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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当然是什么样的都有，左思那样的丑男想必少不了。但是，在文学中，手拿弹弓的，必定都是美少年；光是青春貌美还不够，还要同时满足另外两个条件：既富且贵。这显然不符合现实。
实际上，“韩嫣金弹”这则记载，已经为后世一切挟弹少年形象定下了调子：富贵优裕的出身，青春美好的容貌和风度，旁若无人的骄纵性情，轻松自由的人生姿态；心目中根本没有“社会成规”的概念，行为必定是无法无天，荒唐卤莽，却不失纯真坦率；对他来说，生命本身既没有任何负担，也没有任何禁忌可言，如果没有战争的话，那么人生内容基本上只有两项，就是无休无止的享乐和冒险，而冒险，则是以违法乱纪为主，是蔑视和挑衅国法、社会成规以及正常的社会秩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真正的享乐，是赋予人生以分量的那枚砝码。这样的少年，在当时的社会上想必确实是有的，但理想的外貌、地位、人格都完美地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的情况，恐怕也不会很多。当文学热情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展示这样一种完美的形象的时候，应该说，是反映了一种观念，反映了一个时代对于男性人生，对于青春，对于生命的一种理想。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潘安以自己的青春和漂亮，让这理想似乎真的化作了现实的时候，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而左思的问题，可能是他上述条件样样都不具备，可偏去瞎凑热闹，这就亵渎了公众的集体梦想，是很严重的冒犯，难怪大大地激怒了异性。
有意思的是，在“韩嫣金弹”的故事叙述当中，对于当事人韩嫣的态度很是暧昧，韩嫣的形象，仍然带有鲜明的负面色彩。这一事实几乎有一种象征性，象征着弹弓从“晋灵公不君”中的反面角色向正面转化的过渡，或者说，青年玩弹弓打弹子这件事，在人们心目中由负转正的过渡。故事的谴责之意，当然是通过其主要情节——金弹丸来表达的。毕竟，这美少年的非常身份，他获得尊贵地位的方式，实在有悖正统，按道理，他只配做个反面教材。因此，说他仗着汉武帝的宠，不干好事，恣意挥霍民脂民膏（他不是“赏赐拟于邓通”吗？可见他金弹的消费，实际是由国库买单的！——故事这么暗示着），这当然就有在道德上一棍子打死的作用。但是，这个故事的意象组织是如此美妙，被用如此轻悦的语气讲述出来，打金弹这个情节是如此的气派不凡，如此的浪漫不羁，让听故事者的价值判断不由地就产生了动摇。这就是文学的妙处，其感染力往往是声东击西的，连创作者自己也不能控制，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讲些什么和真正讲了些什么。读者在这个故事中强烈感受的，实际倒是生命的欢快，青春的幸运，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人的幸运感。如果韩嫣的真人确实像在故事中这样“有型”，那也就难怪汉武帝要对他一往情深。想一想此时此际的汉武帝也是个矫健少年，雄心勃勃，生命力旺盛，这二位倒是完全可以像意大利人那样高唱：“我们是最美的一对……”
到了“掷果潘安”的故事里，负面的阴影已经完全地被剔除了，在这里洋溢的只有青春的幸福感。一个年轻人，就因为漂亮，有身份，生气勃勃，合乎人们所想象的男性标准形象，就受到异性的热烈追捧，成了全社会的宠儿。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吃惊的发现。在传统文化中，青春似乎总是备受压抑的，因此，文学中一提到青春，就总是充满受尽压抑的哀恨之感，是诉不尽的一腔曲折幽怨，典型如《牡丹亭》中的“游园”，《红楼梦》中的“葬花”。但挟弹少年们的青春却与这种状态截然不同。应该说，闪烁在他们的故事中的，有一种看待生命的根本态度，为我们完全陌生。我们所熟悉的预想人生的方式，总是认为生命天然地与不幸感相联系在一起，活着就必然不幸。由此养成的习惯作风就是，坚决地认为自己不幸，并且，越渲染自己不幸，就越觉得自己有趣（典型的就是《西厢记》张生自道“小子多愁多病身”），对于个体生命的感受，就是无限的自艾自怜。这种态度几乎已经成了我们的气质的一部分。但是，挟弹的韩、潘二少年，却透露出一个奇异的信息：历史上的中国人对生命曾经有过另样的眼光。中国人曾经相信，人是可以幸运的，幸福的人生是可能的；一种美好的生命状态，完全有可能出现，即使其存在只是暂时的，是需要充分条件的。
作为文学史上一系列“挟弹少年”的开路先锋，“韩嫣金弹”与“掷果潘安”实在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开头，同样挟着弹弓的后来者，却再没有人能创造出更有气魄的故事，也不及他们有光彩。不管是出于真事还是传说，这一双美丽（除了美丽，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呢？）的身影，都让我们震惊于古人创造世界、创造人生、创造故事的能力（在古人那里，这三种创造活动曾经是一体的，不像今天分工这么细）。青春的幸福感，生命的幸福感，通过两个少年的身影，得到了永远的表达。
第四章 鉴赏第55节 与伟大的过去重逢（1）
