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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利用这股土匪？”
“是的，因为我认为这是当时当地可能找到的最有利的办法。部队显然暂时顾不上管土匪的事，我们又不能听任那股与台湾挂钩的土匪活动、发展。那样将来清剿时就得付很大代价。您可能不了解那里的地形……”
“不，我了解一些。”
“那我就不再说明这一点了。”牛威将信将疑地瞥了父亲一眼，“我当时想，我的计划是必要的．但是也涉及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需要上级批准。我觉得原来的系统不会立即做出决定，而我也不能等待……”
“你认为你的直接领导没有决断能力？”
“他不缺少这个能力，我怀疑他缺少勇气。”
“为什么？”
“因为‘文化大革命’。”
“这样笼统的说明不行。牛东贤态度严厉而语气刻板。其实他对别的下级也不都这样。这种过分，实际上还是他偏爱儿子的一种曲折反映。
“我不能指责我的直接领导。再具体一点讲，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对每一个人的心理都会产生影响，即使我们这个部门的人也不例外。在关系重大的问题上做出决断时，会怕犯错误，怕担责任，不敢果断做出明确决定，甚至不敢明确地向上级请示。这样就会使我失去一次不可再得的机会。”
牛东贤把烟斗从嘴角挪开一点。他心里承认儿子的话有道理．并且可以猜想到大概那个直接领导已经有过几次不敢负责的表现，只是儿子不愿明说罢了，但仍以挑剔的语气问：
“于是你就自己做出决断了？”
“当时是这样，但我留了余地，就是事后要得到您的直接批准。如果您不同意，我可以停止进行，并且取消已经达成的协议。”
“什么协议？”
“我看我还是按顺序讲。根据二姨的要求，我首先到了那股与台湾挂了钩的土匪那里，接上了关系，了解了一些情况……。
“这些情况日后你补一份报告来。”
“是。离开那里以后，我绕到了以叶军为首的土匪那里，并且和叶军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我使他相信了我是一个有权威的公安人员，但又不使他感到是一个直接的威胁，只让他感到是个潜在的压力。做到这一点以后，我们的谈话就比较容易地产生了结果。就是说：叶军同意对那股台湾土匪加以监视、袭扰、削弱，如果可能就消灭他们。不过他说短期内没有这个力量。”
“你的交换条件呢？”
“承认他们这样做——如果确实做的了——是我们所希望的。”
“他们不会满足于这个笼统的说法”
“是这样。我要叶军自己提提，希望从这种‘承认’中得到什么具体好处。结果他提了三点：第一，他们希望在适当的时机能够不受审判地投降；第二，即使需要审判，也应从宽处理；第三，他希望理解他个人的苦衷。”
“当土匪的苦衷吗？”
“他说，他，还有他手下的一些人，本来都是普通群众，有的还是团员，后来参加了派性武斗，比较积极，有的打死打伤过对方的人，比如他承认他就打死过对方两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对方武斗队里的头头。再后来，对方占了绝对优势，把他们这—派彻底打垮了。他和另一些人虽然当时侥幸逃脱，但对方四处追拿他们，扬言要向他们‘讨还血债’。他们也都知道落在对方手中断无生理。叶军说，对方有些人很残暴。武斗当中，你死我活，可以理解，可是对方有一次打赢了之后，竟把被他们打死的人的尸体吊在树上练习打靶。”
“你好像有点儿同情他？”
“不！我只是客观转述他的话。任何人走上犯罪道路都有他可以说明的原因，这是您教给我的。即使是那股台湾土匪，我接触了其中几个地富成分的家伙，其实他们本来也不一定是刁顽之辈，尤其是那些地富子弟，在生产队里干活，虽说待遇有些差别，只要过得去，他们也认头。我了解了一下，他们确实比较集中地来自几个地方，而这几个地方，正是运动初期横扫牛鬼蛇神斗得最凶的地方。有人告诉我，他所在的那个县，四五天当中就打死了‘四类分子’及其家属二百七十多人，包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大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有十几户人家被满门杀绝。被打伤的、致残的就更多了，‘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几乎没一个没挨过打的。这个人说，他如果不跑出来，肯定会被打死，因为他知道自己脾气倔，挨打时不会下跪叩头求饶。”
“你离开正题了。”
“是。叶军讲的那些情况，我都是听听而已，因为一时我无法辨别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或者有没有夸张之处。不过，他最后有一句话，我原则上表示了同意。”
“什么话？”
“他说，他既然把国民党的土匪当敌人对待，至少应该承认他是有爱国心的。”
牛东贤沉思了片刻，结论地说：
