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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甚至很少有这种特别舒适的环境。确实，表现出的这种舒适几乎任何时候也不会带来内部的舒适，并且和病房的这位居住者有很大关系。
病人是一个高高的个子、白头发、仪表堂堂男人，他小心地把患痛风的脚放在摆着电热器的地板上，用脚掌摸索着软鞋。现在，当第一次危机过去之后，他感觉自己好多了。可是，他投入“俄罗斯性亢进剂”生产的那些钱怎么办？这一主要问题直到现在仍使他不得安宁。但今天这事就要有结果了，因为五分钟之前警备队用机动电话汇报说，那位决策人就要到这里来。
门吱的响了一声，住在这个病房的那个人抬起了眼睛，强装出笑容，穿着旧的西服，自由党戴的那种领带，从前时髦的那种金边眼镜，而他那生硬的仿佛看透一切的目光，却使那位久等的拜访者瑟缩不已。无论是二十年前当他在苏共中央机关时，还是十年前，当他坐到第一部长的位置时，甚至现在，当他处在克里j g 姆林宫权力的顶峰之一时，这种眼光都使他有这种感觉。
“啊！检察官……”病人脸上的笑容很不自然，略有克制，接着，他立刻收起笑容，说道：“这太令人感动了……”
检察官轻轻走到床边，小心地坐在床沿上，把白大褂的前襟拉平，装模作样地握了一下官员的手。
谈话开头很简短，大都是通常的寒暄套语：“身体怎样？”“主治教授说些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在单位看见你？”诸如此类的问题。回答也是习以为常的：“谢谢你来看我，亲爱的朋友，只有你才记得我。”“感谢上帝，略有好转。”“我不在，大概这些下流的东西把工作全扔了。”对检察官和他的交谈者这类人来说，那种外交礼仪简直令人难堪。
豪华病房的病人嘟囔着什么，皱着眉头，有点警觉地看了一下对方，这个可怕的人决不是为了外交上的礼貌才光临到他这里问寒问暖，也决不是来表演自己的快乐！
检察官提完所有应该提出的问题，等待着猜测的答案，沉默了一会儿，当地捕捉到官员的目光时，立刻就转入正题：“很遗憾，暂时还没有任何线索，我们正在工作。”
“外交部说什么？”这位克里姆林宫上层官僚的脸立刻阴沉下来。
“他们正在研究波兰人。”检察官简短而含糊地回答。
“还需要很久吗？”问题提得特别刻薄，特别逼人，带金丝边眼镜的人忧郁地看了一眼交谈者头上的某个方向。
“有许多种方案，所有方案都要考虑，毫无疑问，以后还会有许多必然的困难，我们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地命令他们……”
“但是，要知道你……应该在检察院坚持这一点！为什么没立案侦察？”病人仿佛又抓心脏了，就像不久前在他家书房那次一样，“所有的人你都没有跟踪侦察……”
官员终于控制住了自己。为此他付出了不少努力。他的目光是那样的奇怪、神秘，但交谈者至少明白了他指的是什么。
“你怎么？真的认为我拿走了钱？”检察官终于破译出谈话密码，澄清了必要的事实，“你说错了，这和我没任何关系。一亿美金，好像，这很多……但……”
他没来得及说完，病人更加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我认识你二十五年了！我们经历了多少共同的变化：苏共中央的垮台，联盟的崩溃，所有这些叛乱、改革，整个这个过程，我都了解你是个极为诚实的人。要知道你任何时候……”
官员没有说完，但检察官非常清楚地指的是什么。作为检察官，他多年脐身于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层。他是自己人，他是创建现代俄罗斯的元老之一，而且他没有任何背叛行为。
“一亿美金这是很大的数目，太大了，它不可能一块块地分散，不可能没有任何痕迹就失踪了，我的组织，世界各个大银行正在寻找这些钱的痕迹。我想很快许多问题都会澄清，并且这也会消除人们对我的盲目怀疑。”检察官掩饰着笑容，悄悄地把手伸到西服上衣侧面的兜里，这样，好像想证实在谈话中拥有某种小的，但至少是必须的证据。“而后来，无论是你，还是你在内务部、克里姆林宫、杜马里的人都开始便找感兴趣，为什么我要失去名誉呢？为什么要使这么多尊敬的人反对自己呢？由此我又能赢得什么呢？这正像给脏孩子讲童话的那位老爷爷说的那样，我是你在经济改革方面的评论员，答应我的就已经够了。这已少了……就自己……”客人悲伤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就突然中断了。当然，他可以不再继续说下去。官员很清楚地指的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么多麻烦呢？”
“但是谁，谁能拿走呢？谁策划的这一切？”对方浮肿的面颊透出病态的青色。“为什么？要知道一切都是算计好的。一切都考虑到了！怎么会有这种结果呢？”
