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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儒家的情况的确有些不同。儒学主张“正人先正己”，认为应该自己遵守礼法，然后再要求别人这么做。而且往往是高级别的“礼”，如父、夫、君，要求级别低的 “礼”，如子、妻、臣。而且特别要求低级别的“自律”。即尽量作出服从的样子来。庄子感到儒家这么做非常“恶心”，就象给君王舔痔疮一样。当然，现实比想象更加恶心——尽管庄子以想象力著称。秦始皇终于按奈不住，一下子埋了很多这样的“人才”。
当然，以上都是非常概括地说的。主要是从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方式和其所作的“贡献”而言。
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间，《老子》占据了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可以说，它是中国古典哲学这个大体系的基础。特别是这部书为中国的道德学说廓定了一个相当确定的框架。而后来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有关道德的学说，不论是道、墨还是儒，并没有超越这个框架。
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主要有两次，而且都是外来思想所引起的。
一次是汉、晋时开始传人中国的佛教；另一次则是本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
这两个对中国思想发生重大影响的外来思想，其共同点在于它们的世界观都是所谓的“辩证法”的——而这与老子的方法又完全一致。
这两次外来思想又无一不经过了中国的“本地化”之后才真正被中国人所接受。甚至也可以说，佛教是准道教，而马克思主义是准墨家。如果人们对于这个观点还感到非常难以接受，那么这里只是希望人们将这四种理论两两对照，应该能够发现很多共同的地方。
例如道、佛，在《红楼梦》里就已经双双出现了；而墨派与马克思主义呢？当然不能说墨派是什么中国古代的“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墨派的许多主张和作法是非常类似马克思主义的：
1。 墨派主张“兼爱”，主张“以天下为公”；
2。 墨派主张以暴力实现他们的理想；
3。 墨派有极为严密的秘密组织，在组织内部实行严格的集中制度，墨派甚至在组织内过“共产主义”的生活等等。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不屑一顾地反驳，说什么墨派是“小生产者”的代表等等。但这样说就等于是指责墨子没有在2000多年前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了。
人们并不了解墨派，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非常“私有化”，甚至政权本身都是私人财产的时代，会出现例如墨子这样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确，儒家提倡 “仁”，推行“礼”，但就儒生来说，无非是想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同，“往上爬”而已；道家明确将个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只不过他们所认为个人的利益与儒家的不同罢了。这里只有墨派毫不犹豫将“义”放在自己理论和实践的首位。无论如何，这个“义”不是直接为自己利益服务的。
如果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那么为了完成老子的体系，准儒家的体系的出现就将成为下一个事情了。虽然现代的所谓“新儒学”完全走错了方向。因为无论是佛教，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在完全不知道道、墨的情况下，自由发展起来。只是在它们完全发展起来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们居然是如此相象。
可见所谓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它潜移默化地存在于国人的潜意识之中。只有通过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之后才可能被意识到，被超越。而通过对中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式的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弄清楚民族思维形式的来龙去脉，为民族精神的进步作出贡献。
可以说，《老子》一书正是处于这个伟大的民族精神进程发展的源头。这也是为什么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切研究都要从《老子》开始的原因。
说《老子》是中国古典哲学的起源，当然会遭到一些人的反驳。他们认为老子在时间上在孔子之后；或者否认存在老子其人，就象有人否认耶稣基督的历史存在一样。
对于《老子》和老子的这些“渺小的敌人”来说，仿佛时间的先后就确定了对方的全部的辱和自己的全部的荣。然而不论时间先后，《老子》一书已经从理论上奠定了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所谓“道德哲学”的基础。不论孔子在老子的前、后，或同时，孔子的体系根本就是老子的一个分支的充分发展而已。同样的事情庄子和墨子也做了，而且一点也不比孔子差。
