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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把相关的情况进一步弄清楚，还得从《山海经》说起。据《山海经•；海内北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何谓“梯几”呢？晋人郭璞注曰：“梯，谓凭也。”这样一说，则“梯几”就是“凭几”，西王母也是一位喜欢挨靠“几”的。对我们来说非常幸运的是，西王母是东汉画像石艺术的重点表现对象。在一些东汉画像石，比如山东嘉祥洪山村出土的画像石上，端坐的西王母面前，放置有一器，该器有一横向平面，其下两边各有一排细棍组成的一组支足。这一形式，与西汉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一件漆“几”的实物完全相同。马王堆漆几，正是由两组支足支撑起一个窄长的平面，每组支足各由四条细棍组成。有意思的是，这两组支足又备有长、短两种类型，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随时拆、装变换，所以“遣策”中称其为“漆画木变机（几）”。出土物与图像资料相印证，一方面，明确了马王堆“漆画木变机（几）”就是古人所凭、所依的那种“几”；另一方面，也证明画像石表现的，正是西王母“梯几”即“凭几”的经典形象。（早就有专家考证指出，东汉画像石中的西王母头上所戴饰物即为“胜”，因此是在表现西王母“戴胜”这一细节，可见这一艺术对《山海经》中西王母形象的再现相当忠实。）
我们看到，画像石上的西王母，是正面端坐，几就放置在她的正前方，她双手合拢，两条前臂一直到肘部，都放置在几面上。这，应该就是汉代人观念中的“梯几”即“凭几”的姿势了。事实上，西王母并不孤独，与她采取同样姿态的形象，在东汉画像石、画像砖中频频出现，包括东王公、战争场面中的主帅等等。不过，最常出现这种形象的，是所谓“家居”或“拜谒”的场面，在这些场面中，位于中心位置的男主人都像西王母一样，凭几安坐，接受其他人的服侍或拜谒。这些人物不仅姿态一致，就是面前那张几的形式，也与西王母所梯之几、与马王堆“漆画木变机”完全相同。其中，最重要的要算四川成都青杠乡东汉墓出土的“讲学图”画像砖，这里非常生动具体地再现了汉代儒师授学的场面，其中，儒师坐于席上，面前放置着一张几。（在这张几上，还覆盖着织物，忠实地反映了当时冷天在几上盖几巾的风俗。）儒师与西王母一样，把双手合拢在袖管里，就是所谓“抄着手”、“袖着手”，然后把手和双臂都放置在几面上，向着恭坐两旁的弟子们循循授教。在“家居”、“讲学”等表现日常生活场景的写实题材中，频频出现这样姿态的人物，可以推测，艺术家如此描绘，是在反映当时真实的生活风俗，是在反映那个时代现实生活中人们使用几的普遍方式。由此也可见，汉代艺术家们在表现西王母“梯几”的神话场面时，完全是按照着现实生活的样子来进行。看起来，西王母的姿态，恰恰是展示了古人“凭几”的标准方式。
“讲学图”以非常熟练的艺术手法，把儒师处理成四分之三侧面的形象，这就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坐姿。他采用的是跪坐的姿态，这，或许可以解释古人爱倚靠“几”的原因。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人们坐在席子上，周围没有任何靠背、扶手一类的东西可以依靠，所以就发明了专用的器具来让身体有所依凭，这就是“几”。其次，推测起来，人在跪坐的情况下，身体重心向前，人体不自觉地就要向前倾，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使用几时，是将几放置在身前，人把手臂放在几面上，由此来获得一个支点，舒缓身体的紧张。（但“隐几”是一种特殊的姿态，限于篇幅，只能专文另述。）在画像石中，有些凭几的人物被表现成侧面的形象，这时可以清楚看出他们都是采取跪坐的姿势。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跪坐的姿态造成人的身体重心向前，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向后仰靠，所以才造成当时生活中长期没有靠背类家具的出现，相反，人们倒想到了在身前放置一个专门家具来支撑身体。
第三章 起居第27节 得几而止（2）
由此可知，几是特定的起居风俗的产物。南郭子綦完全用不着去凑合低矮的案，他像当时很多有身份的人一样，家当里有专门的几，就是为了凭靠身体用的。实际上，在战国楚墓中，就出土有与“漆画木变机”形式大致相同的漆几实物。利用马王堆出土物，正好可以开展案与几的比较：案高仅5厘米，但案面长76。5厘米，宽46。5厘米，可以放整套的食具；几如果装上长足，明显要比案高出许多，但几面长90。5厘米，宽却仅15。8厘米，是个狭长条。这样的狭长几面当然不方便放置物品，这也不奇怪，因为它本就不是为承物而设，它惟一要搁放的，就是人的一双手臂。《说文》释“几”字时说：“象形。”段注：“象其高而上平可倚，下有足。”说得非常确切，几的平面，就是为了要让人体来倚的。
