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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清楚，自己所热爱的人儿实际上是狐狸成仙的化身——这其实是一个狐仙的故事。任氏虽然有种种常人所没有的神奇本领，可是，普通女性都有一手功夫的女红，她却不会，幸亏长安的服务业发达，很容易就可以买到成衣，她才不至于阴沟里翻船，而是顺利混了过去。可是，话说回来，如同“赵州参军妻”这个故事所展示的，赵州参军之妻本人并不是什么狐仙，只是个平凡的妇女，可是，像长命索这样的东西，她也不再自己动手，而是去买现成品。按风俗规定，端午节时的“续命缕”，属于本该由女性亲手编制的“女红”，并且，一年只在过节这天用一次，可是女性也照样可以去到街市上买来，这也许已经涉及到“消费观念”的问题了吧。
从以上这种种线索，唐代大城市中，特别是首都长安城中，商业的繁荣，店铺的热闹，专门为女性服务的时尚业的发达和全面，已经足见一斑了。《玄怪录》的故事中说，几个月后，郑望从长安东归，还真的把将军夫人“所求物”送到了王将军家——然后就是鬼故事的部分了。唐代的长安，在女性心目中的地位，好像有点像今天的上海，它的“时尚业”天下闻名，在外乡外省，一旦有人要去长安——那时能出门四处跑的，多半是男人——就会引起女性们特别的留意，对她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机会，可以托这些上京城的人顺便捎带一些时尚用品回来。要按照《玄怪录》的演绎，女性死了化成地下的鬼，都还恋恋不忘长安城里的时髦，我真不知道今天的女性对于上海、巴黎是不是也能热情到这样的地步。不管怎么说，既然长安的流行对于闺中的生活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些有缘一到京师的人，如果有心的话，也当然会想着特意买一点这类物品带给远在外地的女性，比如我们的张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心人。
诗词中提到花钿，往往强调其轻、薄、精巧的特点，王建在《题花子赠渭州陈判官》中，就说花子像香粉一样轻，比蝉翼还薄。这样轻薄的小小装饰物，张生拿来作为礼物送给心上人，想来不至于吝啬到只送一片、两片，他托人千里迢迢送去的“一盒”中，盛装的花钿数量应该不少，总有个几片、十几片，甚至几十片的。因此，张生送给莺莺的礼物之一，就应该是装满了一只小盒的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小花片。我们可以推想，像这样在市场上一盒盒买花钿的顾客，一定不在少数，而这些缤纷的花钿，通过各种路径，最终都到了女人的妆奁盒里。路德延《小儿诗》中描写小男孩淘气，女人的东西他也要掏弄玩耍，其中的举动之一就是“妆奁拾翠钿”；顾夐《酒泉子》中描写一位感情失意的女性，则是：“掩却菱花，收拾翠钿休上面。金虫玉燕锁香奁，恨厌厌。”她把镜子遮盖起来，把翠钿和金玉首饰也一同锁进奁盒，决心不再打扮自己了。从这些描写，我们可以推想，就像今天的时髦女性的梳妆台上会有成套的人工美甲、假睫毛一类小装备一样，当时的女性在妆奁盒里，也会备有数目不少的或自制或买来的花钿，每天化妆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个性设计、当时当地的心境，以及参考最近流行的时髦风气，来挑选出几片，贴到脸庞上、双鬓上。
花钿之于唐代女性如此重要，张生千里迢迢送给莺莺“花胜一盒”，似乎也是很“懂得女人心”的，不愧是个“有情思”的“萧郎”。我们今天报纸杂志的时尚版上，不就总是在鼓吹，男人如果真心体贴女人，就得理解女人“天生”爱美、爱时髦、爱时尚物品的心理吗？这些时尚版甚至倡导说，今天“新好男人”的最新最酷版，就是愿意并且善于给所爱的女人选购内衣作为礼物。据网上的八卦消息，“新好男人”一族的镇场大将、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前些日子就身体力行，主动或者说擅自给“辣妹”太太买了一件胸罩，结果是所有的尺寸都不对，辣妹只好第二天跑去名品店退换，用这件胸罩给自己和儿子布鲁克林各换了一件汗衫；可见“新好男人”并不好当，有难度。从这一点来说，一千来年前的张生，也可以算做好男人、好情人的一个范本了，我们不能拿对贝克汉姆的标准来要求昔日的“士大夫君子”，不能要求他肯给女人买内衣，他能想到买化妆品作为礼物，似乎也就够体贴、多情了。当时，崔莺莺与寡母是在回归长安的路上滞留在了蒲州，就像一条被晾在河滩上的鱼，张生的小礼物，可以说还是给她送去了一丝长安的流行与奢华的气息呢。可是，他真的理解莺莺的“女人心”吗？说实话，花钿、唇膏，只是一般时髦的小玩意儿，在当时来说，大概也不是太破费的东西。很显然的，张生的举动，只是男人给女人献殷勤的一般方式，没什么特别的意思。来旺去一趟杭州回来，不也一样知道悄悄送给孙雪娥“两方绫汗巾，两双装花膝裤，四匣杭州粉，二十个胭脂”吗？
