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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些传世的艺术品更像是一个意蕴丰富的暗示，而难以直接体现魏晋南北朝的辉煌。造成这一局面的，当然是时间，这个似乎无坚不摧、可以战胜一切的因素。漫长的时光，使得传世的杰作都被消磨掉了青春的容颜，不复昔日的光辉。敦煌等地的南北朝石窟艺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展示着那个时代的宏伟，让人叹服和敬畏，但是，由于壁画返铅、变色，石刻风化残损，它们在当今的状况，与诞生之初的真容，早已有了一大段距离。《洛神赋图》等传世绘画作品，因为只是后人的摹本，相对于原作当初的面目和神韵，严重地走风漏气，实在无法作为衡量那一时代艺术成就的可靠标准。
在这种窘局之下，我们当然要转向考古发现的帮助。近年来陆续不断的重大考古出土，也确实把一件件优秀的魏晋南北朝艺术品带回了人间。南朝墓中的“竹林七贤图”题材的模印砖画，司马金龙墓、安伽墓、虞弘墓中风格各异的画、雕屏风，娄叡墓等处的墓室壁画……在如此众多的珍贵文物中，一个时代的杰出艺术的神秘容颜，似乎开始逐渐清晰了起来。但是，墓室艺术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它相对于地上艺术，相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最受重视、最倾注人心血的艺术，在水平上永远存在着不止一个档级的差距。因此，我们无法指着一件墓室艺术品，说，看，这就是那个时代艺术创造力的代表。更何况，这些墓室出品也确实还没有达到那卓绝的至美境界，无法作为证明一个时代的空前艺术成就的充分证据。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我们根据手头所掌握的大量文献和文物，固然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创新时代，是文艺复兴的时代。但是，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却也只能停留在推想的阶段。这就好比，你有无数的证据知道，你所爱恋的那个对象一定存在，一定拥有惊世的美，但她总是隐身在重重的帘幕后面，容影依稀，你因此总觉得心神不定，更无法向世界高声宣布你对她的激情。似乎，时间是很有耐心的，它通过种种途径，向我们抛洒着关于一个辉煌往昔的点点滴滴，仿佛在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到来之前，总该有种种先声，向世界预告，真相终将会显露在天光之下。
第四章 鉴赏第56节 与伟大的过去重逢（2）
青州石刻的出土，正是真相最终被揭示的时刻，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时刻。在这一刻，魏晋南北朝艺术的真实容颜，忽然异常清晰地、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梦中始终朦胧的面影，忽然变成了真实，比我们最大胆的想象还要美上一千倍，我们惟有被震撼了。这个时刻带有魔法般的神奇。文献记载，传世作品，出土文物，本来就像一个繁盛时代过去之后留下的满地落花，青州石刻的重见天光，使得这些缤纷的落瓣重新飞上枝头，再度成为完整的花朵，在阳光下获得了新的活力，新的意义。比如说，在涉及雕塑艺术的时候，有关戴逵在创作中“改梵为夏”事迹的记载，是最重要的资料之一，为学者们屡屡引证。文献记载说，戴逵曾经在灵宝寺雕制佛造像，他认为，直接移用外来样式的“中古制像”，是不足以打动中国民众的心灵的，于是，他决意对外来艺术进行改造。在作品初步完成之后，他特意潜身在帷帐中，偷听广大信徒观众的褒贬，然后，再根据众人的反应，一步步修改作品，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才满意。经过这样一番苦心经营的作品，终于达到了空前的艺术水平。以往，我们根据这一条资料，连同其他类似的记载和存世文物，多少有些怯生生地推断，东晋南北朝艺术家曾经对外来的佛教艺术进行本土化改造，这一改造非常大胆和彻底，并且获得了成功。终于，青州石刻验证了我们的这一推断，它们如此新鲜完好，让我们得以清楚看到一千五百年前那些伟大艺术家的惊人成绩：在这些外来的佛和菩萨的金身上，闪烁的却是中国人的容貌，中国文化的表情，并且，这容颜，这表情，达到了如此的至美境界，不仅让我们感到温暖，也让世界被打动。有关戴逵的创作的文献资料，由于青州的珍贵发现，而获得了重新的阐释，或者不如干脆说，青州石刻，造成了戴逵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艺术家的复活。这些至美的杰作昭示着，以戴逵为代表的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场艺术创新运动，无疑是人类创造力和想像力的一次大爆发。从外来艺术在中国面目一新，获得了全新的外在面貌与内在精神这一点来说，把魏晋南北朝的这一场艺术创新运动，定义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复兴”，以及本土文化传统在外来文化刺激下巨变性的“复兴”，也是名符其实。