认为孔子早于老子的全部内在秘密，不过在于否认孔子曾“师于老子”这个理论上的渊源罢了。我们看到，这种说法其实只是在宋、明之后才开始“引人注目”，并 “广泛流传”的；而比较早的历史记录，无一不是将老子放在孔子的前面。甚至以儒学“正统”自居的韩愈也没有想过要否认这个事实。可是儒学的“后裔”仍然试图抹杀历史。他们所提的论据，没有一个能够站得很稳。而且几乎没有一个论据不曾受到有力的驳斥。
对于那些否认老子确有其人的观点，显然与那些认为孔先老后的观点是直接矛盾的。与上面的情况相仿，比较早的说法，如《史记》等，与这些完全互相矛盾的说法不同。在这里，实在没有必要再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喋喋不休——总之，胡适“考据癖”式的人物并不会因此而改写历史。
本文并不准备将精力放在历史的考证方面来，作者认为这个方面的工作已经被其他的学者做了，而且做的接近完美，“几于道”。本文的任务在于理论的考证。也就是说，将通过对《老子》的研究，试图把握中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脉搏，了解什么才是所谓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这个工作在以前并没有被提到哲学工作的首要地位来做。
这就是说，中国古典哲学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有机体系，有其自己的特殊命运。特别是我们将通过对《老子》的分析研究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与西方古代哲学，古希腊哲学和古罗马哲学不同，中国古典哲学从一开始就不仅有相同的研究对象，而且在内部结构上存在着有机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不是潜在的、被后来的研究所发现；这种联系从一开始就被意识到了，而且明确的表达出来。与老子相比，法、道、墨、儒各个大的流派其实都是《老子》的哲学遗嘱的发挥和完成。
另一方面，除了法家的理论之外，道、墨、儒在先秦之后、民国之前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当然，在这个伟大的精神进军中，还有佛教的加盟。
道家的发展：汉、晋时期的玄学。兴起于唐王朝，而兴盛于明朝的道教。
儒家的发展：人们甚至存在将中国古典哲学的历史“简化”为儒学的历史的错误倾向。在这里，对于儒学的发展反而不必多说了。
墨家的发展：应该说，自汉朝之后，墨家的活动就趋于消失了。这是中国哲学史的悲哀，但却是历代统治者的福音。因为墨家信徒过于服从组织的形式，拒绝接受国家的权威。但如果看到，在明朝后期，即所谓中国的微弱的思想启蒙运动时期，很多思想家不仅从传统的老庄的立场上反对儒家学说，而且也对先秦时期的墨家理论再次产生了注意的话，就要说，墨子并没有被人们忘记，其实它也很难被忘记。每当国家建筑趋于瓦解的时候，墨子式的言论及其实践，就会摆脱幽灵式的存在而变得现实起来。
当然，有关法家的情况，应该再更加详细的讨论。毛泽东曾说过，历代有作为的人物都是法家。然而后来的法家在理论方面是不是有突破韩非的地方呢？或许的确存在，但由于人们长期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谓“道德”理论方面，所以对这个问题注意得不是十分全面。
而我们综观这几乎长达2500年的思想历史的话，会再一次发现，河的尽头闪光的正是《老子》。对于那些将庄子（例如晋代的学者）、孔子或其他什么人放在这个位置的人来说，全面认识中国古典哲学是困难的。他们尽管在论述某一家的言论时会侃侃而谈，但只要一涉及其他流派，就会立刻陷入激烈的辩论之中。因为他们没有将这些派别放在它们适当的位置，所以即不能很好地认识自己所辩护的派别，也不能很好地理解自己所攻击的派别。
至于《老子》的主要内容，概括地来说，就是所谓“政治”。老子的理论就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本文也主要从这个思路理解老子，看看究竟老子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与众不同的事情或道理。
当然，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人们目前还无法接受这个“论断”——仅仅目前是论断，当本文结束之后，就成为结论了——人们更喜欢从更加“抽象”的角度，甚至是逻辑的层次理解老子。对于这种几乎是执着的信仰，我深知，其主观的目的未必是对老子这个在我看来是中国古代第一哲人的贬低，相反，这种信仰认为，越是将老子局限在抽象的层次理解，就越能提高老子的思想的普遍性。
然而这种观点至今在对于老子的研究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此其一。这种观点居然从《老子》那里读出了“数学”，甚至还有“生物学”等等，其实这对于老子本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侮辱。这些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者”，在老子看来都是他的理论所需要加以“提防”的。老子认为统治越是简单就越好、越是集中就越好。所以没有理由认为老子是在这里谈论“自然科学”！总之，对于老子而言，建立统治比什么都重要，其他的事情“可以不谈”。“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此其二。
老子的生活年代，从《老子》一书中不能准确地确定。因为老子似乎没有提到什么“先人”。这就更加显示出其人的“大宗师”的气度了。诚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例如孔子就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而老子只有“道”。
虽然如此，老子大致的生活年代一般还是能够确定的。正是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