1506年，古罗马群雕《拉奥孔》出土了，米开朗琪罗是首批冲去观赏的人之一，而他所看到的，让这位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真是激动难抑。这组重见光明的古代作品给欧洲人带来的巨大震撼，大概在德国作家莱辛的专著《拉奥孔》一书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在书中，作者把这座雕像，以及另一件古希腊作品的罗马复制件《观景殿的阿波罗》，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类记载曾经让我们困惑：一两件古代艺术品的出土，何以召唤起如此巨大的激情？书本可以记录事实，却无法提供关于心灵的答案。然而，人类的经验是会彼此重复的，几个世纪之后，一个非常类似的场景出现了：面对着山东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我们也在体验着同样强烈的精神的撞击。这是非常少有的、值得珍惜的经历，它让我们明白，有些关乎心灵的经验，是不可能完全通过书本传达的，只有人心被忽然放置在同样的场景、机遇中，才能够理解前人那难以言传的澎湃情感。
目前，魏晋南北朝之于我们的关系，大概正类似古希腊罗马文明之于文艺复兴初期。对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们来说，通过各种渠道传留下来的文献和文物，都指明了一个古老辉煌文明的存在。可是，时间给古代的希腊罗马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的面纱，使它变得面容模糊，难以看清。《拉奥孔》、《观景殿的阿波罗》，以及更晚些发现的《米洛的维纳斯》、庞贝古城等等，恰恰让古希腊和古罗马忽然面容清晰地重现在欧洲人面前，并且，以它们难以想象的美，证明了古代文明所达到的高度，这一高度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后人最大胆的想象。还有什么比美更能说明一切，代表一切，更能征服人心呢？这就难怪米开朗琪罗在面对《拉奥孔》的时候，会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站在青州石刻之前，体会的恰恰是同样的情感。
应该说，近代中国人是幸运的，因为，像这样的激动人心的体验，我们其实已然经历过了一次，那就是一个多世纪前敦煌石窟的发现。敦煌艺术彻底地改变了近代中国人对于唐代的历史和艺术的认识，并且，进一步地，也修正了对整个中国历史和艺术的认识——如果我们谦虚一点，暂且先不提它对于整个人类历史和艺术的意义。然而，一个梦想的完成，总是意味着另一个梦想的开始，敦煌在展现了唐代文明的辉煌的同时，还暗示着一个更早的灿烂时代的存在，这种暗示，就像穿过时光遥遥传来的一声呼唤，招引着我们，向中国文明的更为上游的地段进发、探险。
敦煌的唐代壁画和彩塑，连同其他一切唐代的艺术品，都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如此成熟和丰富的艺术，当然不会凭空从天而降，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是怎样孕育生成的？换句话说，它的前身，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一旦把唐代艺术与汉代艺术相比较，二者在风貌上的巨大差别，其实已经为这疑问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在汉与唐之间，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必定有过一个伟大的艺术创新运动，一个艺术大变化、大发展的辉煌时代。我并不赞成对于欧洲文艺复兴的极度迷信，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概念之前，我们不妨先借用一下这个词汇——可以说，在中国的4到6世纪，有一场宏伟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曾经遍及大江南北。其实，敦煌石窟中北朝艺术的遗存，已经以它的规模和水平，充分揭示了这样一场运动的曾经发生。
当然，当初那一场艺术革命为后世留下的线索，远不止敦煌一处，实际上，比起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来，我们所拥有的条件要远为优越得多，历史和现实都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充足的准备，来与一段伟大的过去重逢。首先，异常丰富的文字资料，让这一时期思想、学术和文学的佳篇珍章世代流传，因此，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关键时代，始终不曾被后人忘怀。此外，我们不要忘了书法这一中国艺术中最珍奇的花葩，看一看“二王”书迹与汉代书风之间的截然差异，谁又能否认一场巨大的艺术创新、文化变革曾经发生呢？甚至在美术方面，我们也丝毫不缺乏证据。敦煌等处的南北朝石窟遗存就不用说了，最珍贵的，是那个时代的若干绘画作品竟然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比如《洛神赋图》、《北齐校书图》、《职贡图》等，虽然这些作品都是以后人摹本的形式保存下来，但，我以为，这已经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大奇迹了。
遗憾的是，这些传世的艺术品更像是一个意蕴丰富的暗示，而难以直接体现魏晋南北朝的辉煌。造成这一局面的，当然是时间，这个似乎无坚不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