其实，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对“几”的定义、解释都是非常清楚的，因为这里涉及的正是他生活其中的日常风俗。他虽然说“案”为“几属”，但在涉及到“几”时，从来不说它有承物的意义，而一再明确地指出它是供人凭依的。如释“几”：“几，凥（居）几也。象形。”段玉裁注得非常详细：“凥（居）几者，谓人所凥（居）之几也。凥（居），処（处）也；処（处），止也。古之凥，今悉改为居……古人坐而凭几。”（括弧中字为作者加，下同）“古人坐而凭几”，正点明了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存在的一项生活风俗。
这一风俗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大约一直到唐代中期，随着人们坐姿的改变，随着高椅、靠背椅等新式家具的风行，才基本消失。有意思的是，许慎说几字“象形”，这是指汉代及汉以前“漆画木变机”这样的两足几而言的。在长期使用中，人们为了适应身体舒服的需要，不断对几改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几已经变成了一种很特殊的形式：几面缩减成了条棍状，呈弧形，相应地，在弧形几面下安有三个外撇的支足，足端一般都做成兽爪状。其实，邹阳《几赋》里所咏的几，就已经是这种弧形的三足几了。三足几的陶制明器，在南朝墓中多有出土，往往放在象征士大夫生活方式的陶牛车、陶坐榻上。汉代墓室艺术中的时髦在此时也仍然流行着，墓主人都要把自己表现成这样的形象：穿着士大夫的时尚服饰，身前放置一个三足几，一只手扶在几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柄麈尾，俨然一副清谈的模样。从中可以看到，几的样子虽然变了，但人们使用它的方式还是没变，仍然是将其置于身前，把手臂放在几上。三足几的好处是“以人为本”，其弧形的几面环绕着人体，无论是搁置手臂还是倾靠身体，都让人感到更舒适、更自在。
实际上，这个时期的艺术中，几是个常常露脸的角色，只要是贵族、士大夫的形象，什么敦煌壁画中的维摩诘、《古帝王图》中的陈文帝，身前一律安有三足几。另外，两足几也没有消失，《古帝王图》中的陈宣帝，《步辇图》中的唐太宗，都作为著名的男模特，给后世好好展示了一下在步辇上“凭几”的方式：这时期，人们的坐姿已经改为盘腿而坐了，但几置于身前，用以搁置双臂的形式却还没有变。这些例子，正可说明“古人坐而凭几”的风俗，说明在人们习惯席地或坐矮榻的时代，以几来支持身体，是最日常的起居形式。而三足几的流行，更说明在古人那里，几与案不仅有区别，而且一度还距离越拉越大。实际上，由于几是专用来供人凭和隐的，所以，从汉末开始，人们干脆呼之为“凭几”、“隐几”，以致这两个词同时既可以当名词用，又可以当动词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弄清几的本义，也并非全然无关紧要。打个比方，在先秦到唐代前期的这漫长时段里，你如果从一个体面人家的厅堂窗口望进去，多半会看到这家的主人正凭几而坐，这就如同在今天望进谁家客厅的窗口，多半会看到一家人坐在沙发上一样，是最自然和普遍的事情，是最日常可见的生活状态。当然，古代生活不像如今这样讲究舒适和民主，今天，客厅里的沙发无论男女老幼谁都可以坐，但在古人那里这样的风格可行不通。几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凭，由谁来凭，怎样凭，还是摆在那里但故意不去凭，在古代生活中都是大有门道的。实际上，通过《周礼》等经典可以看出，几的陈设和使用，在先秦时代已经成了“礼”的一部分，在实用之外还被赋予了仪式化的象征意义。
根据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观点，我们今天最常用的三个字，“凭”、“居”、“处”，都与古代用几的风俗有关。“凭”是“依几也”，居字本应为“凥”：“処（处）也。从尸几。尸得几而止也。”段注：“凡尸得几谓之凥。尸即人也。”这就是说，居的古字“凥”，就是人靠着几而坐这一生活方式的象形。而处的古字为“処”：“止也。从夊几。夊得几而止也。”至于“夊”的意思是：“从后至也。象人两胫后有致之者。”“胫”是“膝下踝上”（段注）的那一段小腿，而“致，送诣也”（段注），因此，“処（处）”就是人在跪坐状态，小腿部分向前伸到有几的地方为止这一人体形态的象形。汉语中至今频繁使用的三个字，都来自于人们使用几这一风俗的象形，这就更见出几在古代生活中的重要和普遍。
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居”的古字和古义。《说文》在释“凥（居）”时意味深长地提示到：“《孝经》曰：‘仲尼凥（居）。’凥（居），谓闲凥（居）如此。”段玉裁有一段详细深入的注：“此释《孝经》之凥（居）。即‘小戴’之‘孔子闲居’也。郑‘目录’曰：‘退朝而処（处）曰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