当然，随着青州石刻一起复活的不仅是戴逵，而是那一时代的全部精神世界。罗丹站在《米洛的维纳斯》这一“神品中之神品”前时，曾经感叹：“这些杰作不禁令我想起它们诞生的民族与国家，及其精神的氛围。”这就是杰作的最神奇之处，它能够传达出一个时代、一个文明的全部内在力量。青州石刻，又岂不是辉映着它所诞生时代的精神内涵？浮现在这些佛造像眉间嘴角的玄妙的笑容，营造了一种如此远离尘世的心灵状态，怎不让我们想到，只有当时那样的一个玄学时代，才能涵育出这样的一种理想美？应该说明的是，这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并不局限于美术领域，而是在各个精神领域同时发生，互相呼应。这一时期，在玄学、小说、诗歌、文艺理论、书法乃至科技等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全面开花，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青州的发现，则以美的形式，召唤今人对这一黄金时代进行重新认识和思索。它的意义，不仅是作为新的证据，帮助我们进一步肯定昔人的成就；它的更有价值之处，是有可能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日人类思想的维度，拓展艺术与生存的新的可能性。
让我们再次援引拉奥孔的出土。米开朗琪罗看到它激动无比，是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他所渴望的力量感和表现力；莱辛则从这组雕像上看到了“尊严和克制”，并以此来证明古典主义美学的法则。比莱辛更早，温克尔曼依据对这些古代雕塑的研究，写出了《希腊艺术模仿之思考》，在巴洛克和罗可可趣味渐露颓势之际，高声呼唤“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这一对于美的新的理想，在欧洲人的艺术世界和精神世界所产生的长远影响，实在是难以言尽。这些前人的事例说明，正如其他学科领域一样，艺术史的进步，其实是建立在一个个重大发现之上的。历史常常需要这样的转折性契机，某一项重大发现，可以改变人们对于众多事物的看法，引发大家重新认识世界的兴趣，促动多个学术领域的变革，甚至导致新学科的建立。在敦煌石窟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次新的重大契机，如果青州石刻仅仅被用来讲述昨天的辉煌，那将是我们犯下的严重的时代错误。如何使那远去的时代在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脉络中再次开花结果，从而获得真正的复活；如何让我们对戴逵等伟大艺术家的苏醒的记忆，不仅仅停留在恢复他们原有的历史位置，而是成为启动新的创造激情和生存激情的动力，才是摆在今天美术史学者面前的不可推脱的责任。
第四章 鉴赏第57节 文学想象启动的地方（1）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美丽的时刻，是不该被后人忘记的。比如公元621年（武德四年）秋天阴历七月甲子这个日子。李世民在替新兴的大唐王朝打败了最强大的两个对手——窦建德和王世充之后，就在这一天，率领大军凯旋回到了长安。为了庆祝胜利，举行了类似后世凯旋礼的盛大入城仪式，仪式的高潮，是在太庙行献俘之礼。
那一天，长安百姓所见到的唐军阵容，是“阵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旧唐书•；太宗纪》）。所谓“铁马”，乃是指全身披有专制的铁制罩衣的骏马，以及马背上全身披挂铠甲的骑兵，也就是重装骑兵。今天，从西方电影里所表现的欧洲中世纪骑士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人穿沉重铠甲、马披厚重铁衣的形象。据说，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王国能有几千名这种骑士就属不易了，可是，在7世纪初的长安，新兴的唐王朝竟然列出了一万名重骑兵的军阵，随在这重骑兵之后的，还有三万名同样全副铠甲的步兵。就在这雄壮威武的庞大队伍的最前面，这一盛大场面的主角，是年轻的李世民。身为唐军的最高指挥官“上将”，他“披黄金甲”，率领二十五位大将，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其中，李勣作为重要的“下将”，也一样穿上了“金甲”，映衬在年轻的上将身边。在阳光下，李世民和他的将军身上的金甲应该是明光闪烁，连同身后铁骑们的甲胄、马衣也发出金属的寒辉，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何等慑人心魄的场面。这一年，李世民虚龄也才只有二十三岁（实龄则只有二十二岁）。中国历史上，不，人类历史上，又曾经有过多少这样的时刻，被青春、勇敢、胜利而照映得如此美丽而辉煌？
按道理，这样珍罕的场面和时刻，本来是一个文明的骄傲，是绝不会被后人忽视的。但是，它还是遭到了被忽视的命运，今天的普通的中国人，知道这件事的可是不多。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承认文学塑造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的力量。《三国演义》、《水浒》以及《隋唐演义》等一大批古代小说，几乎固定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古代历史的印象。当人们想到以往的英雄业绩的时候，一般来说，总以为不会超出《三国演义》的路数。也就是说，古代文学家的作品，决定了今天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往昔的记忆范围。毕竟，《三国演义》的读者，要比读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的人多得多，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