检察官一开始就把谈话安排得使官员处于明显的被动局面。检察官有意识地没把话说完。为了给这两种想法的解释提供理由，他遮遮掩掩地用好多虚线标出了题目，好像因为遗忘而混淆了两个人都知道的事实，为此不得不时常改正。仿佛他突然毫无理由地去了人烟稀少的防御阵地，暴露了后勤部队，招来议论者的攻击。
客人明显地激起了官员过分的坦诚。这一点太明显了，但是病人没有发觉这个诡计，因为他没有想到这一点。
终于，好像有人打断了他的话，因为从有窟窿的口袋里掉出来一批名单，记载着投资于“俄罗斯性亢进剂”生产的那些受人尊敬的人的姓名、职务等，一些缩写词跳出来了，如：内务部、司法部、财政部，预计的投资数目也展现出来了。
检察官注意地听着，一次也没打断对方。当对方已无力讲话而沉默的时候，他用掩饰得非常巧妙的那种激情说道：“我答应作……我将竭尽全力去做我能做的一切，将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你和所有人都将得到百倍的补偿，正如事先协商的那样。别难过，别着急，好好养病，养足力气。想想自己，一切都会平安无事。请你记住主要的一点：俄罗斯需要你，我们大家需要你，我是作为你最亲近、最真诚的朋友，才这样对你说的。”
“我已认识你二十五年了……我们经历了多少共同的事情啊：苏共中央的垮台，联盟的崩溃，所有的叛乱、改革，整个的过程，我了解你是一个极诚实的人……你任何时候……”
检察官正了正鼻梁上的老式时髦均金丝边眼镜，又往下按了按放在桌子上的一个小型录音机，它顺从地停下了。
今天和前几天的区别在于今天天气很好，甚至可以说特别好。谁能想到身居要职的高级官员能够招供，供出所有人？当然，检察官了解大部分投资者，许多人他已清到了，但现在，克里姆林宫官员录在磁带上的供词已得到实质性的证明。
带金丝边眼镜的那个人笑了一下，但笑得有点神经质，酸酸的。原来，在高层警察的圈子里的罪犯要比整个莫斯科各个派别多得多。
“香蕉共和国……黑手党国家，”检察官嘟嚷着说，“是的，‘克里姆林宫的犯罪团伙’，这是很严重的，太值得注意了！”
是的，在这所专门医院里的所见所闻甚至使他，这种消息灵通的、能沉住气的人都变得惊慌失措。
“婊子……”书房的主人伤心地说，“需要组织专门机构对付这些人……”
检察官细细的手指放在了录音机的键子上，听到轻轻一弹的声音，于是，扬声器里又重新响起了声音：“但是谁，谁能拿走呢？谁策划的这一切？为什么？要知道一切都算计好了，一切都考虑好了，甚至连小事都考虑进去了？怎么能是这种结果呢？”
检察官把谈话听完之后，从录音机里取出微型盒式磁带，并把它藏到了保险柜里。这之后，地拨了一个只有他一个人熟悉的电话号码，用尖溜溜并很郑重的声音对着话筒说：“里亚宾娜？是的，是我。加紧检查所有欧洲的大银行，看着钱是否到那里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警察局施加压力，让他们加紧做瓦列尼克的工作。这家伙应该知道许多东西……
第三，继续寻找娜塔利娅·那依琴柯。第四，始终和华沙保持联系，什么？你建议把苏霍伊抓起来？做这件事是不值得的。“在打电话人的声音里突然听到了一种浑浊的语调，”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他呢？况且，没有钱。不！在任何情况下也不需要他。“检察官从桌子上拿起”防蚀金笔“，开始在空白的、有国徽的表格上画上某种令人费解的图案。看起来，他是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
“而我们那位年轻朋友柳特怎么样了？成绩怎么样了您说很好。
加快训练科目，我马上就需要他，移动电话就放在政府的‘直升机’旁。”
检察官吸完了烟，沉思地看了一眼窗外，看着古老的克里姆林宫那红褐色的砖墙。
特殊考验
莫斯科郊区。寂静的小村庄那低低的石棉瓦房顶，透明的红色的落日，以及落日背景上的三个剪影：穿着天蓝色连衣裙的少妇、小孩和一个强壮的男人。他们手挽着手，走在池塘的岸边上，边走边谈。秋天的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风吹在水面泛起层层波澜，尖器的小燕子在傍晚的空中飞来飞去，钓鱼人在洒满阳光的路上把那长长的、轻巧的钓鱼竿扬起来。
安宁闲逸，一片平静、静溢的快乐，好像永远都将是这样……
那个男人，马克西姆·涅恰耶夫，简单点就是马克西姆，此刻他还不是任何一个柳特，而是一位模范文夫，一位可爱的父亲。身穿天蓝色连衣裙的少妇是他的妻子马丽娜，那小男孩是他们的儿子保尔。孩子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兴高采烈的事，母亲静静地笑着，落日在池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