莺莺也送给了情人几件礼物，作为回赠。是她自小佩带的一枚玉环，还有一束发丝，一个文竹茶碾子。这几件礼物，在莺莺的心里，都是充满深意的，她希望，对方的情感能像玉一样“真”，自己也要像“环”一样贯彻始终。此外，发丝象征着她缭乱的心绪，茶碾子上的湘妃竹斑，就如同她为这段感情所流不尽的泪水，她指望着张生看到这三件小礼物，可以感念自己的一片深情，“永以为好”。可结果怎么样呢？崔莺莺在其中真诚倾诉自己混乱矛盾心情的长篇回信，被张生当做情场胜利的证据，出示给朋友们，闹得“时人多知之”，于是士大夫们题诗的题诗，感叹的感叹。这是真真正正的残忍。据陈寅恪先生指出，《莺莺传》乃是元稹的“自叙之作”，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像小说中男女互送承载着不同感情分量的礼物这样的微妙小细节，就真不知是出于文学家刻意的设计营构，还是出于当事者无心的诚实了。
第一章 服饰第6节 潘金莲与鬉髻（1）
几年前，扬之水和我曾经热烈讨论过《金瓶梅》中的“髻”问题，我说“髻”就是假髻，她则认为“髻”是从宋代女性的冠子发展而来的，二人各有自己的意见，但对这个物件的兴趣是一样浓烈。要知道，这可是关系到“潘金莲究竟是什么模样”的大事。最近，终于读到了孙机先生关于这一题目的专文，对于我等《金瓶梅》迷，不啻是个喜讯。孙先生在文章中把明代妇女的头上风光讲解得一清二楚，今后，不论谁看《金瓶梅》，只怕都得把孙先生的这篇大文同时放在手边了——非此你就读不懂书中的那些关于女人头饰的描述。
许多古代仕女画，还有诗文中的描写，给我们造成这样的印象，以为古代的女性都是把一头长长的青丝盘来绕去，做出许多形状奇妙惊人的发髻来，什么灵蛇髻，坠马髻，惊鹄髻，犹如乌云出岫，其势巍巍，高耸在女人的头顶上。其实，在很多时代，女性们并不总是这样处理头发的，至少在明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女性不是如此。明代女性最通行的做法，是用髻、云髻或冠，把头发的主要部分，即发髻部分，包罩起来。出了嫁的妇女一般都要戴髻，它是女性已婚身份的标志。未婚女子就不能戴髻，要戴一种叫“云髻”的头饰，如《金瓶梅》中的春梅在只是通房丫鬟的时候，就戴银丝云髻儿（二十九回）、翠花云髻儿（七十八回），其他三个通房大丫鬟也都戴同样的云髻（四十一回、四十二回）。
不同材料做的髻，则暗示着不同的社会内容。家境一般的女性只能戴用头发编的髻，比如西门庆第一次看到的潘金莲，就是“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髻”（第二回）；作为家人媳妇的宋惠莲，也是“戴着头发壳子儿”（第二十五回），即人发做的髻。有钱人家的妇女，则戴银丝编的髻，也有金丝髻，但不如银丝的普遍（第二十回）。到了重要喜庆场合，这金、银丝髻上要插满成套的首饰，即“头面”，头面的名目、位置、安插方式，孙先生的文章中解释得极详。宋蕙莲的梦想就是西门庆能给她“编（银丝）髻”，像潘金莲一样摆脱戴“头发髻”的命运。而孟玉楼和潘金莲一旦得知，西门庆真的打算“与他编银丝髻，打头面”，“就和你我等辈一般”，两个人都给气翻了，连孟玉楼这个一向假充和事佬儿的人，都再也忍耐不住了。她竟至于一反常态，专门去找潘金莲，阴险地进行挑唆，导致潘金莲跑去给西门庆支狠招儿的一幕，完成了书中无数次家庭内政治阴谋活动的一次典型运作。运作的直接结果，就是宋蕙莲白搭进了一条性命。一顶银丝髻能够影响人的生死，说明这“壳子儿”作为一个女人社会地位的绝对象征，是多么的重要。
比髻更高一级的是各种“冠”，这是官宦人家的正室夫人才能享受的特权。所以，“戴珠冠”在当时就成了做诰命夫人的代名词，在二十九回里，就因为吴神仙看相时说春梅将来“必戴珠冠”，吴月娘心里便十分的不舒服起来，说：“我只不信说他春梅后来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没官，那讨珠冠来？”后来，西门庆由副千户“转正”，吴月娘也就戴上了“翡白绉纱金梁冠”（第七十八回）、“五梁冠儿”（第九十六回），而潘金莲等偏房还是只能戴银丝髻。再后来，孟玉楼因为嫁给了知县的儿子、春梅因为做了周守备的正房，也都戴上了“金梁冠”（第九十一回、第九十五回）。此外，还有乔太太的“叠翠宝珠冠”、林太太的“金丝翠叶冠”等，大概即相当于《明史•；舆服志》中的“珠翠庆云冠”，似乎在当时的习惯中，这类冠是地位更高的妇女才戴的，西门庆家的女人没一个有福气戴上。
女人可以为之闹出人命来的这些重要头饰，在今天人的眼里可很难谈上美感。