。项光感觉到了，这是他从小受到的教育，特别是家庭影响的结果。爸爸那种对毛主席忠心耿耿，为毛主席万死不辞的精神，在他的心灵中和思想上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李逢春使他认识到，这不是优点，而是局限，是自己为自己的思想构筑的樊篱。他不想背叛毛主席，但他只皈依真理。
然而李逢春的命运也明白无误地提示他，这是大逆不道的，是可处极刑的死罪。
他不想、也不会因此而退缩。他只是因此而明白了这有多大凶险。
暂时他还不知道应该怎样行动。一个人站在大街上演讲一番，说出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然后被投入监狱，那不是认真的行动。私下里以发牢骚的形式散布一些影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早晚会被人“揭发检举”。
更糟的是他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具体说，就是不知道怎样了结前一段的活动。你现在怀疑“文化大革命”，这目前还只有你知道，但两年来你一直是它的积极参与者，还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头头，你不仅对你做过的事、涉及到的人，而且对你所在的组织，都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退出必须是逐步的，决不能只发个含糊其词的声明了事。尤其是当你所在的组织面临关键时刻，吉凶未卜，而且在你看来凶多吉少的时候，你不仅不能撒手不管，相反的还要多尽些心力，并且同它一起承担可能面临的任何后果。说到底，你对两年来的的积极参加并不后悔，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积极参加，你就不会了解这么多的真情实态，不会有这么多的思考。逍遥派早已普遍对运动感到厌倦了，那厌倦也可以发展为怀疑，但永不会成为积极的怀疑。
一个人是很渺小的。在一个动乱的、强调集体而有观念僵硬的社会里，一个渺小的个人要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就更困难。项光从一年前就开始觉得自己是坐在一列重载列车上，而列车则被惯性推着向前疾驶，谁都无法使它停下来或改变方向。看来他还得在列车上坐一段，不同的只是他已有了不安分的心思，虽然还拿不定主意，究竟是努力于改变列车行驶的方向，还是干脆跳下去，因为目前看来这两样都几乎不可能。
就这样边走边想，项光来到了迟家门前。在最后的极短一段时间里，他心里涌起一段苦涩。这一次，他将自觉而有意识地告诉迟丽中：目前他们的关系必须严格保密。当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凶险时，他要尽量使她少受牵连。而这就意味着长期的音信隔绝，或许还有感情的冻结。他和任何男人一样，也企望着一个美丽贤惠的妻子，一个温暖幸福的家庭，但现在必须忍一忍，先别急着去想它，并且把心头涌起的苦涩压下去。
他望了一眼已经熄了灯的窗口，轻轻地，但也是坚决地在门上敲了几下。
迟树诚很快起身开了门，见是项光，有些惊讶，说：“我还以为是中儿呢。”
项光抱歉地说明他不得不深夜打扰的原因。
“中儿还没回来。”迟树诚一面请项光进屋落座，拿烟倒水，一面说，“看来她们的会开得比你们还长，不过我想她也该回来了。”
“她会不会因为太晚不回来了？”
“她从来不在外面过夜，除了让你逮去的那次。”
两个人都笑了。迟树诚端来一盘糕点。
“你一定饿了。这是给中儿留的，分给你一半吧。”
老迟头显得很高兴，卷了支烟，慢慢抽着。项光吃糕点占住了嘴，他就一个人唠叨着：
“到了北京，替我向你妈问个好。这也算该有的礼数。你呢，到了学习班，好好学点正经东西。那是中央，跟康平不同。噢，我当然知道，学习班不是光上课，是要解决康平两派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也知道你是干什么去的。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现在是各为自己的观点，你当然保你们‘联司’派。这没什么，只要光明正大就行，你吃着！别跟我老头子在这儿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