“好吧，尽管我不完全同意你的一些具体说法，不过我不反对给叶军一次机会。如果他真能做些好事，将来自然可以将功折罪。这是我们的一贯政策，即使没有什么协议，也会这样考虑的。当然，既然建立了这种联系，你可以把它保持下去，并且利用这种联系主动做些工作，比如劝他们尽量少侵扰附近群众，有条件的话自己种点粮食、蔬菜。”
“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叶军带我去看过他们的稻田和菜园。”
“嗯，总之，他们欠帐越少，将来算帐时咱们就越主动。有两点你要特别注意：一、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思想上始终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二、客观上讲，他们强一些，对那股台湾土匪的牵制就会更有力些，但这要靠他们自己；绝对不允许你通过任何直接间接的方式帮助或纵容他们发展力量。”
“是。”
“这部分活动，既然这样开始了，以后就直接向我报告吧——少让下面的同志担些政治上的责任也好。我给你另外安排一个请示报告的系统，安排好了，让他去找你。你得立即回康平以免引起二姨的疑心。”
“明白了！”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我立即回康平，不能去看妈妈和小弟小妹了，他们都好吗？”
“都好。”
“表弟也好吗？”
“阿昌也好。他虽然开始工作还不久，有时候显得比你还成熟些。我总觉得你比较感情用事。”
“是，我努力改。”
“噢，”牛东贤笑了笑，“这话是作为父亲对儿子说的。对了，工作谈完了，你坐下吧。坐—会儿——两分钟。你显得很累；身体还行？”
“身体很好。现在是有点儿累，不过还顶得住。我有时候整月数月地一点事都不干。”
“要坚持锻炼。不要荒疏了业务。”
“您忘了？我是工学院队体育器械保管员，这个身分正好掩护我从事业务锻炼。”
牛东贤点点头，但没再说话，似乎又在想着什么事。牛威站起来，说：
“爸，我走了。”
“不，你再等一会儿。”牛东贤叫住了儿子，但没再让他坐下，而且又想了一会儿才说，“刚才我想起了项河。他在武胜山打过游击，我了解一点武胜山的情况，就是听他讲的。他的儿子项光是你的同学，也在康平……”
“昨天我遇见项光了。”
“噢？怎么刚才没讲？”
“我原以为这些细节不必向您报告。”他简单讲了讲与项光邂逅的经过。
牛东贤一边听着一边又陷入了沉思。牛威讲完后好一会儿，他才下了决心地说：
“这事我很为难。不过幸好……”他原想说幸好你是我的儿子，但终于没说出来，留给牛威自己去理解，“幸好你还可靠。项河的案子与你无关，你不要问，甚至也不要做任何猜想。你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某种个人的原因，我承担了照顾和保护他的家属、子女的义务。”
“您可以不必告诉我为什么，只告诉我要我做什么和怎么做。咱们这个部门不是经常这样的吗？”
“噢，不仅仅是这样。你还必须做到，不能让任何人，就是说除了你和我之外的任何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还有，这个任务也不在我们的正式计划之内。”
“我理解您的意思是除了当面请示报告，不得在任何系统的请示报告内提到这件事，是这样吗？那么，您得给我一个原则，然后我有权在这个原则范围内相机行事。”
“在不使任何人能感觉到我们在照顾和保护项河的家属子女——我提醒你，那会严重影响项河的案子，给党和国家的利益造成巨大损害！在这个前提下，你尽量照顾和保护项光。”
“做到什么程度？”
“最起码的人身安全。其它的不必管。”
“那么要不要劝他或者强迫他退出文化大革命的两派斗争？他可能在武斗中被打死，事实上已经受过一次伤了。如果他所在的一派输了，还可能……”
“这些暂时都不要管。如果因为这些出了什么事，那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的，对我们来讲，可以与遇到偶然车祸一类的意外灾害一样看待。总之，除非遇到直接危及他生命的紧急情况，不要让他感觉到我们在关心他。”
“明白了。”
“好，你可以走了。”
牛威确实明白了他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可是，如果他不是在这个部门，他决不可能说他“明白了”。他为这个任务一下子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因为他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大体上掌握，而在必要时得随时知道此刻项光正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有没有危险。可是如果不算武斗，天晓得项光会有什么危险！在这个部门里，“保护”这个词作为任务时是有确定含义的，那就是在保护对象遇到巨大危险时，你得准备必要时为此献出生命。可是项光似乎根本不存在这种危险，哪怕是潜在的。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